中国古代的“大部制”改革

在古代中国，宰相（隋之前称为“丞相”或“相国”） 是“百官之长”。历朝历代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一般都是围绕这个位置展开的。

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在先秦时期，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三公”的办公场所称为“府”。丞相府掌管行政，太尉府掌握军权，御史府负责监察兼皇帝的秘书办。“三府”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西汉中前期，在“三府”中，丞相府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公元前8年，汉成帝实行司徒（丞相）、司马（太尉）、司空（御史大夫）新“三公制”，行政级别平行，联合执政，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

比“公”低一个级别的是“卿”。秦汉在上古周代“六卿”的基础上扩增为太常、卫尉、太仆等“九卿”，卿的办公场所称为“寺”。“九寺”是汉代的中央行政执行机构，实行的都是“大部制”。比如太常寺，掌管国家宗庙祭祀、礼仪、天文、教育、医药、卫生等，综合了现代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药监局、气象局等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行政职能，可谓西汉的“大文化部”。

两汉的“大部制”改革并不彻底。汉代“部委”不止九大部门，“九卿”是个虚数。西汉中后期，编制膨胀，仅太常寺“公务员”便多达上万人，尽管在汉光武帝刘秀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大幅精减，编制仍超过1500人。

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隋朝的“三省”指尚书省（负责执行）、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三省行政级别相当，便于相互牵制、监督。三省长官实为“宰相”，都参加朝廷最高层决策会议，各对皇帝负责。

唐朝进一步改革并明确了中书、门下二省为决策机构，尚书省为中央行政核心，尚书省尚书不能参加决策会议。这种把决策与行政分离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大部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隋唐时的“六部”是从魏晋时的“六官”改来的，即吏部、民（户） 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大部委”，秦汉时的“九大部委”（九寺） 被缩减掉3个，创造了中国古代“大部制”改革的典范，一直沿袭到清朝。“六部”中的每一部都很大，如工部，便掌管土木、水利工程、农、林、牧、渔等多个领域和行业。“三省六部”制明显优于“三公九卿”制，大唐盛世与政体的先进不无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机构精简最彻底。整个中央机构官员编制仅为640员，只有隋朝的四分之一多一点。李世民死后，政府机构编制迅速扩增。唐高宗显庆年间，九品以上内外文武官员已有13465名。武则天统治时期到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官员数额的膨胀更加严重。

宋代“六部”职权转移

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省”、“六部”、“九寺”等，到了北宋都成为虚位，实由“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全国政军大权。中书门下一把手“平章事”、枢密院负责人“枢密使”和三司的领导“三司使”，为北宋事实上的宰相。

宋代是古代中国机构最臃肿，闲官、冗员最多的朝代。到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距宋代建国仅百年时间，官员数量已“十倍于国初”。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宋神宗启动“大部制”改革，撤销了“中书门下”这一机构，恢复了唐朝时的“三省”制度。但是，宋神宗生搬硬套《唐六典》，却又未完全走唐朝的政改路线，所以“元丰改制”实际上是失败的。整个两宋时期进行过多轮类似的“大部制”改革，但始终未能奏效。

到了明清时期，也曾启动多轮“大部制”改革，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大部制”改革最有影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终结了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创设“四辅官”，出现了“内阁”制。内阁制度为清朝继承，“党议天下之政”，成为清代朝廷权力中心。

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从宋代的“中书门下”“枢密院”到明清时期的“四辅官”“内阁”制，在中国古代的不同朝代，“大部制”曾几经变迁。

（文/倪方六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