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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真伪论》相关史实辨证

时间:2024-05-04

黄文彬

《清史稿 ·徐元梦传》载:“二十六年夏,上御乾清宫,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耿介、高士奇、孟亮揆、徐潮、徐嘉炎、熊赐瓒、励杜讷及二人入试,题为《理学真伪论》。”

按,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丁卯五月十一日,《康熙起居注》记载:

“巳时,召尚书陈廷敬、汤斌,侍郎徐乾学,少詹事耿介,侍读学士高士奇、德格勒,侍讲学士孟亮揆,侍讲徐元梦,谕德徐潮,中允徐嘉炎,编修熊赐瓒、励杜讷等,命侍郎、管掌院学士库勒纳引至乾清宫内,上出首题:‘昊天与圣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次题:

‘阅农五言排律十二韵 面试。各以试卷呈览。”又,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三十二录有《昊天与圣人皆有 “四府 ”,其道何如?》对文一篇,题下记有小字

“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乾清宫应诏 ”。皆可证康熙二十六年御试之题非《理学真伪论》,是以《清史稿》实误。

实际上,清代康乾二朝御试、召试次数众多,《理学真伪论》亦是考试题目之一。而康熙帝御试词臣《理学真伪论》的时间,根据《清代起居注册 ·康熙朝(台北所藏)》第 5册记载,乃是在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甲戌闰五月初四日,同试之题还有《丰泽园赋》。此外,在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的南巡召试中,乾隆帝也曾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察江南诸生(《钦定南巡盛典》卷七十五)。合言之,康乾朝以《理学真伪论》为题之试,凡两次。

众所周知,《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旗帜鲜明地秉持 “女清男浊 ”论,日常生活中懒与男人接谈而甘心为丫鬟充役;但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声称厌恶男子的贾宝玉,其实仍然拥有一个蛮亲密的男性朋友圈:秦钟与他一见如故,情谊至深;“冷面冷心”的柳湘莲唯独和他最合得来;蒋玉菡与他初次相见即 “情赠茜香罗 ”;更有意味的是,平素最厌

“峨冠博带贺吊往还 ”的宝玉,在路谒北静王水溶之后,偏偏与其过从甚密。此四人不仅与宝玉交谊深厚,彼此间亦有联络 ——始终惦记着为秦钟上坟的是柳湘莲;蒋玉菡与宝玉交换的茜香罗便是北静王所赐。《红楼梦》为何要在倾情描写闺友闺情之余,于举世滔滔 “须眉浊物 ”之外,为贾宝玉安排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圈?宝玉这四位男性友人有何特别之处,其存在对于宝玉有何意义?

若从世俗眼光看,与宝玉订交的这四名男子很难归为同类 —或生于寒门(秦钟),或生于世家(柳湘莲);或贵为郡王(北静王),或贱为优伶(蒋玉菡)—出身截然不同,身份天悬地隔,却都成为宝玉之密友,他们究竟有何不同于一般须眉浊物的特殊之处,使得宝玉另眼相看、倾心相交?

小说第七回写秦钟 “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 ”;柳湘莲同样是“年纪又轻,生得又美 ”的“标致人 ”(第四十七回);小说第十五回写北静王水溶 “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 ”;名驰天下的琪官蒋玉菡则 “鲜润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 ”(第九十三回),其出

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圈

张洪波

众品貌更不难想见。粗看起来,眉清目秀,俊俏风流,是宝玉与这些

男性友人共同的外形特点,正所谓 “不因俊俏难为友 ”嘛。

但长相俊美绝不是宝玉择友的唯一标准。若单论颜值,红楼男子中贾蓉、贾蔷亦称 “风流俊俏 ”,贾琏、贾珍也不弱,他们却都是宝玉私心厌恶的皮肤淫滥之蠢物;而书中描写为 “剑眉星眼,直鼻权腮 ”的贾雨村、“相貌魁梧,體格健壮 ”的孙绍祖,皆堪称美男子,他们却正是宝玉最烦厌反感之 “禄蠹 ”和“中山狼 ”—可见单纯外形皮相之美根本吸引不了贾宝玉,他择友之真正所取不单在于形象气质之相似,更在于内在心性之相通。

宝玉首先结识的最重要、最亲密的同性朋友是秦钟。小说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专写宝玉、秦钟之亲密交游。秦钟者,钟情也,情种也。“情之所钟,正在吾辈 ”,其精神气脉直接呼应着魏晋风流。钟情指生存价值取向上唯重真情,而非酒色名利;风流则指生活态度上追求纵情任性、无拘无束,不以名教礼法自缚。宝玉、秦钟之情谊不仅超越尊卑贫富,且将叔侄辈分置之度外,二人自觉清醒地秉持尚情而不尚利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名副其实的 “情友 ”。

柳湘莲亦是一位孤标傲世、纵情任性的 “情友 ”。湘莲 “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第四十七回),人称“冷二郎 ”。在贾琏眼中 “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 ”(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待人的冷热之别,与魏晋阮籍待人的青眼、白眼之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待世人冷面冷心,却与宝玉最相投契;自身一贫如洗、萍踪浪迹,却始终不忘为秦钟上坟;他是尤三姐认定非卿不嫁的、具有 “别识别见 ”的真正好男子,断非满心满口唯酒色二字的珍、琏之类俗流可比,“湘莲 ”之名,实暗喻其心性清高脱俗,他与宝玉、秦钟惺惺相惜,相互订交是顺理成章之事。

小说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同样表明蒋玉菡与宝玉

交谊之精神基础亦不外乎一个 “情”字—两人初次见面便觉无比亲切和亲近,以至于互换汗巾,足见情投意合、心气相通,其后更相与甚厚。蒋玉菡得以逃脱忠顺王府,于城郊紫檀堡置田地、买房舍,其中定有宝玉相助,这使得忠顺王府径直打上荣国府寻人,惊动贾政,直接导致宝玉挨打这一轰动性事件。宝玉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却痴心不改地告诉黛玉:“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足见宝玉之待蒋玉菡,早已超越纨绔公子 “流荡优伶 ”之层次,而成为生死以之的至友。

蒋玉菡情赠宝玉的茜香罗,原为北静王所赐,三人间的奇妙遇合亦耐人寻味。宝玉素不喜与为官作宰之人交往,官袭王爵、身居高位的北静王水溶为何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北静王确实是官场中的例外。小说中写水溶 “年未弱冠,形容秀美,性情谦和 ”,“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 ”,是官场权贵阶层中难得的清流 —“水溶 ”意味着不染浊泥,“北静 ”意味着超越浮世喧嚣,其府上谈笑皆名士,往来无禄蠹,皆暗喻此人不同于国贼禄鬼的清高脱俗之处,所以宝玉每思相会,双方初见如故,日后常相谈会,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宝玉与其四友其实属于同一群大有来头的 “风流冤家 ”“异样孩子 ”—小说第一回中一僧一道即交代,有这么一群与顽石、神瑛、绛珠一道投胎转世以了结 “风流公案 ”的“风流冤家 ”,“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 ”;第二回又借贾雨村之口郑重说明,这批 “异样孩子 ”乃上天清明灵秀之 “正气 ”与残忍乖僻之 “邪气 ”交织赋人而生,其心性气质具有亦正亦邪特点: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这段文字是理解把握《红楼梦》核心人群心性特点的一把总钥

匙—这一干 “风流冤家 ”既非大仁大圣,亦非大凶大恶,同时又与普通庸常的万万人不同,他们是正邪两赋、独具性灵、不拘格套的性情中人,是一群超世脱俗、特立独行的 “异样孩子 ”,身世际遇各个不同,心性气质则息息相通,故曰 “易地则同 ”之人。其中详按起来,宝玉自是 “公府情痴 ”,秦钟则是 “寒门情种 ”,柳湘莲可称 “清贫逸士 ”,水溶堪称 “王府高人 ”,蒋玉菡则为 “奇优名倡 ”无疑。

《红楼梦》第七回描写宝玉与秦钟初次相遇,便着力传达了彼此心心相印的 “易地则同 ”之感:

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想,乃自思道:“……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秦钟 ……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 ……”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生于侯门的宝玉与生于寒门的秦钟品貌心性如出一辙,彼此

相见恨晚,油然而生知己之感,不约而同产生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若也生在 ……”的内心联想方式,引发的是同一种 “易地则同”的换位思考 ——宝玉仿佛遇到了降生于贫寒之家的另一个自己。秦钟的存在,为宝玉带来了意味深长的鉴照与联想。

“易地则同 ”是《红楼梦》独创的智慧话语,细思极有意味,其中蕴含着曹雪芹有关心性与境遇的多重思考 —心性相同的人,若更换另一种不同的境遇,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与命运?宝玉四友

相当于宝玉的多个 “实验性自我 ”,此四人的身世与命运为宝玉展示的是人生于世的不同路径,即生存的不同可能性。借此多重换位视角的开启,《红楼梦》的生存勘探视域朝向曲径分岔的深广境地不断铺展 —与宝玉性情类似的人在其身处的红尘世界,还有多少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哪一条路才是人生正途?人生正途存在吗?宝玉诸友的不同命运轨迹,对宝玉本人后来的人生选择与命运走向具有怎样的参照与启示意义?

宝玉若生于贫寒之家,其情之所钟将如何安放?其爱情与命运将如何展开?秦钟的际遇便是绝佳回答:贫窭限人,钟情成空,命夭黄泉。

秦钟家庭之清贫,从宦囊羞涩的父亲为他入读贾府私塾而东拼西凑的二十四两贽见礼便可见一斑。若无贾府接济,若无宝玉厚待,秦钟生活之困窘不难想见。秦钟虽家世贫寒,却心性高傲,情根深種,并不以功名显达为意,与宝玉、湘莲志趣一致。秦钟之死是冷酷世情对一切拒绝妥协的情种所敲响的警钟,宝玉心中如此沉痛,连姐姐元春晋封这样天大的喜事 “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宝玉之痴呆,与秦钟之钟情,原出于同一种矢志于情的秉性与志趣,为功利、势利的世俗常情所无法理解,更反证精神知己之难得与珍贵。秦钟因贫窭而夭逝,使宝玉对自己的身世境遇有了更多省思。倘若出身寒门,宝玉不过是另一个秦钟 —他不可能拥有大观园,也不可能成为裙钗环绕的凤凰,最多也只能遇到一个智能儿而已,绝无机缘充分领略钟灵毓秀的闺阁群芳之美,不能护法裙钗,更不可能使闺阁昭传;同时,宝玉禀赋之怯弱与秦钟几乎一致,倘无呵护富养而置于贫窭处境,在风雨沧桑中摧折夭逝,恐亦属必然趋势。所以《西江月》词中感慨宝玉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 ”二语言非虚设。贾宝玉生于富贵,虽无意于富贵,但又离不了富贵,正如吴组缃先生所指出的:“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这是何等无奈可悲的生存困境啊。

秦钟的夭逝成为宝玉心中永远的隐痛;那么如果存在另一位精神知己,身体更健壮,行动更自由,其人生又将如何?宝玉、秦钟共同的知交柳湘莲便是这样的潇洒豪侠之士。他是世家子弟,家境清贫,父母早丧,无牵无挂,且身怀武功,时常仗剑出游,萍踪浪迹,潇洒飘逸,拥有宝玉极为羡慕的自由。面对湘莲之时,宝玉痛感自己虽家境富贵,却如身处牢笼一般处处受拘束: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第四十七回)但柳湘莲虽拥有浪迹江湖、快意恩仇之自由,却无缘于宝玉所

在大观园中的怡红快绿,更无机缘结识异性知己,不可能如宝玉、黛玉一样拥有相处相伴、彼此增进了解与感情的条件与环境。湘莲与尤三姐之间不可能有逐步接触了解以发展感情的机会,所以误解的产生几乎是必然的。纵使尤三姐慧眼识人,于万万人中唯独钟情于湘莲这位具有 “别识别见 ”的好男子,但湘莲却从无机缘得识三姐之绰约风流与高强心性,反而听信流言,将其混同为世俗淫奔无耻之女而毁约退婚,不到尤三姐绝望自刎、以死明志之时,湘莲意识不到此女如此刚烈出色,其心性品貌正是自己的绝配。初识即为永别,柳湘莲与尤三姐的悲剧情缘表明,对于痴情男女而言,他们所处的那个男女授受不亲、允淫不允情的世界始终是个令人绝望的陷阱。柳湘莲的鉴照使宝玉清楚地意识到,他若想拥有浪迹江湖的自由,必将失去大观园,失去群钗环绕,失去与黛玉之间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的精神磨合历程与心迹表白机缘,这所有的丧失,是立志护法裙钗的宝玉愿意承担的吗?

秦钟、柳湘莲是与宝玉关系最亲近的同性知己,在他俩身上,宝玉有更多的人生代入感,而蒋玉菡、北静王这贵贱两端的不同人生,对于宝玉又有何参照意义呢?

世家子弟柳湘莲喜欢串戏,仅是票友玩玩而已;那真正 “生于薄祚寒门 ”的“奇优名倡 ”乃是琪官蒋玉菡。他身为低贱优伶,却绝非 “甘遭庸人驱制驾驭 ”之辈,以过人之才识游刃于王府权贵之间,竟能逃脱忠顺王府掌控而获得自由,于城郊紫檀堡置买产业,最终得娶宝玉身边大丫鬟袭人 —这样完美的人生逆袭,足堪铺叙为一部曲折精彩的人生传奇。蒋玉菡的成功少不了贾宝玉与北静王的支持;不过在大家公子贾宝玉眼中,蒋玉菡的人生际遇足堪同情,其幸运结局足堪欣慰,但袭人判词中那句 “堪羨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其明羡暗讽的微妙语气却使人不由得省思,倡优之出身似乎限制了蒋玉菡对 “福”与“缘”的想象。表面温柔和顺而骨子里争荣夸耀的袭人那 “桃红又是一年春 ”的洋洋喜气,与芙蓉女儿 “世外仙姝寂寞林 ”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风露清愁,在公子宝玉心目中的境界高下不言而喻。所以蒋玉菡最终获得的福缘,宝玉会真正羡慕吗?读者似可想见落魄公子嘴角微冷的笑意。

奇优名倡的人生逆袭之路对宝玉而言吸引力不大;“王府高人 ”北静王则是宝玉仰慕已久之人。这风流潇洒的郡王与宝玉品貌类似,而家世背景更强,双方初见便彼此激赏,水溶对贾政极口夸赞宝玉乃“龙驹凤雏 ”,且以过来人口吻亲切吐露:

令郎如是资质,想老太夫人、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第十五回)当水溶料事如神地说 “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 ”,

说明他在宝玉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而宝玉是否也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某种可能的将来呢?北静王既拥有在朝的爵禄,又不受官俗国体束缚;身处繁华热闹之都城,却能结交海上之高人;既养尊处优,又潇洒自由,似乎实现了入世与超世的两全 —然而这样两全其美的理想人生如何可能?从以上水溶话语中透露的有限细节出发,再结合后文的零星描写,无论读者如何努力想象,北静王那令人向往的完美人生,仍如他结交的海上众名士一般,总给人一种恍如海市蜃楼的模糊缥缈之感,犹如太虚幻境中那 “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 ”的“兼美 ”女性可卿一样,终归是一个影影绰绰的美梦而已,且其中还包含疑点重重:北静王既云 “曾蹈此辙 ”,便暗示早已 “改弦易辙 ”,那么他改了哪些,又保留了哪些,移之于宝玉可乎?钟溺可以改,宝玉本非只能钟溺而不能挨打的人;与海上高人时常谈会以增进学问,这个可以有,“每日家杂学旁收 ”的宝玉本就乐在其中;披蓑衣、戴斗笠、着棠木屐于雨中信步,如渔父钓叟般闲适归隐,在宝玉简直是太惬意 ……但若仅止于此,则谈何改弦易辙?北静王风流潇洒人生的另一面必然是:必须日日入朝处理公事(包括日后抄检贾府并适当关照);必须时常峨冠博带贺吊往还;不可能仅结交海上名士,更需应对朝中禄蠹;不可能总是闲适归隐,终无所逃于仕途经济之道 ……如此看来,北静王貌似完美的生活其实未必能够事事遂心,何况还需改弦易辙?这样的前路,宝玉隐隐掂量过,最终决绝地离开了。

宝玉对于人生在世之情景事理的推求与探寻,沿“易地则同 ”的多个方向展开,历经无数次同情的代入与痛苦的反思之后,宝玉最终未听取警幻仙姑 “改悟前情 ”的劝告,未认同秦钟临逝时 “改邪归正 ”的建议,他痛悟于柳湘莲之冷遁,舍弃了与袭人、宝钗终老之福缘,更拒绝了 “改弦易辙 ”成为北静王的可能 —在歧路彷徨的反复推求之后,宝玉最终选择了委婉而坚定的断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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