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美国左翼文学的复杂性

陈慧

二十世纪已过去十多年了，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那个世纪的美国文坛全貌已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综观那时代的美国文坛，有三大文学潮流是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的。其一，就是左翼文学思潮的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从世纪初开始就渗透进美国的文化领域，在其影响下兴起的左翼文学思潮，起起伏伏一直延续到世纪末，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坛前所未见的新颖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对这一部分，很长时间内我们仍沿用苏联学术界的传统观念，或把三十年代前后美共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当成了整个左翼文学，没有看到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全貌；或用“现实主义”这个框框去衡量左派，结果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群体被排斥在左派文学范畴之外。到苏联剧变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多少受西方主流文学史学界有意抹煞和低估左派文学的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美国左翼文艺思潮的独立存在。其二，当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异军突起。对这类文学思潮，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前大体上把它们视为“颓废文学”简单地加以排斥，改革开放以来则能够比较公正地看待它们，认识到它们是美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突出的反传统特点的文学思潮，是不能无视其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其三，是铺天盖地的商品化文学大潮。以前当然也有过商品化的文学，但到二十世纪它才真正成了大气候，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的普及，商品化文学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芸芸大众每日必需的消费品，其影响之深、之广，是前代根本无法比拟的。过去我们对商品化文学往往抱有成见，轻蔑地认为它们根本就不算艺术；但实事求是地说，在美国商品化文学中固然有很多模式化、公式化、如过眼烟云的作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产生过艺术精品。以上三大文学潮流虽各有特点，但也是互相影响并有交汇之处的。研究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也不能不顾及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商品化文学以及美国主流文化的复杂关系。

我国学界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过去客观上受资料有限的制约。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的当权集团及主流学界，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对左翼文化界进行打压、贬损，使其许多重要艺术成果和资料被埋没、封存，外界难以窥见其全貌。冷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摆脱了政治的困扰，对自身的左翼文学思潮及有关的文学史料进行重新发掘和研究，对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成就的评价也变得比较公允而客观。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就有沃尔德（Alan M.Wald）、尼尔森（Cary Nelson）、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莫非（James F. Murphy）、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卡莱德加（Walter Kalaidjian）等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较客观地研究和重新评价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论著，为我们全面了解这种思潮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左翼文学思潮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红色三十年代”前后的左翼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当时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公开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的作家，如里德、高尔德、考德威尔、马尔兹等，而且许多在全社会广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也纷纷向左转，如德莱塞、斯坦贝克、安德森、辛克莱、多斯·帕索斯等，可以说左翼文坛是群星灿烂，佳作如云，为美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时左翼文艺思潮还很不成熟，有些人对文艺与左翼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显得机械而庸俗，内部又宗派纷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看来，一方面是美国文学发展到二十 世纪已积累了丰富的“伟大传统”（如左翼批评家希克斯所说），已足以在艺术质量和文学反抗社会不公的精神这两个侧面都来一次飞跃；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形势所推动的，内有垄断资本的横行、经济大危机的到来、阶级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的高涨，外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当然以后不久左翼文学创作开始退潮，这也同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关。罗斯福推行“新政”，借鉴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做法，如施行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些改良措施使国内阶级矛盾得以缓和；战时和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富裕化，使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白领的中间阶层成为人口中的多数，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减少，许多蓝领也开始白领化，工人运动的发展难以为继。再加内有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左翼文艺人士的残酷镇压，外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缺陷的日益暴露、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冷战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减退具有必然性。即使如此，在低潮时期，仍然有左翼作家在坚持创作，用儿童文学、科幻作品、商品化文学或现代主义风格等样式继续传播其左翼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三十年代”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美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土化的进程。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大发展。从三十到六十年代，以《群众》《新群众》《党派评论》等左派杂志为阵地，在“纽约文人集群”和其他左翼团体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文艺批评家，如拉夫、威尔逊、欧文·豪、卡津、特里林、旦尼尔·贝尔、肯尼斯·伯克等，他们浸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文学批评著作，以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完整的批评体系把美国的文艺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思潮很难企及的。而到六十年代以后，又兴起了“新左派”的一批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如桑塔格、波德莱茨、乔姆斯基、萨义德、格拉夫、兰特里夏、詹姆逊等。特别是詹姆逊，以其《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三部力作，成为美国学界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典性成就。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之深，还表现在它广泛地渗透到女权主义文学运动、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犹太裔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运动之中。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艺术成就和理论建树不可小觑，但也不能低估其复杂性。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文学左翼的成员就是多元化的，其社会立场和文艺观点各异，内部宗派林立并纷争不断。其共同之点只在于要求变革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资产阶级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及其传统的文化观。早期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的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外，还有许多“波希民”（Bohemian）艺术家，他们富于叛逆精神，但往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常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反抗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其狂热的求变激情难于维持久远。至于那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一部分拘泥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其文艺政策，另一部分则较早看出此种模式和政策的弊病而去探索本土化的新观念，这类内部矛盾后来发展到几乎势不两立。从事后看来，争执的各方都有些过“左”的、幼稚的东西。这类复杂的内部矛盾也是造成三十年代末期旧左派文艺运动过早分化和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左派”，除了受国内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激励外，很大程度上是受从欧洲传过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赞赏马克思主义之“新”，主要是想摆脱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和庸俗化、僵硬化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从老左派开始的想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努力的继续。但“新左派”中除了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也有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左翼存在主义者、反种族主义人士、女权主义活动家，以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艺术家等参与其中，其社会主张和艺术观点也各色各样。至于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阐释、运用，也多有不同；到底哪些是应时代要求的真的“新”发展，哪些是歪曲和不当的“修正”，还有待认真观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其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进一步探索。从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范畴而言，这种探索是有益的，也是富有成果的。如詹姆斯的著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美学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又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从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等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形成一种动态综合、完整系统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为“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在西方人文学科内的重要话语权。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商品化文学都有扯不清的交错关系。左翼文学思潮当然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凡思潮，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思潮，都必须表现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左翼文艺思潮其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其思想理论体系或多或少、时浓时淡、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旧左派到 “新左派”，像一根红线连绵不断。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思想基础主要是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或其他西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同左翼思潮明显是不同的。但不同的思潮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左翼思潮兴起的早期，其对现代主义的态度趋于两个极端，其主流派接受苏联的官方观念，把现代主义视为“颓废文学”而加以排斥，另一端则有意与前者相对立，提倡“红色现代主义”对它全盘肯定。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全貌逐渐明朗，后来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如特里林、欧文·豪、格拉夫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评价渐趋客观、公平。他们既看到此类文学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艺术表现的独特价值，其作为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文化”和“对手文化”的积极社会作用，也指出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株连原则”、否定文艺创作的某些基本规律的流弊，以及其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极端性。这也是美国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趋于成熟的表现。至于创作实践，各流派之间的界限则不像文学理论体系那样明显， 因为思潮虽然会指导和影响作家的创作，但创作实践本身还要受到写作的客观规律、作家的生活积累、个人的心理特点以及社会氛围等条件的制约，而且有的作家同时可以受几种思潮的影响。美国左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既有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如德莱塞、斯坦贝克等，也有用现代主义风格创作的如约翰·劳森的《检阅》（一九二五）、奥德兹的《等待老左》（一九三五）等名噪一时的剧作。像表现主义强调作家要“爆发”灵魂去当“宣告者”和“鼓动者”，超现实主义主张彻底的“精神革命”和“反抗的绝对性”等，都很适合一些左派作家表现其抗争激情的胃口，因此受到欢迎是不奇怪的。左翼作家也在不断致力于艺术的创新和突破，这方面同现代主义有共同的诉求。所以从创作实践看，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两者间有不少重合的地方，难以笼统地加以划分。至于六十年代以来的“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两者既有区别有时又难解难分。

美国左翼文学同商品化文学的关系，也同样复杂。过去我们只看到两者间势不两立的方面，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确实，老左派特别是“纽约文人集群”的某些人，对商品化文学是嗤之以鼻的；但对许多左派作家来说，采用通俗的商品化文学样式是播散其左翼理念并避免遭到当权集团压制的好办法，也是其借以谋生的实际需要。因此从二十至三十年代起，就有许多左倾艺术家积极参与到好莱坞、百老汇等商品化艺术活动中去。像纳·韦斯特（Nathanael West， 1903-1940），是在好莱坞当电影编剧多年的左翼作家。他的代表作《蝗虫时代》（The Day of the Locust， 1939，小说，后改编为电影），是同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的描述“美国梦”幻灭的力著。作者通过父女两代演员噩梦般的遭遇，揭示了在极个别的做成了“美国梦”的明星背后，在好莱坞这个“梦幻制造场”里活生生演出的是绝大多数人梦想幻灭的悲剧。小说把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刻画同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巧妙地结合起来，情节发展到最后变成了黑色幽默式的闹剧，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像韦斯特这样多年隐身于好莱坞、百老汇等处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往往被主流文化视为叛逆而遭打压，又被当时左翼的批评家们视为商品化文学而不予重视。从上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学界才出现了多部专门研究好莱坞等处的左翼作家的著作，如施瓦茨（Nancy Lynn Schwarts）的《好莱坞作家的战争》（一九八二）、 迪克（Bernard F. Dick）的《激进的清白：好莱坞十人案的批评研究》（一九八九）等。“新左派”不像老左派，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包括商品化文学，也并非都是糟粕，有的也寓有严肃的思想，应该受到重视。所以他们与后现代主义和商品化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不少“新左派”作家能将流行文学形式同其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技巧精妙地结合起来，做到市场销路和艺术价值俱佳。如玛丽琳·弗伦奇（Marilyn French， 1929-2009），这位美国知名的女权主义左翼作家， 其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女洗手间》（The Womens Room，1977）中鲜明的女权主义意识就是通过生动紧凑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而表达出来的，做到了严肃的政治内涵与通俗可读的艺术形式的巧妙结合。因而它一问世，便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立即成为具有可观商业价值的畅销书，并引起评论界的热议，被誉为“随着女权主义运动而兴起的女权主义文化的代表性力作”。像这样的美国“新左派”的通俗作品，我们也应当予以关注和研究。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是个动态的、发展着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变异不居的思潮。其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出现过不少偏激的、过“左”的、宗派的甚至忽左忽右的毛病。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左派文人，也难免带有“优越感”这种发达国家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其实并不了解多少，但常常喜欢居高临下地指指点点。当然对美国左翼文学的这类功过是非，最有权利去总结和反思的是美国左翼学术界自己。事实上美国的左派文化人也一直在这样做。一九三六年，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的《文学批评札记》（A Note on Literary Criticism） 问世，就率先对某些老左派文学的过度政治化、庸俗的阶级决定论等，做过多方面的反思。一九四○年，玛丽·英曼（Mary Inman）发表《妇女的防御》（ In Womans Defense ）一书，批评了左翼阵营内部也存在男权主义的影响。一九七九年，杰拉尔德·格拉夫（ Gerald Graff ）的《自我作对的文学》（ 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出版，对一些“新左派”追随后现代主义而走向艺术虚无主义的极端，进行了冷静而深入的评述。类似的论著还很多，这些都是 “从左派内部来批评左派”，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二十世纪的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两度繁兴、延绵不绝，确实是无法忽视的文学史实。面对此重要而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的头脑也不能不复杂一点。受左翼文学思想影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政治家，主要应根据其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或其文艺论著的学术水平做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价。我国学术界过去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复杂的文学现象还多限于零星、局部的介绍和研究，缺少完整、全局的把握。王予霞的《二十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是个可喜的开头，当然还限于轮廓性的、资料性的，认真细致的分析和论证工作还在后头。

（《二十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王予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