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

晋军

一九五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米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小册子。将近四十年后，国际社会学学会评选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这本小册子高居第二，排名仅次于社会学奠基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全球的社会学家为何如此看重这本小书？因为它强调了结构的力量，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

米尔斯说，个人的境遇看似偶然，但背后一定有着结构性的原因。比如，在一个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一个人的失业可能因为不努力或不能干，甚至仅仅是不走运。而当十万人同时失业时，背后就一定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因素。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将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连接起来，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获得各种资源和机会（如教育、就业、健康、安全等）的可能性，进而理解他们的生存机会和人生境遇。

“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强调结构视角，着眼个人经历，凸显了结构力量如何形塑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指明了社会学的使命和责任，自然受到全球社会学家们的青睐。可以说，日常生活当中，结构的力量无所不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无处不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英国白星海运公司的跨洋邮轮“泰坦尼克号”驶出南安普顿，开始了全球瞩目的处女航。接下来的故事世人已经耳熟能详。四月十四日，首航第五天，“泰坦尼克号”右侧船舷水下部分撞上冰山。四月十五日凌晨两点十八分，撞击发生两小时三十八分钟之后，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沉入冰冷的大西洋，残骸落入近四千米深的海底。全船一共两千两百二十四人，其中一千五百一十四人遇难，只有七百一十人幸存。

那么，“泰坦尼克号”船难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究竟有何关系？船难的发生，又如何体现出了结构的力量？

“泰坦尼克号”船难之中，全船成员（乘客加船员）的总幸存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二。我们可以看看，究竟谁能活下来？

当载着幸存者的“卡帕斯亚号”刚刚抵达纽约港时，久候的欧美媒体就立即报道了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女性乘客的幸存率远远超出了男性乘客，同样也远远超出了船员幸存率。全船四百零二名女性乘客中，共有二百九十六人获救，幸存率超过七成。相比之下，全船八百零五名男性乘客中，却只有一百四十六人获救，幸存率甚至不足两成。船上还有一百零九名儿童，其中的五十六人获救，幸存率刚好超过一半。船员之中，幸存率的性别差异同样巨大。男性船员八百八十五人，幸存一百九十二人，幸存率刚过两成；女性乘务人员共二十三人，幸存二十人，幸存率将近九成。女性乘客的幸存率是男性乘客的四倍，女性乘务人员的幸存率也将近男性船员的四倍。

与男性相比，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为何如此之高？

船难之后，美国参议院和英国贸易委员会分别组织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针对“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和逃生的过程展开听证调查。在英美双方的船难调查听证会上，多位幸存者都反复证实了在乘客登上救生艇时，负责指挥的大副默多克和二副莱托勒都一再强调“女士和儿童优先”原则。左舷的D号折叠救生艇是全船放下的最后一艘救生艇，只有四十七个座位，而此刻船上大约还有一千五百人。据幸存者回忆，二副莱托勒和船员围成一圈，确保只有妇女和儿童可以登艇。

分别在右舷和左舷指挥登艇逃生的大副和二副都强调了“女士优先”，但他们对于“女士优先”的理解却并不相同。指挥右舷的大副默多克，认为“女士优先”意味着“甲板上的女士和儿童应当先于男性乘客登艇”。只要甲板上还有妇女儿童，男性乘客就不能登艇，哪怕救生艇中还有空位。而当甲板上没有了妇女儿童时，只要救生艇还有位子，男性乘客也可以登艇。指挥左舷的二副莱托勒则把“女士优先”理解为“全船的女士和儿童都应当先于男性乘客登艇”。这就意味着，哪怕左舷的甲板上已经没有妇女儿童了，但等在那里的男性乘客依然不能登艇，因为船上一定还有其他的妇女儿童。正是由于大副、二副理解的不同，造成了左舷和右舷男性乘客逃生机会的巨大差异。

无论如何，性别之间悬殊的幸存率，立即成为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赞扬男性自我牺牲的高尚，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甚至还有女权运动的反对者试图借此规劝女性“放弃男女平等的要求”。

然而，在当时关于船难的报道热潮当中，却鲜有人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不同等级的乘客，幸存率其实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泰坦尼克号”的乘客按船票一共分成三个等级。其中，参加首航的头等舱乘客共有三百二十五人，二等舱乘客二百八十五人，三等舱乘客七百零六人。根据英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头等舱乘客幸存两百零二人，幸存率为百分之六十二；二等舱乘客幸存一百一十八人，幸存率百分之四十一；三等舱乘客幸存一百七十八人，幸存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三等舱乘客的幸存率不仅远远低于头等舱和二等舱，甚至还低于百分之三十二的全船总幸存率。

区分不同等级乘客的关键因素，不是他们的国籍，也不是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社会阶层。阶层决定了收入和财富，也就决定了可以买什么舱位的船票。三等舱乘客和头等舱乘客的购买力究竟相差多少？让我们看看当时船票的价格。“泰坦尼克号”船票的价格系统很复杂，既分不同舱位，又分单程双程，甚至还分单人票和集体票（比如，八位前往纽约工作的香港华人锅炉工，就共同持有一张雇主为他们购买的集体船票）。根据后来的研究，三等舱的单程船票均价为三十二点二五美元；二等舱的单程船票，均价为六十六美元；头等舱的单程船票又分成不同的等级，最低价格为一百二十五美元，而最贵的头等舱船票价格则高达四千三百五十美元。也就是说，一张最贵的头等舱船票，可以购买一百二十张三等舱船票。要知道，全球第一款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福特T型车，一九一四年的基本型售价不过三百六十美元。而一九一二年美国东海岸的一栋前有草坪、后有树木、上下三层的连体别墅，价格也只是在一千美元左右。因此，不同等级的船票，意味着乘客之间巨大的购买力差距，并进一步凸显了乘客之间的阶层差异。

比较不同等级乘客之间的票价和幸存率，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二等舱票价是三等舱的一点八倍，幸存率是三等舱的一点六倍；头等舱票价是三等舱的三点五倍，幸存率则是三等舱的二点五倍。换言之，在“泰坦尼克号”的船难中，一个乘客有着越强的购买力，买到了越贵的船票，那么无论性别，不管宗教，这个乘客就会拥有越高的幸存率。购买力增加一倍，在船难当中的幸存率也就大致增加一倍。

简单而又冰冷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泰坦尼克号”船难中，性别和阶层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对乘客的幸存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女性乘客的幸存率是男性乘客的四倍，头等舱乘客的幸存率是三等舱乘客的二点五倍。更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头等舱女性乘客的幸存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而三等舱男性乘客的幸存率则只有百分之十六。这说明不同的结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时，往往会形成一种叠加和放大的效果，更加凸显不同位置的机会和资源分布的不平等。

这就是结构的力量。

乘客性别决定幸存率的高低，上文已述及。那么，乘客等级又是如何决定幸存率高低的？

首先是船只结构。“泰坦尼克号”甲板众多，而救生艇甲板又在最高层。三等舱乘客的船舱和活动空间，却集中在船只的中下部。从三等舱到救生甲板，中间要穿过多层甲板。全船共有五个楼梯，头等舱两个，二等舱一个，前方的三等舱两个，后方的三等舱一个。其中，只有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三个楼梯可以直达救生甲板。三等舱乘客必须进入二等舱或头等舱，才可能登上救生甲板。

其次是隔离制度。当时的美国移民法规定，为了防止偷渡和传染病，三等舱乘客要全程与头等舱和二等舱隔离。英国调查报告指出，逃生时，船员打开了三等舱通往二等舱的应急门，三等舱乘客都可以通过二等舱的楼梯登上救生甲板。但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又发现，逃生时有些舱门并未及时打开，部分英国船员甚至阻碍三等舱乘客通过。这些都造成了部分三等舱乘客无法及时到达救生甲板。

第三是逃生安排。“泰坦尼克号”缺乏足够的救生艇，这是因为当时跨洋邮轮搭载救生艇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救生，而是作为渡船将船上的乘客更方便地转移到其他船上。因此，邮轮并不需要准备同时坐下所有乘客的救生艇。“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早在一九○七年就说过，现代造船技术绝无沉船之虞。因此，“泰坦尼克号”启航后，唯一的一次救生演习，也被史密斯船长认为没有必要而取消了。

第四是文化差异。头等舱和二等舱多为英美人士，而三等舱乘客中的许多人是希望到美国定居的欧洲移民。他们大多数不懂英语，既听不懂船员的登艇命令，也不认识船上的路标指示，这给他们的逃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三等舱乘客中，讲英语的爱尔兰移民幸存率最高。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与性别不同，阶层（乘客等级）之所以能在乘客逃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非因为船员对不同级别乘客有着区别对待（至少英国船难调查委员会这样宣称，美国调查委员会对此持有异议，但两个委员会的不同立场如何影响各自的调查结论，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而是来自结构力量的“意外后果”。阶层的结构力量，既体现在船舱分布和逃生安排，也体现在隔离制度和文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头等舱逃生距离最短的这种泾渭分明的舱位等级结构，首要目的并非为了便于头等舱乘客逃生，而是因为上层甲板更方便、更舒适，风景也更好。逃生机会只是方便舒适的一个意外后果。隔离制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确保头等舱乘客更快逃生，而是为了提高政府管理移民的效率。这些看似无关的因素，汇集在一起却导致了可怕的“意外后果”，造成三等舱乘客极低的幸存率。与性别相比，阶层的作用看起来更为意外和偶然，但正是这种表面上的意外和偶然，才更能说明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无形的力量”。

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泰坦尼克号”极为相似。我们甚至可以将“泰坦尼克号”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现在我们知道，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最根本的分配机制就是性别和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乘客，如头等舱的女性乘客，就会获得远远高于其他位置的幸存率。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处于不同阶层的群体，就像“泰坦尼克号”上位于不同甲板的乘客那样，面临着差别巨大的生存机会。有些不平等来自“有意的歧视”，但更多更大的不平等，却是植根于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之中的“无形的力量”。哪怕大家都按章办事、一视同仁，完全遵循程序正义，不同的群体依然会因为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同而面临着生存机会的巨大差异。只不过，阶层在“泰坦尼克号”船难中意味着生与死的不同，而在平淡无奇、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当中，阶层则会带来教育、就业、收入、健康、安全乃至婚姻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不像你死我活那样极端，却同样深远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人境遇和人生轨迹。结构的力量，在这一百年间从未消减。

“泰坦尼克号”沉没一个世纪之后，大西洋的海面上，航行着一艘更加豪华的跨洋邮轮—“玛丽女王二号”。这艘顶级邮轮自然吸取了“泰坦尼克号”的教训，搭载着足够乘坐所有乘客的救生艇。技术的进步，也让逃生甲板不再位于船只的最上层。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它的舱位分布图，就会发现在这艘现代邮轮上，各级船舱与逃生甲板的距离，大体上依旧与票价呈反比。票价越昂贵的船舱，逃生所需的距离也就越短。

结构的力量，依然无处不在。这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今天依然重要的原因。

（《社会学的想象力》，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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