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汉祥瑞到书店祥瑞

炎仌

搜索栏里输入“祥瑞”二字，弹出的却是“祥瑞御免”，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瑞者，以玉为信也。“祥瑞”本是上天赐予人类美好的一种信约。“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天意既然显现了麒麟、凤凰、卿云、嘉禾等等神奇而具体的意象，那就肯定会在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兑现种种好事，感召若符节。

也许是人心不古导致祥瑞不出吧，中古以后，人变得理性起来，史书上关于祥瑞的记载逐渐减少。另一种趋势，则是把“祥瑞”从天降的异象，转义为人间美好事物的开端，类似于今俗所说的“好兆头”。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贞元初年的时候连年饥馑，军民都是瘦黑的样子，后来终于麦子熟了，街市上出现“醉人”，说明粮食多到甚至可以酿酒，大家都来围观，觉得很祥瑞。

由此往下数一千一百多年，一九○三年，似乎不是一个“祥瑞”的年份。这年晚清名臣张之洞进京觐见，逛了一通琉璃厂书店，写了首诗，提到“醉汉祥瑞”的典故：

毕董残装有吉金，陈思书肆亦森森。

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

张之洞的官做得怎么样且不说，他的诗在近代的确自成一家，用典特别贴切。这里的“毕董”（其实应该叫“毕少董”）、“陈思”分别为宋朝南渡以后临安的收藏家和书店老板。唐朝贞元年间的长安、靖康之乱以后的临安，以及一九○三年八国联军撤走不久的北京，同处经历大动荡而刚刚平静下来的时代。这三个时代的士大夫，都有一种“中兴”的期许。张之洞的意思是说，唐朝贞元时候，市面有醉汉就可称为“祥瑞”，那么，跟随宋高宗南渡的古董家，临安书肆的森森书架，甚至当下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就更应该成为中兴的“祥瑞”了。祥瑞不仅从天上降到人间，更从口腹之欲的期待，上升为精神需求的满足：书业的繁盛也可以成为祥瑞。

然而天不如人愿，琉璃厂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最终连这“祥瑞”自身都难保了。一九五一年，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听说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开始销售新书，感慨不已，遂和张之洞的诗道：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从张之洞原诗的“何况”，到陈寅恪和诗的“何处”，一字之差，晚清士大夫的一线希望，变成文化遗民的彻底绝望。“醉汉祥瑞”（文化象征）随时代沦陷的沉痛感，恐怕是今天在网上到处打“祥瑞御免”、“也是醉了”的我辈所难以理解和深入的。不过有些微末的事情在身边发生，见微知著，也多少呼吸到一点时趋的变化。比如笔者刚进大学的时候，北大周边的书店还算比较可观。有名的“万圣”之外，“国林风”和“风入松”都在鼎盛期，某图书城虽然不太上档次，也不如今日这般萧条。西门外万泉河畔有一排书铺，燕东园后面的斜街上则有一处“布衣”；园子里一些地下室或仓库也被暂借为旧书店，记得一家叫“畅畅”的真是不错，从那里买过不少工具书和早年的“三哈”丛书；“汉学”和“博雅堂”也是那时候起来的。就算最不济，那良莠不齐、充斥盗版的“周末文化市场”，有心人竟也能从中淘出些五六十年代旧版本。

后来呢，海淀桥旁边冒出两个庞然大物，一阵恶斗，然后便是拼命打折。随着网上购书、拍书的流行，旧书店一联网，再也捡不到漏了。一面是实体书店房租上涨，朝不保夕；另一面却是我们这些恶劣读者，逛书店如同观书展，忙着用手机拍照，好回去网购。再后来，好像纸质书都很奢侈。大家意识到校园空间的狭小，北京空间的昂贵，以及搬家的劳累，于是把想看的书成T成T地装进硬盘。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变化，则是看书人变成了查书人，快速锁定目标，不及其余。以往那种从平日积累流出的学问越来越稀有，数据库资料堆积而成的论文则俯拾皆是。人文知识的生产、传播、再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我辈躬逢其盛，真不知是悲还是喜。

听说，北大当年的老领导喜欢一个说法，叫“出现了非常祥瑞的气氛”。领导心目中的“祥瑞”究竟是什么，真不好揣摩。我只觉得，除了大楼、大项目、大数据、大改革之外，校园内外的书店，以及师生逛书店的习惯，类似这种或许微不足道，却往往能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知识氛围，似乎更应在“祥瑞”的名单之内。毕竟千年以来，“翰墨林”承载了太多文明中兴的希望。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京东黄渠村信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