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夏鼐与吴晗

戴海斌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四日，夏鼐日记写道：“下午在家，开始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 一文。翻阅1931—1934年日记，快五十年了，不禁感慨系之。”这是经历“文革”劫波之后，夏鼐为老友兼老同学吴晗所写的回忆文章。在他笔下，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园被喻作《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夏鼐文集》下册，412页）在那里，夏鼐和吴晗一起度过大学时光，由此结下超过三十年的友谊。在那里，被寄托了太多情感，有世外桃源般的梦幻记忆，也见证了一群年轻学人的激情、苦闷与迷惘。

夏鼐是温州人，吴晗是义乌人，算起来是浙江老乡。到北平前，都有在上海读书的经历，夏鼐在光华大学附中完成高中学业，吴晗则求学于中国公学。进清华前，都与燕京大学有过一段渊缘。一九三零年夏鼐考上燕大社会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史学系;而吴晗几乎是前后脚北上，初打算转学燕大史学系，因错过考期未成，继在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谋到一份工作，一九三一年初又辞职，分别报考北大和清华，几经波折，终被清华史学系破格录取，成为二年级插班生。

两人同年进清华，同系但不同级，据夏鼐回忆：“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真正结识已是在入学一年后了：

第二年（一九三二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

复按夏鼐日记，回忆日期微误，初见那一幕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间往见吴春晗君接洽现代史学社事。同学同系已一载余，此次尚为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谈了一点多钟才回来。”

这一年，吴晗二十三岁，夏鼐二十二岁。前者还用“吴春晗”的原名，在夏鼐印象中，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入清华前，吴晗已写成《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等有分量的作品，在学界初露头角。甫一入学，即显示出超人一筹的学术能力，用“辰伯”的笔名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文近二十篇，入学第二年被该刊聘为文史栏编辑主任。他热情、肯干，善于组稿和网罗作者。夏鼐正是向《清华周刊》投稿的一个新人，因文章受到注意，故被约请去面谈。尽管两人不过相差一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吴晗明显表现出更强的“气场”，而夏鼐也自觉推崇他为“老大哥”。吴晗的传记作者专门引用夏鼐的上述回忆，认为这“形象地记载了当时吴晗的活动才能”（苏双碧：《吴晗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35页）。

今人笔下，清华时期的吴晗被冠以“颇有名气的大学生”、“青年学术活动家”等名号，并非过誉之辞。他不仅参与校内活动，在社会上也有广泛交游。在燕大时，已结识陈垣、顾颉刚、容庚、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前辈学者;入清华后，与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金岳霖、冯友兰等名教授都有交往;又常进城，到胡适家做客，自然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正因如此，吴晗很早就在北平学术圈有了一席之地，受到名流学者的赏识，如郑振铎还专门约请他一起创办《文学季刊》。吴晗自传中，尽管自辩说与胡适、顾颉刚等人往来“并不多”，但也承认“他们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

夏鼐的聪敏和苦学，均不少让于吴晗，然在性格上，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沉默、内向、不擅交际，平时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自学填充了业余时间的全部，而他内心并非不渴望积极的社交生活，日记里常流露的，是青年的敏感与苦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记：

我真痛恨自己年来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习惯竟铸成那样落落寡合的状态，在同学交际会的时候，时觉局促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记：

我现在的心情受两种势力的冲突，一方面深感觉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结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宝惜自己的光阴，以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总与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谓“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强求。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记：

我时常自己思索，觉得自己似乎太与社会相隔离，与交际场所无接触，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来敷衍别人，便觉得是莫大的苦痛。

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记：

我是喜欢孤独的人，是喜欢热闹中的孤独，若像今日这种野庙孤僧的生活，独自在游廊上踽踽独行，与尘世相隔绝，那是连我也觉得太孤寂也。所谓“交游之乐”便是慰藉这种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夏鼐常常感到“孤寂”、“朋友太少”。而吴晗算得上是他在清华时期结交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吴晗看重夏鼐有做学问的潜力，拉他加入史学社团，又常约稿。起初，夏鼐还是有些不自信：“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他在《清华周刊》发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洋书辨伪》、《二程的人生哲学》等多篇文章，这与吴晗的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而受邀接手《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

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夏鼐当时心理是—“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有的，但是我不会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则功课太忙，至多仅能做三四篇，内容未必满意，而字数定不会多，故只好拒绝。”不过，架不住吴晗苦劝，最后还是答应下来。拉稿方面，吴晗帮了不少忙，那年《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文史栏的稿子大多由他拉来，尤其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夏鼐主要负责审稿和退稿。日记记有不少两人合作情形。四月十五日记：

上午遇吴晗，询其曾否向钱穆先生索“文史专号”文章，据云已向之索取。张德昌患伤寒入协和医院，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顾颉刚处当再向之索取，或有希望。

四月二十四日记：

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二万字以上。

四月二十七日记：

晚间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

然而夏鼐终非擅长行政之人，一段时间后，痛感疲于应付—“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不久步吴晗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围绕《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两人有很多切磋机会。吴晗对清史著作有所批评，认为《清朝全史》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萧一山《清代通史》“虽为巨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这些谈话直接启发了夏鼐，也是他后来写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缘起。对吴晗的学问，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记：

阅稿：辰伯《汉代的巫风》……辰伯对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最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

三月十五日记：

阅稿：辰伯《读史杂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错误。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将此意作成一信以给吴晗君。

夏鼐去信提出意见，很快就得到回应，有谓“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云云。对吴晗热情满溢的回信，夏鼐加有按语—“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慨。实则我并无此野心。”

吴晗出身于清华史学系，研究方法上却“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他承认“治学的方法，以致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夏鼐在清华最亲近的老师是蒋廷黻，无论选择外交史为研究专攻，还是“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这般宏远的学术抱负，皆受蒋氏所倡新史学指引。夏鼐的另一好友王栻在某次谈话中，直言“垦荒时代的史学界，考据工作似乎可少，因之不适于考据工作者，虽有综合之能力，亦英雄无用武之地，殊为可叹”，他亦深以为是，觉此“确有一部分的真理”。

清华园里史学双子星各具光芒，而吴晗这一颗无疑亮得更加耀目。夏鼐自谓缺乏“野心”，却未必没有竞胜之念。一九三三年上学期大考后日记：“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出来，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一人，其余不外N、I、F……”一位张姓室友直接拿他来与吴晗做对比，也令他内心泛起了一层波澜。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记：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鼐！你的处事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

因这番话夏鼐受到不小的刺激，有过严厉的自我批判，而结果还是接受了“性格即命运”的现实：“我自己岂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岂不感得改正自己弱点的必要！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得啼笑皆非。”

一九五四年夏鼐重读清华日记，有一段补记：“一九三一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醉生梦死”或是事过境迁的自省语，在那时，书斋中的夏鼐也曾经激动于窗外“喧扰的市声”，并且为如何选择而迷茫过。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读到《大公报》上有“要硬硬不起来，要软软不下去，不硬不软，又不甘心”一段话，深以为“这真道着现代青年的心理”。当年选择清华史学系，固出于追求学问的欲望，却也未失掉求解社会问题的初衷，用他自己话说，“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

然而，学院与十字街头咫尺天涯，他常有一种紧张：一方面得意，居然能“细心校读，一字不苟”地念古书，一方面又替自己恐慌，怕因此跌入故纸堆中翻不得身，成了一个落伍者。“念历史的人又不能绝古书而不读，此种矛盾不知该怎样解决才好？”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记：

今日预备中国上古史，但精神散漫不能集中，颇为痛苦。惟国事至此，民族存亡不可知，更无论此戋戋之分数问题。

一月十五日记：

国难当前，书生已成废物，所谓“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心想作成《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这件事是中国当时“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种思想直到民国时还不衰，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学农科，都是受此种思想的影响。

再往后，夏鼐由近代史改读考古学，其自认“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那个时代，此种精神困扰并不只属于他一人。吴晗进清华后，得到胡适来信鼓励，一一指点治明史之门径，对于胡老师的希望—“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他是欣然受之的，并相信“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然而，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越年“一·二八”接踵而至，吴晗在图书馆还能安坐么？写给胡适信里，其内心的痛苦纠结跃然于纸上：

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学生不应离开学校去作无聊的举动，如发传单、喊打杀之类，但是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政府争光荣，这行动是否有意义？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借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是否有用？假如不，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杀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辱”、“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吴晗“盼望先生指示一个出路”，而胡适惯有的让学生勿放弃书本和实验室，去努力收获“科学救国的奇迹”的论调，能解决他的思想痛苦么？在清华那几年，吴晗还是坚持了读书的本分，他后来说：“一般的学生活动都不参加，进步的我不懂，国民党的那一套我讨厌，成为一个超政治的完全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亲密的朋友们叫我‘腐儒’。”不过，上述那封信的思想底色已经和胡适辈力倡的“读书救国”论不相吻合了，隐伏其间的两歧冲突，实已发出吴晗由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的先声。

有趣的是，在夏鼐的观察中，胡适同样难逃落伍的印象。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记：

晚餐后与王栻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也。

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礼上，胡适为讲演嘉宾，他开给毕业生的还是三张老药方：（一）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二）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三）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夏鼐当时的反应是：“胡适所说的，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

毕业前夕，夏鼐与吴晗合作发起了一个在近代学术史上留名的史学社团—“史学研究会”。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记：“晚间至吴春晗房中，与吴君及梁方仲君商酌组织史学社事。”至五月二十日，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进城开会。上午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发起人十人（汤象龙、吴春晗、罗尔纲、朱庆永、谷霁光、孙毓棠、梁方仲、刘隽、罗玉东、夏鼐），除孙毓棠在津未来外，其余皆已到会，商酌会章及进行方针。下午继续讨论，至三时许始毕，定名“史学研究会”，推选汤象龙为主席，约定下月十七日再行大会，乃散会。

这是个以青年学人为主体的社团，吴晗为首要发起人，他说：“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聚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夏鼐还回忆：“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研究会建立后，每月集会一次，还吸引到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学者加入。它主办过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经济史集刊》的主编和撰稿人也是其会友。

这年夏天，吴晗毕业留校当了助教。夏鼐则报考了清华研究院和庚款留美公费生。结果揭晓前，吴晗还为他找工作操过心，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记：“吴春晗来，谓广西桂林专修师范欲聘一文史指导，月薪一百六十元，欲邀余去。余欲继续求学，乃婉却之，然吴君盛意殊可感也。”至十月二日，夏鼐得知考取留美考古门学后，第一时间找吴晗商量今后的计划，后者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天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十月三十日，又由吴晗陪同进城，“往谒傅孟真[斯年]先生，阍者谓尚未起身，至胡适之先生处，晤及罗尔纲君，乃与吴、罗二君同赴傅先生家中，询问关于国内研究计划……”

一九三五年春夏鼐以实习生在河南安阳参与殷墟发掘。当时他起过改行的念头，一度希望梅贻琦校长能出为斡旋，帮他将留学专业转为经济史，在这中间吴晗充当了传话的角色。四月十一日，接吴晗来信，“告诉与校长接洽的结果，此事恐无望”。五月四日，复接吴晗来信：

寿民先生[刘崇鋐]与梅校长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如何？

事已至此，再无别的选择，夏鼐也“只好咬牙硬干”。完成田野实习后返北平，六月九日参加当年的史学研究会年会：

上午赴史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工字厅举行。上午宣读论文：谷霁光君的《北魏崔氏之狱》、吴春晗的《建文生母考》、刘隽君的《盐税史略》。他们硬要我报告，我只好将在安阳实习的情况大略说了一些，颇有几个人感兴趣……晚间吴、谷二君为我及杨君饯行。

时隔多年后，夏鼐想起往事，仍有“不胜惆怅”之慨：“华北乌云满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在古月堂与他握手凄然告别时，彼此都感到后会不知何时何地，但是也都估计到后会不会是在北平了。”

夏鼐赴英国留学后，还与吴晗时有通信，通过他了解史学会动态，并抄寄过不列颠博物馆馆藏资料。夏鼐一直留意对方的研究进展，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记：“阅及《清华学报》，吴春晗君又有文章发表，此君努力异常，前途希望不小。”当再度见面，已经是一九四一年初了。夏鼐学成返国，赴四川南溪县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就职，途经昆明时，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吴晗重逢。此刻，昔日的清华同学均已进入了各自学术生涯的新阶段。

一九五零年七月，夏鼐到京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乘间至清华园访友，那时的吴晗已经是北京市副市长，但仍住在清华园西院。在夏鼐眼中，“十年未见，他已老得多了，头上添了几根白发，并且开始脱发。但是他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甚至于可以说比从前更加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了”。至一九五九年，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引有《海瑞行状》中“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一句，夏鼐读后，认为“时中”一语的译文有问题，专门去信指正。吴晗很快回信说：

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

这次学术通信几乎重演了三十年前清华园中的一幕，老同学“重温旧谊”，自然别有滋味。也许因各自工作过忙，或受累于政治风云多变，两人在共和国成立后十几年里，发生交集的时刻并不多。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夏鼐因胃切除手术病休，吴晗前往探视，那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深谈：

吴晗同志来病院探病，谓收到我的信后，以市人代会正在开会，故今天挤出工夫来看我，并赠我以他新出的《学习集》一册。我这时谈兴正浓，说：“我对你只有一点意见，我一到北京便速赴清华园奉访，但是十几年来，只今天你才来病院看我，从未光临敝舍。但话又说回来，你是副市长，我是市民，你是父母官，我是属下子民，这又当别论了。”最后他以有会要走开，我笑道：“结交三十年多年来，恐怕我今天所说的话，比这三十多年对你说的话还要多一些。”他含笑颔首而别。

然而，可以谈笑的辰光已经无多。三年后“文革“风暴起，吴晗遭罢官。夏鼐闻而有所感，作《赠吴晗》一首：“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剩秃头。”原想将此诗寄呈，然而，“还没有等到我寄去，传来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恶，遂未寄出，后来我将诗稿毁掉，深恐被发现又得多挨斗一次”。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晗为迫害致死，而夏鼐因在北海庆霄楼参加过由吴晗召集的杨图编纂委员会座谈，受所谓“庆霄楼事件”牵连，一度被接受调查。

到一九八四年，不堪的一页已翻过。这年十月二十五日，夏鼐参加吴晗诞生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回家后翻看《吴晗传》、《吴晗纪念文集》及《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三书，感慨不能自已。夏鼐日记中最后一次，也许也是最深情的一次，为永远的清华学长写下一笔：

辰伯学长以奇才遘奇冤，今虽昭雪而千古文章未尽才，终属遗恨，甲子孟冬躬其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归来后检取旧作，略改数字以志哀思：“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北擅风流。只因一曲清官戏，遗恨千秋永不休。”

（《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