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思想

周宁

帕慕克写过许多小说，我独看重《白色城堡》。许多人研究帕慕克的小说，认为小说探讨土耳其现代性自我的失落与重建，我则以为，帕慕克小说的意义恰好否定了这个现代性自我的命题本身。理解帕慕克，或许应该从《白色城堡》开始。《白色城堡》可能是帕慕克最费解，也最值得解释的一篇小说，藏着解读帕慕克小说的密码。《白色城堡》的意义呈现在三层故事中，一层是“我”与“他”的故事，二层是“我们”与“他们”的故事，三层是“自我”即“虚无”的故事。三层故事在意义上是叠置对称的，指向逐步深入的问题：个人精神中的自我错认、集体文化中的自我错认、自我确认的虚无性。

《白色城堡》跟“白色城堡”没什么关系，它可能指一座建筑、一本书、一段恍惚迷离的故事……据说那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威尼斯青年，我，第一人称叙述者，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地中海大雾弥漫，灾难降临，浓雾深处突然闪出鬼魅般的土耳其舰队的影子。“我”成了土耳其人的俘虏，来到伊斯坦布尔。基督徒的阔少爷，转瞬间成为穆斯林的囚徒与奴隶。变故如生死，过往如梦，现实亦如梦，“我”已经分辨不清究竟过去的那个游学佛罗伦萨、威尼斯的青年是“我”，还是现在这个在潮湿、阴暗、腐烂的土耳其牢房中的囚徒是“我”。

我是谁？自我在巨大的灾难变故中迷失了，直到又一个大雾弥漫的晚上，“我”被传唤到帕夏府，在那里，“我”看到一张脸，竟然跟自己如此相似，“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难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存在？震惊甚至恐惧，一瞬间，自我似乎变成了他人。帕夏称那个人“霍加”，一位年纪略长的土耳其青年。问题不是他是谁，而是他出现以后，“我”是谁？每个人都假定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我”才可能是我，如果世间还有另一个人，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那么，我是谁？或者，谁是“我”？

这是一个身份互换的故事。“我”用我一星半点的医学知识为帕夏治好了咳嗽，被帕夏送给霍加做奴隶，“我”却与这位酷肖自己的主人几乎成了兄弟。以后二十多年里，“我”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头读书写作，在夜晚的烛光下，相互注视着对方，有时是疑惑，有时相互欣赏，但更多时候是相互轻视、折磨。这是一种奇妙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我们一道，或者起初是“我”教他，研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汐，设计清真寺为祈祷计时的时钟，用荷兰进口的天文望远镜观看行星，为苏丹写动物故事。最初注意到“我”与“他”的相似造成的身份困惑的是帕夏：“他曾经试着想起我的面孔，但想起的却是霍加的面孔。在座的还有其他人，他们开始闲聊人类如何成双成对被创造出来的话题……”（31页）

帕慕克不愧是叙事天才，用一种似乎寻常但又恍惚迷幻的笔调，叙述他的故事，像是一段往事，又像是一场梦，其中有恐怖、暴行，但并不让人感到残酷，反而有一种着迷的忧伤与神秘的亲切。

自从见到了“他”，“我”的身份开始出现混乱颠倒。有一次，“我”甚至梦见“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有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见母亲和未婚妻时，尽管我流着泪，但两人都没有认出我，都转身离我而去了”（39页）。“我”在泪水中惊醒，这个梦变现出“我”最初对身份错乱的恐惧，也预示着故事最终的结局。

自从见到了“我”，霍加的身份也迷失了。霍加似乎也注意到“我们”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我”“担心他现在看我时，实际上是在看自己”。“我”和“他”各自写着自己的生平故事，相互阅读，我们的现实在一起，过去也开始交汇;那些故事有真实也有虚构，而任何人的回忆都是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的，这都不要紧，关键是“我们”开始分享过去，同一的过去意味着同一的身份。帕慕克是位学者型的作家，想象建立在知识之上，智慧深入哲理，他的小说像是精神分析的范本，考验读者的修养，是否能读出文本之后的文本。

我们努力证实自己是谁。霍加读“我”的故事，也开始写自己，在“我之所以是这样的我”的标题下，“他写的都是‘他们’是如此的低劣和愚蠢”，这个“他们”指的都是土耳其人，包括自己的亲戚与帕夏。这是个心理学与哲学问题，自我的身份是通过他者确认的。但不可思议的是，霍加确认的他者却是自己的同胞。这也可以解释霍加后来为什么恼羞成怒，将“我”绑在椅子上，强迫“我”写出自己的罪行，或者说编造自己的罪行。霍加意识到自己正与自己和“自己人”疏离，逐渐变成“我”，一个西方世界里的威尼斯人。这让“他”感到恼怒与恐惧，唯一可能将“他”与“我”区分开来的办法是，设定“我”为罪人。但这个办法最终也失败，霍加逐渐对“我”的“罪行”不再感兴趣，也不再像惩罚“恶棍”那样虐待“我”，而是自己开始写自己的罪行。与此同时，他的自信也一点点消失，“我们”两人的“主奴关系”似乎也颠倒过来。

《白色城堡》天书般费解。帕慕克说他写的是历史小说，而我首先读出的是心理小说;帕慕克说他写的是一段历史，而我感觉他在记述一场梦，关键的时候总是大雾弥漫，寂静模糊，让人疑虑重重。大雾是这部小说中的核心意象，象征着自我迷失的困境。瘟疫爆发了，霍加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一个肿块，他担心是瘟疫的淋巴肿块，极度的恐惧让他放弃了日常伪装的傲慢与无畏，甚至信仰都无法安慰他。他强迫“我”赤裸着上身，与他一起照镜子。在镜像中，“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就是一个人，会一起死！经历这场瘟疫，既是死亡，又是再生。

我是谁，或者，谁是我，这个问题从“我”在帕夏府上遇见“他”时就出现了，而故事的结束似乎是“我”终于成了“他”，“他”也变成“我”。苏丹率土耳其军队亲征波兰，多皮欧堡久攻不下，“他”所制造的大炮也派不上用场。在一个寂静的傍晚，多皮欧堡终于显现在落日的余晖中，在高高的山顶上，堡身是洁白的，有着梦幻般的美丽。但没有人能够抵达它，泛滥的河水，茂密的森林，泛着恶臭的沼泽，永远也走不完的路……只见飞鸟在城堡上空盘旋，天色逐渐变暗，白色城堡又消失在黑色的岩石与森林中。

又一个凌晨，大雾弥漫，“我”与“他”互换了衣服，“他”代替“我”逃往威尼斯，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寂静的晨雾中后，“我”极度疲倦，“躺在他的床上，静静地睡了”。

小说第一个层面“我与他”，讲述的是“两个男人交换人生的故事”，其中隐含着古典哲学的著名命题：认识你自己。而结论似乎是那个苏格拉底悖论：人根本无法认识自己，人关于自己最深刻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自我” 没有所指，不过是个幻觉，它可能瞬间闪现在梦幻中，但你永远无法抵达它。第二个层面的故事，“我们与他们”，讲述的是“两种文化交换身份的故事”，隐含着现代性中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困惑。文化的主体是混杂的、不可确认的，任何关于文化自我的诉求，都可能导致困惑与狂躁、傲慢与暴虐。帕慕克以小说的方式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跨文化理论无法企及的深度。所谓文化主体，只是一个狂妄痴迷的幻想，所谓跨文化交流与相互确认，不过是一个制造事端的疯人的故事，世界上原本没有“我们”与“他们”的分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们忧伤，也让我们平静。

作家觉悟的这个世界的道理，一定跟理论家通常想的不一样，否则还为什么用故事重复理论呢？人们习惯用土耳其乃至整个东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自我的问题，来解释帕慕克反复讲述的“做另一个人”的故事。实际上，帕慕克困惑的，不是如何失去又如何重建自我，而是原本可能就没有“自我”，那些关于文化自我或文化主体的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幻影。表面上看“我”变成“他”，“他”变成“我”，但实际上“我”和“他”已经都不是自己，或者我们从来就不曾是自己。自我不过是我与他遭遇时出现的幻觉，是一场“迷雾”。

人们认为帕慕克关注现代土耳其东西文化冲突与土耳其的现代性自我的确立，我认为帕慕克恰好看到所谓现代性自我这种假设的虚幻性与危险。

“我”是一位马可·波罗式的人物，有冒险家加骗子的色彩。“我”在伊斯坦布尔历险所依赖的西方科学知识，大多是一知半解连蒙带骗的，从行医开始，到制造大炮，整个过程中“我”对代表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既无深知又无诚意;我可能是一位虔诚坚定的基督徒，最初宁死也不肯改宗，但最终却模棱两可地过上了一位体面的穆斯林的生活;“他”是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但对西方科技的热情与认真，让人吃惊，最后逃到威尼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这种情节设计，解构了两种文化的本质主义假设，两种文化的个性与差异性都是不可靠的，那个现代性世界秩序中假定的东方与西方、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不是幻觉就是陷阱。

《白色城堡》是小说的历史。“我”在土耳其的经历，多少与那些耶稣会士在明清朝廷或莫卧儿宫廷的经历相似。首先，他们都是利用一些西方科技特长在异教徒的国家生存，就像“我”协助霍加为帕夏的庆典制造烟花，惊呆了帕夏和小苏丹;“我”又将自己掌握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传授给霍加，从解释星象、制作时钟、描述动物到制造大炮，熟悉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早期历史的人，甚至会感觉这像是复制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们的故事。“他”从痴迷于西方科技到逃往西方，又令人想起最初“走向世界”的东方知识精英们的选择。东西方文化最初遭遇与冲突的历史，本身就是“交换身份”的故事。东西方在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相遇，从此东方不再是东方，而西方也不再是西方，任何试图确定东方与西方各自身份的企图，都是自寻烦恼甚至自欺欺人，这一点，站在土耳其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交界点上，感受分外真切深刻。

土耳其地处欧亚交界，曾经是亚洲入侵或抵御欧洲的强大的先锋，后来也最先受到欧洲的冲击。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恰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的半个世纪，“我”在一六五二年前后被俘到伊斯坦布尔，最后在盖布泽乡下度过余生，那时候已临近世纪末，维也纳战役在一六九九年爆发。两百多年前，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炮击穿君士坦丁堡坚厚的城墙，千年东罗马帝国覆亡，君士坦丁堡成为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教堂从东正教教堂改为清真寺，奥斯曼土耳其的伟大时代到来了。一六九九年，土耳其苏丹的大军围困维也纳，扬·索别斯基率领波兰“翼骑兵”为维也纳解围，击败所向披靡的土耳其军团，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二百年衰败的开始。东西方力量此消彼长，故事原来发生在一个历史时间的关节点上。《白色城堡》一再预言土耳其的衰败：攻城的大炮陷在令人作呕的沼泽里，往昔的辉煌不再，“此后我们会有数百年一事无成，只能模仿我们投降的对象”（168页）。

故事原来也发生在一个世界空间的交界点上。帕慕克坐在一间可以看见金角湾的房子里写作，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个分界点，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一边是西方，一边是东方。只有在伊斯坦布尔，在两种文化的分界点、重叠点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它们的冲突与和解;也只有在伊斯坦布尔，才能理解两种文化实际上是不可区分的，分界点上无东无西。分界点本身就是一个诡语（Paradox），它既是区分点，又是合一点。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重叠着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西方现代文明，这块土地非东非西、亦东亦西。

帕慕克痴迷 “我们与他们”的故事，借此反思现代土耳其独特的文化宿命，也隐喻着当今世界最令人焦虑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最热衷的话题就是文化冲突，亨廷顿当年带有预言性的“理论”，不仅预示了文化冲突，而且本身就制造文化冲突，学术带有巫术的色彩，一种具有“启示性”的“理论”出现之后，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根据这种理论制造现实。亨廷顿咒语式的文化冲突论提出之后二十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逐渐按照他的理论构成。这是件令人恐怖的事，“霍加”名字的意义是“大师”，在这个世界上，“大师”究竟是教师，还是巫师呢？或许在小说家看来，现代理论妄谈文化自我，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所用心。

这个世界，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个问题就像谁是我、谁是他一样，模糊不清又陷阱重重。

大雾弥漫中开始的故事，又在大雾弥漫中结束，说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逃往威尼斯的土耳其人可能娶了威尼斯新娘，住在可以看到后花园近处的樱桃和睡椅、远处在若有若无的微风中轻轻摇摆的秋千庭院里;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人，娶了一位土耳其姑娘，生了四个孩子，过着名叫“霍加”的人的生活。他们有时还会彼此想起，并回忆自己的过去。但这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那个“我”与“他”身份纠缠不清的故事已经结束了。直到有一天，那位名叫艾夫利亚的老人突然来访，将深切的哀思与暧昧的恐惧带入“我”平静的生活，七年以来“我”小心翼翼地忘记或隐藏的身份错乱的故事，又开始像噩梦一样，让“我”惊恐忧伤。

我是谁，我们是谁？小说在迷乱的、梦幻般的叙事中结束。“我”讲“他”的故事，实际上又在讲“我”;“我”讲“我”的故事，又像是在讲“他”;而“我”讲“我和他”的故事的时候，艾夫利亚“其实是在想他自己的人生”。屋外是寂静无边的夜，一边是大山，一边是大海，满月高悬;屋内是凝固的空气，灵魂飘浮在摇曳的烛光中，谁都无法打破无言的宁静。长夜后天明，艾夫利亚再次踏上流浪的征程，“我”则开始一段莫名其妙的独白，《白色城堡》的故事在更深的人称错乱中结束，那位“身着披风、手持阳伞的奇特旅客”，究竟是谁？“我”还是“他”？是在威尼斯还是伊斯坦布尔？读者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

“成为他人”是一种灵魂的历险，它可以使你摆脱日常生活的烦闷，但也使你永远得不到安宁，就像那位西班牙疯子，幻想自己成了高贵的骑士，踏上征程，随后便是一系列荒唐可笑的失败。帕慕克一再提到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是典型的成为他人迷失自我的故事。一个人，由于无法满足自己平凡单调的生活，开始向往他人的生活，于是，“我”成为“他”，混同一体，最后谁也找不到自我;一种文化，由于自身陷入封闭与麻木，开始向异己文化开放，文化自我中出现了许多异己因素，于是，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或许，自我原本是一个镜像，不是现实，探寻自我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失去自我的过程。

《白色城堡》是一部小说的历史，小说的哲学，最重要的，是一部小说的小说。

《白色城堡》关注自我确认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我”与“他”彼此相像，先后在对方身上确认自己，而所确认的自己又随时可能幻化为对方。“我”是谁？在遇见“他”之前，“我”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而就在遇见“他”的那一刹那，“我”的自我被动摇、幻化。“我”是一个空洞模糊、变幻莫测的概念。唯一能够确认自我的就是那个第一人称单词“我”。传统观念认为，自我是确定的、是万物的尺度，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否定自我的确定性，自我不过是一个幻象，是无意识的产物，确定自我的方式是发现“他者”。两个人交换人生的故事，具有深刻的精神分析内涵。帕慕克在小说中一再提到，打开人的头脑，就像打开塞满旧垃圾的脏碗橱，是件愉快而又龌龊的事。

《白色城堡》是小说的哲学，现代作家是需要学识的。博尔赫斯说一部小说就是一座图书馆，帕慕克小说的魔幻魅力，许多来自他的博学，来自他对哲学与历史的广博知识与深入思考。黑格尔、拉康、萨特、列维纳斯的问题，都是理解《白色城堡》必要的注脚。

“我”与“他”交换人生的故事，是现代性哲学最核心的问题“通过他者确认自我或主体”的形象演绎。这一哲学命题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哲学开始，自我意识或自我的主体意识是通过“他者”确立的，我是主人，他是奴隶，主人通过奴隶确认其欲望主体的身份，而奴隶则在恐惧中完成从依存到独立的身份转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可以看作《白色城堡》的一个重要注脚。

《白色城堡》是小说的现代哲学。拉康的镜像理论，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我”与“他”的关系，“他”成为不确定不真实的镜像。帕慕克关于“我”与“霍加”的关系的叙述，已经从黑格尔的主奴哲学深入到拉康的镜像理论。我从他身上确认的自我不过是幻象。发现他者是确认自我的方式，但这个他者并不是另一个人，而就是自我，或者说是自我的幻象与错觉。按照拉康的理论，人从自我的镜像中获得错觉性的“我”的同一性。个人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霍加起初并不承认，或者假装不承认他与“我”的相似，直到瘟疫时期“我们”一同照镜子，在镜像中发现我们原来是同一个人。

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萨特认为主体实际上是虚无，他人不过是与我相互依存相互迫害的变形了的自我（altered ego）。“我”与霍加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谁都离不开谁，在“我”逃亡的那一段故事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我们又始终相互轻蔑、相互迫害，直到“他”逃走，“他”开始成为“我”，生活在我的世界与我的记忆中，而“我”也成为“他”，生活在“他”的世界与“他”的记忆中。逃走以后“他”的生活是不确定的，而“我”是相对确定的。这里暗示着当代“他者”的哲学要义：最终不是他人成为我，而是我成为他人。

读《白色城堡》像读一部哲学著作。现代小说是哲学小说，小说家往往有一流哲学家的修养。笔者读小说，有一种“索隐派”的癖好，没有这种癖好，现代小说是无法理解的。《白色城堡》在垂暮之年“我”的故事中结束，犹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死亡引领“他者”坐落回自身，小说结尾处那段莫名其妙的长篇独白，自我陷入迷乱的、感伤而又恐怖的黑夜。列维纳斯看到“他者”带来的令人恐怖的暗夜，德里达看到在寂静的暗夜中“言说”“他者”，是现代思想的无知与罪。小说的结局是一片迷幻的沼泽，“他”最后像是在梦中呼喊了一两声白色城堡的名字，然后便寂静无声了。世界是一场梦，哲学只是梦呓，死亡与虚无的寂静暗夜将吞灭一切。

最重要的，《白色城堡》是一部小说的小说。在帕慕克充满魔幻色彩的叙事中，我们读到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当然，最终追溯到塞万提斯。现代小说像是个文化“织物”，犹如用各种知识编织起来的精美的“土耳其挂毯”。站在土耳其苏丹面前的“我”，身段语气令人想起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马可·波罗，“我”的威尼斯同乡。书中一再暗示塞万提斯，“我”在土耳其船上见到一个西班牙奴隶，“他断了一只手臂，却乐观地说，他有一位祖先遭遇了同样的灾难却存活了下来，用仅存的手臂写下了骑士传奇”（13页）。塞万提斯曾在勒班多海战中被土耳其人砍掉一只胳膊，后来写出骑士传奇《堂吉诃德》。研究者们发现，帕慕克所有的小说都在讲述“做另一个人”的故事，而《堂吉诃德》，是世界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做另一个人”的故事。

最后，帕慕克是“作家们的作家”。“作家们的作家”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文集的标题。传统小说诉诸人的感性，现代小说诉诸人的智力。小说可能根本不反映生活，而是反映其他小说，或其他书。小说是纯粹智力建构的世界，它为混乱的现实提供一种精神秩序，这也是卡尔维诺羡慕博尔赫斯的地方。

书，具有本体的真实性，这一点我们可能还不懂，或者没意识到。

（《白色城堡》，〔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