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杨炼

当代中国现实的诡谲诗意，时时凝聚在造词上。例如，“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谁不耳熟能详？可当我在国外说起，老外们却一脸茫然：什么是农民工？细想想，这个词确实造得突兀：农民和工人，一乡村一城市，本来隔行如隔山，现在就那么直接“堆”（duǐ）在了一起，它是什么意思？既农又工？半农半工？时农时工？农、工之间，全无语法关联。我猜，这让老外们的想象，变得颇为浪漫：田野中，人们身着工作服，背后是绿树、远山、地平线。嘿，说白了，就像一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文革”宣传画。

“农民工”的造词者，虽然语法观念淡薄，却显然直觉敏锐。这个词，如此简洁而直接地，一把抓住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变迁。“农民”—“工”，一个词，一部浓缩的历史。它包含了凋敝在身后的乡村，冷硬陌生的城市，低廉得令人咋舌的工资，千万颗盲目茫然流亡的内心。对亲历者，甚至“历史”一词都太轻飘飘了，它必须换成血泪、生死、沧桑，才能接近于传达那内涵。一种延续数千年的生存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被彻底抹去。一个渗透过无数代人的文化，在一代人眼前，猝然烟消云散。整个过去被一刀切下，埋进水泥地面和林立的楼群深处。只有一双留着记忆的内心眼睛，能看见那“昨天”。每个人，正如这片土地，只能生吞活剥地咽下这变化。让一切口腔来不及品味的，交给身体、内脏去品味。由是，沧桑的深度，正在一个人之内、一生之内。我画在“农民”和“工”之间那个破折号，是一条地平线、生死线，虚虚细细悬起，倒挂着无数无家可归的鬼魂。

郭金牛就是这鬼魂之一。他使用网名“冲动的钻石”，直到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网名几乎等于匿名，这反而更好。我们看不见诗人时，却真正看见了诗—“某位”农民工的诗。他的声音，因此袅袅飘出当代中国无名者、无声者的茫茫人海，使“他们”发出了声音。《庞大的单数》，诗题就是一幅图像，或甚至一部纪录片的片头。昏暗（出工前或下工后？）中黑压压的人群，每个有个人形，却模模糊糊辨认不出面孔，就那么无边无际地站着（或活着）。那么多单数，无边无际时，只剩下一个总数。一种无意义的重量，压在被抽空了的个体上，不仅形成巨大的反差，干脆轻轻把他们抹去。和这种越庞大越不在的处境比，是否连存在的痛苦，也像一种奢侈了？再看诗：

一个人穿过一个省，一个省，又一个省

一个人上了一列火车，一辆大巴，又上了一辆黑中巴

下一站

这么多“一”，速写白描般让我们看见了那“一个”农民工的经历：离开故乡，北漂或南漂，从火车换大巴换中巴，惶惑的眼里，只有一个个“下一站”，可那意味着什么？希望？幻灭？闯出的天下？虚掷的青春？或什么都不是，仅仅一张警告你不该存在的“暂住证”？

祖国，给我办了一张暂住证

祖国，接纳我缴交的暂住费

诗句如此简捷，一个“祖国”，已把那无数“我”只能暂住，还得为此缴费的酸甜苦辣写透了。“我”该感激这张暂住证，也感激能被接纳缴交暂住费吗？暂住在哪？这城市？这国度？这生命？诗没有说，不必说。你读下去，就知道结论了：

哎呀。那时突击清查暂住证。

北方的李妹，一个人站在南方睡衣不整

北方的李妹，抱着一朵破碎的菊花

北方的李妹，挂在一棵榕树下

轻轻地。仿佛，骨肉无斤两。

是的，“我”应当庆幸，和李妹比，还能暂时住下，不必被逼上吊。暂住意味着可能打工，无论工资多微薄，那意味着可能还上亲友们攒凑的“盘缠”，不辜负他们眼巴巴的盼望。诗里说了：“车票尽头 / 二叔，幺舅，李妹，红兵哥和春枝 / 眼里 / 落下许多风沙。/ 薄命的人呀，走在纸上。”“纸”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寄回家的信纸？还是活人为鬼魂烧的冥纸？又或是接住所有亡灵的一首诗？“命如纸薄”是中国古话，但在这里，被二十一世纪狠狠翻新了。那个“李妹”，最普通的姓氏，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如一根针，刺进“庞大的单数”们最疼处—比贫穷可怕得多，是命运。一种沦落到底的耻辱，借一张薄薄的暂住证，就能压碎一个生命。

我曾多次强调，当代中文诗必须写出深度。因为我们直接生存在深刻的现实中，写不深等于没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文诗忽悠了世界几十年，天文数字的诗作量中，力作佳作却屈指可数？又一个令人瞠目的反差！说到底，病根很简单：诗人欠缺真经验，诗作欠缺真语言。真经验来自真人生。诗人活得是否到位，端看是否能剖开生存、说出独特敏悟的东西。无数诗作先天是死胎，因为一读便知，那里致命的毛病是空洞。所谓诗意，只在照抄套话，那这首诗压根儿白写了。要记住的是，诗歌绝非自今日始。每个题材，很可能早被千百位诗人写过，且写得更好，那要自问的就是，我这首诗意义何在？我是否真有话说？是否说出了哪怕一丁点儿更深而新的东西？就是说，真经验只关乎诗思对人生的发现。发现的程度就是经验的深度。郭金牛用《庞大的单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诗，可以无比具体，让你闻到“二叔，幺舅，李妹，红兵哥和春枝”们身上的土腥味，同时又极为抽象，甚至形而上。这让我想到我用过的两个命题：一曰“重合的孤独”，一个个孤独，又重合得认不出自己，才够绝对了；二曰“无人称”，明明“有人”，却无力无法指认出那人，一种活生生的被抹煞、被忽略，比简单的无人更惨痛—以此透视存在，我们谁不是农民工？

真语言也与此异曲同工。这里的“真”，相对于肤浅装饰性的“假”。真语言，是诗歌技巧和深层现实的合一。诗不描述现实，而是打开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本隐藏着的世界，一种我们没发现的深层自我。由是，只谈技巧、风格，离诗还远。一位大诗人的一生，是不停从内向外翻出语言、重建自身的历程。

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我注意到，郭金牛对此颇为警觉。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所以，不是职业，而是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底层。能否意识到这个底层，写出这个底层，且写出它的深与广，则端看一个人的能力。在诗集《纸上还乡》中，很多“逼近”的白描，让我们认出郭金牛辛酸的自传。这当然精彩。但更难的，他还能“拓展”那经验，以笔力超出一般描写农民工的套话，赋予他（他们）一个深刻包容的世界。我注意到这首奇妙的《罗租村往事》，开头直接写实：

罗租村，工业逼走了水稻，青蛙，鸟

没错，我们都认得出这村子。但接着，不同的声音来了：

李小河咳出黑血

周水稻失去双亲

赵白云患有肺病

陈胜，飞快地装配电子板；吴广，焦虑地操作打桩机。

“罗租村”有多大？“往事”要“往溯”至何处？郭金牛一发不可收拾：

唐，一枝牡丹，过了北宋，过了秦川

她，一身贵气

又过了秦时月，汉时天，至少过了八百里

南宋

以南

怎么，郭金牛要加入过气的“寻根”派？且慢，看啊：

经罗租村。

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

经查暂住证。

经捉人

我在杜甫的诗中，逾墙走了

好一个“经”字！经历的经？经过的经？经常的经？或干脆，《诗经》的经？渺远的和贴近的，抽象的和切实的，典籍的和活生生的，千古传诵的和当下呻吟的—命运，已“经”凝在一起，如血泊，如噩梦。

这只是此诗开端，后面，我们还读到“夏。古典的小木匠……明。六扇门的捕快（穿迷彩服的？）……隋 一路哭着去樟木头收容所……晋哥哥 / 他打铁，弹《广陵散》……清。/ 努尔哈赤的小格格，爱新觉罗的小妹妹 / 小童工”，他们在哪？比成吉思汗帝国还辽阔的罗租村在哪？地址，简单无比：

中国制造

再多的朝代又怎么样？对农民工们，这世界不是太熟悉了吗？所有这些苦楚，不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倾诉吗？我们似乎只呈现为那些嘴巴，一开一合，被同一首哀歌咀嚼着—嚼烂了：

一部《诗经》，忧虑一只硕鼠

是的，还得回到《诗经》这个原点。那每吮过一个人，就能把他（她）吸干成“妖”的歌声。这部诗集里，有太多这样的“妖”，他们“随意”进出，不惊动别人，甚至不惊动自己，因为他们除了“无人称”什么都不是：

投水时，随意，哭了一下

祖国没有在意、六个受伤的神没有在意。 —《妖》

我说，《纸上还乡》好在真经验和真语言。其结果，就是拒绝简单化—把一个“深现实”，简化为低级的标语口号，最终既毁了对生存的理解，也毁了诗自身。郭金牛当然诉苦，且诉得痛彻心肺。但同时，他写出的“底层”，却绝不卑贱乞怜，相反，从这些诗中，我们读出了高贵，精彩，讲究—美！独绝的诗思、轻灵的节奏，艳冶的字句，甚至匠心独运的标点，在在把坠入深渊，点化成一条超越之途。这漆黑是发光的！这些诗，是重和轻的绝妙组合。“重”得恐怖：每个日子、整个现实、历史之苍茫、文化之残破，到处走投无路；又“轻”得撩人：选字行文，珠圆玉润，风格形式，神采飞扬。“重”、“轻”互补，就是一条自我拯救之途。对从二十世纪暴风雨群钻过来的中国人，除此一途哪有他途？当我给《纸上还乡》写授奖辞，以“举重若轻，似轻愈重”谈郭氏轻功时，还以为这是他多年修炼而成。后来才知道，他小五十岁，打工二十余载，“诗龄”却只有几年。如此凌波直悟写作秘诀，不能不称为一个小奇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复杂吗？难吗？失望吗？没必要吧？请看郭金牛的启示。中国农民工，藏龙卧虎呀！

《纸上还乡》的核心，在“乡”字上。“一块水泥加一块水泥”（《罗租村往事》）的大地上，我们还有“乡”么？倘若连“乡”本身也无家可归，我们还得了“乡”么？还不了，何处去？我得承认，《纸上还乡》如此似曾相识，郭金牛的广东之漂、农民工们的中国之漂，和我自己的环球漂泊，处境何其贯通！他《夜放图》中的女鬼，说着我的《鬼话》（本人散文集的标题）：“每天都是尽头，而尽头本身又是无尽的。”我们得记住，他写的那些鬼魂，是在一个叫作“全球化”的迷宫中，摸索自己的还乡之路。他用《纸上还乡》一诗写过的富士康工厂里，当代“小格格”们，站在流水线上，手中每天掠过千万块电子板。她们是否也用iPhone？是否知道她们给iPhone在全球创造了怎样的利润？那些天文数字，不会令她们迷路吗？不会令我们迷路吗？这些内蕴的提问，令这部诗集的思想意义，远超出今日中国，而标志了当代世界的困境：当人类只剩下金钱这唯一的意识形态，自私这唯一的人生哲学，玩世这唯一的处世态度，我们都在徘徊，既流离失所，更走投无路！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这两行乡愁丽句，遥隔一千多年，托举起郭金牛《纸上还乡》的意境。但，时间两边，孰先孰后？我觉得，没有先后。同一种诗意中，他们内含着彼此，从对方领悟了自己。回不去故乡时，郭金牛，带着他摔碎了的伙伴，那“飞呀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却被地球迎面撞上的少年，和无数轮回的“在这栋楼的701 / 占过一个床位 / 吃过东莞米粉”的人生，回来了—

唯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