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大跃进”须反思

（文／钱贺进 据《瞭望东方周刊》）

从数据看，从1978年那场伟大变革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

那么，历经30多年发展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底如何呢？

“底气不足”的城市化

谈及中国城市化，第一个争论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其中包含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常住人口。

对此，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告诉记者：“国际上的城市化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内外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外按照人口密度，一个地区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称为城市，区域内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国城市人口的定义，却分为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众所周知，常住人口与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务存在差异。对此，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说：“这个群体在城市上班，户口还在农村，但在人口统计时算城镇化人口。而地方政府为了节约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子女就学等开支，不太愿意把他们纳入城市户口。所以，人口的职业城市化快于人口社会地位的城市化，表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

在中国，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据陆铭研究，城市扩张现象在西部最为严重，中部其次。他对280多个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度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之比进行了分析：从全国来看，这个速度比是两倍。东部城市差别不大，西部城区扩张速度是非农业人口增速的三倍。吴必虎说：“城市面积扩张过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链上的人为获得更多收益，热衷于推动土地城市化。”“城市化绝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会尽量把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以求财政创收和经济增长。”陆铭说。

“城市化大跃进”超出正常轨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认为：中国“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不良趋向。

近年来，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开发区和城市土地占用，但城市“大”规划和建成区蔓延式大扩张的现象还在继续。已经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吴必虎介绍:“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形式出现，这些开发区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新区房子卖不掉，工厂垮台。”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

陆铭说，这反映出用地指标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人们试图给内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提供更多经济发展的空间，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偏低。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励偏资本的产业，影响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扩张中，最令陆铭担忧的是，哪里地便宜企业便去哪里，不少企业搬离东部，造成一种产业转移的假象。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尤其对于外贸企业而言，远离港口成本倍增，不利于中国产品与东南亚国家竞争。

相比西部出现的土地抛荒，东部地区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不少城市出现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业、农业用地的情况。“这种代价高昂的拓地方法，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一些岛屿已经消失。土地资源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未来十年内必须要改变，而纠错成本也是一种资源浪费。”陆铭说。

应通过发展服务业推动城市化

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吴必虎说，为谋求高速发展，近年在一些党政部门甚至兴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风。“强调短期内必须把路修好、设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来商量去，土地开发不成，因此催生强拆现象。很多城市没有规划好就仓促上马，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更有城市建设后补规划。”吴必虎说，“为什么城市下水道没人投资，为什么一些农民子弟学校被拆掉？土地开发出GDP，而投资服务业等对GDP快速增长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地方政府不太愿投这个钱。”他认为，这种“功利”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吴必虎认为，未来城市化主要应靠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包含创业产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等。“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曾走过大量消耗能源，大量占用土地的道路，这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另辟新径。但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推动城市化，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吴必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