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异端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一本曾经激起激烈争论，而且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催人思索的书。中国大陆二年之内出了两个译本，在颇知撙节的出版管理家看来，诚然是一种浪费，但从读书人角度看，却也不无意义——至少说明中国出版界对这本“异端”之作的重视。

三十一年前它在英国刚一问世，当即掀起了一场风暴，许多学者群起而攻之：轻率武断，扰乱人心，作者根本算不得一位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另一些学者则热情推崇：一部难得的杰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修正学派”的兴起，堪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麦考利《英国史》相媲美。唇枪舌剑，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开始，由英国打到美国，不仅在专业书刊和学术讲坛上交锋，还很快扩展到一般大众媒介以至家庭内部，因之朋友反目，父子龃龉之事也时有所闻。

泰勒固然因这本书一时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学术地位却早在这之前就已确立。他一九○六年出生在英国兰开夏郡，求学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获历史学学位，后去维也纳师从普里勃勒姆。一九三○年后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梅达伦学院。他是一位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多产的作家，并有多方面活跃的社会活动。他好独树一帜，向正统和权威挑战，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总是作直言不讳的批评，因被视为“知识界之牛虻”。有人认为泰勒的个性和遭际很像肖伯纳，“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机智诙谐，固执己见，离经叛道，惹人讨厌，不可忍受而又无法摆脱，不时冒犯他的史学同行却总是有教于他们”。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希特勒按照预定的计划蓄意策动的。可是在泰勒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在战前就已经提出在战后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的解释。原来主张对德强硬政策的人当然满意，因为它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原来倡导绥靖政策的人也能接受，因为它证明要不是希特勒这个疯子，绥靖本来会是一项明智和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德国人也觉得称心，因为它既然证明一切都坏在希特勒，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了。有了这种皆大喜欢的解释，也就为现实需要提供了振振有词的依据：西方国家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对极权主义而战，现在则跟清白的德国人联合一起在冷战中继续这项伟大崇高的事业，仅仅是敌人的地点和名字有了改变：从前是德国的希特勒，现在是苏联的斯大林。好像存心要使每一个都不舒服似的，泰勒的笔锋所向，正是这一派五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自鸣得意。他傲然宣称，他在“以超脱的态度对现有的纪录作一番思考”之后发现，“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他要叙述的将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

泰勒用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按照时间顺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战争爆发的幕幕活剧重新排演了一遍。他的结论是：希特勒既没有策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弱的同义词；这场战争发端于第一次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事与愿违的忙中生错；“二战”其实是“一战”的继续和重演。

在泰勒的笔下，希特勒既不是神昏智乱(至少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之前)的疯子，也不是严格按计划行事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神经坚强的机会主义赌棍。通常认为是希特勒侵略蓝图的《我的奋斗》不过是多少年来在维也纳咖啡座和德国啤酒馆里随时可闻的陈词滥调的混乱回声。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侵略罪证并普遍认定是希特勒侵略计划的“霍斯巴赫备忘录”，其可靠性大有疑问，而那次军政大员会议更可能是在纳粹体制里各个权力机构互相倾轧中希特勒玩的一种内政花招。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台执政，国会纵火案，进军维也纳兼并奥地利，制造捷克紧张局势以及最后占领布拉格，等等，也并非希特勒事先策划、精心操作的结果，更多地倒是一些二流人物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主动行为所触发的即兴反应，抓住了他们所提供的机会。总之，“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是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果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

不仅希特勒的行状不同常论，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物都有一幅大异其趣的画像。张伯伦既不愚蠢也不懦弱，倒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策得到他的保守党和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跟通常认为或其本人自我标榜的相反，艾登并不是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也不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他曾经赞美过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事业怀有善意。被普遍推崇为爱好和平的“善良德国人”的施特莱斯曼却原来跟希特勒一样怀有统治东欧的梦想。墨索里尼乃是一个爱虚荣胡吹牛皮的家伙，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斯大林也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坚持意识形态教义，一心策动世界革命，倒是个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要求维护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安排，并期望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

泰勒几乎把两次战争之间的全部欧洲国际关系史弄了个头足倒立，里外反转。在这中间，最最惊世骇俗的，是让人们以为作者在为希特勒翻案，并因此遭到特别集中和猛烈的抨击。在美国的《视野》杂志上，曾有人虚拟了一篇希特勒的阴魂向泰勒先生致贺的短信，迹近政治起诉。对于所有这些攻击和批评，泰勒很少搭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本书再版时，才以一篇“再思考”作出正式抗辩。其中固然包含有因原书语义两可造成歧解之处作出些许澄清，主要是对全书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论点的有力重申和进一步发挥。要泰勒接受别人的指教是难的，不过，这些批评的积极意义是无法否认的。正是在这场炽烈争论的触发下，更多的历史学家作出了多方面的独立研究，对希特勒德国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出现了一种大致接近的共识。这种共识，既超越了原来“正统”的僵硬，也修正了泰勒的偏执，是一种新水平上的综合。这就是：“希特勒在某种强权政治和观念的混合物的驱动下，想要夺取欧陆霸权和世界强国地位，并最终统治世界。不过，统治世界还是一个相当模糊和遥远的未来目标。然而，主宰欧洲就远远不只是进军东方，还意味着打败西方民主国家，在非洲夺取殖民地，以及建立一支在大西洋上拥有许多基地的强大海军。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计划通过一场大战来实现他的野心，与此相反，他决意不要重犯威廉二世的错误去同一个遍及全球的联盟对抗。对手们将被孤立和各个击破。随机应变和即兴式的突发行动是希特勒在追求其目标时的特征，而那个长远的梦想，即世界强国的地位并最终统治世界则是不变的目标。”(亚当斯韦特：《也论起源》)

不过，要是本书真的仅限于或主要是做做翻案文章，那它至多只能激起一时的“轰动效应”，决不会产生如此持久的社会反响了。作者是怀着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以整个欧洲史的知识背景来观察二战起源的，通过本书提出了许多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促使人们进行深层的思考。在我看来，这样的问题至少有：

一、德国问题。这是上个世纪以来至今依旧赫然摆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日程首位的关键问题。泰勒认为，由于德国地处从西欧到东欧的中途，没有一条天然和稳定的边界，既没有充分西方化，又未能与东方斯拉夫邻居和睦相处，要不被环伺的强邻所左右，就要成为欧洲霸主。由此几乎“原罪”般地产生了德意志民族服膺军国主义、专制政体和对外扩张的特性。正因为此，泰勒强调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就是他的历届前任的政策，就是外交部里职业外交官们的政策，实际上也正是全体德国人的政策”。当一九四四年国防军官们密谋推翻他时，他们反对的也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所带来的败绩。总之，“希特勒不过是德国民族的共鸣板，千千万万德国人毫无内疚地一无疑问地执行他的罪恶命令”。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希特勒，简直就不能发现什么。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然而这个要素是给已经存在的发动机加油”。历史学家的任务恰恰是要研究这架引擎是如何运转的。如果仔细通读全书并好好想一想的话，人们或许可以同意泰勒的申明，即他对“正统”所作的主要“修正”之一，不过是“认为希特勒用了和通常认为是他创造的方法不同的方法”而已。与其说他是为希特勒翻案，不如说他要整个德国民族反省。但是，难道真如泰勒所断言，德国民族犯有“原罪”吗？德国何以自处，其他国家又该如何摆正它在欧洲和世界中的地位呢？而且，难道德国问题真的就是欧洲和世界政治中独一无二的问题吗？

二、强权政治和实力平衡问题。在泰勒看来，在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上，哪个大国都尽最大努力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哪个大国领导人都怀有增加自己权力和威望的野心。德国总想主宰中欧和东欧，意大利一向做着“罗马人的地中海之梦”，俄国历来警惕来自西方的入侵，英国则力图做统治海洋和遍及全球的大帝国；贯穿其间的，依然是四百多年前马基雅弗里所提炼阐明的行动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颂扬战争和尚武的美德。他们使用战争威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这套做法并非新创。政治家们一向是这么干的。那两个独裁者的夸夸其谈并不比老君主们‘把刀剑弄得格格作响更坏；就此而言，也不比维多利亚时代教导英国公立学校学童的东西更坏”。他们“跟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胃口更大，并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手段来满足这种胃口”。至于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其“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很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他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做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没有什么过错，“就原则和信条而言，希特勒并不比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们更加邪恶和无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品行似乎更高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保持现状而道貌岸然，希特勒则是改变现状而胡作非为”。如此持论，听起来很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不过，这一番粗鄙刻薄的论述，比之充斥于官方文书和高头讲章中的堂皇宏论来不是更多地道出了“国际事务中的真实底蕴”吗？

三、历史的偶然性。泰勒在本书里提出了战争起源的“车祸”说。他以为，“战争很像交通事故。它们的发生有一个共通的总根源，与此同时又有种种特定的原因。每次交通事故，说到底，都是由于内燃机的发明以及人们想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愿望引起的。但是，警察和法院总是要为每次交通事故寻找一个特定的具体原因——驾车人方面的错误：超速，酒后开车，刹车失灵，路面不好。如果历史家满足于找到一个这样或那样的总根源，证明是“它不可避免的”产生战争，那就等于“某个被指控危险驾驶的车手以机动车的存在作为他的唯一辨护理由，那就蠢透了”。但是，一旦开始仔细考察战争怎样从具体事件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立即呈现出非常纷繁复杂的面貌。历史不是公共汽车，不会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或事后创作的必然性向前运动。“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但是，这些规律无宁更像水流的规律，滔滔洪水因此而流进事先未曾发现的河道并不可遏制地最终注入一个无法预见的海洋”。总之，泰勒以为“在历史的形成中，人类的过失往往比人类的邪恶起更大作用”这一派悲天悯人之论，大有不可知论的嫌疑，但是，比之那种把历史描绘成一场好人对坏人黑白分明的道德演义，是不是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也更能叫后人明智呢？

在西方学术界，泰勒的这本书已经是一本旧书，由它而激起的争论也已经潮平浪息。我们对它不闻不问者几二十年，偶有道听途说者又十年。现在全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究竟是中国的进步。我们希望这种进步势头不要遭遇到遏制，继续发展下去！而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一现代文化史实，可以了解到，为了发展学术文化，容忍学术上的“异端”，至为必要。以欧洲人对希特勒之痛恨和反感，忽然有人提出一种似乎为希特勒翻案的主张，岂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要上起纲来，也可以说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代表了某种政治倾向云云。然而，多数人毕竟冷静看待一切。“异端”并未用行政方法禁绝；经过若干年的探索研究，关于二战史的研究毕竟前进了一大步。这并不表明，“异端”必须通盘接受，因为它亦往往有其偏颇处在；但是，如果一味禁绝任何学术上的“异端”，人类难道还能发展到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英〕A.J.P.泰勒著，潘人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45元；何抗生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4.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