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道德批判

傅　铿

中国读者已经相当稔熟的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一向主张史学家应具备一种超然物外的涵养。他于一九九一年在台湾推出了一部新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荣列台湾当年十本最佳书籍榜首。此书所蕴含的劝世良言似乎是：与其对资本主义作各种道德评判，还不如循着它在世界历史上演进的轨迹，对其进行一番纯技术性的分析，撕除贴在“资本主义”上面的各种或毁或誉的道德标签，提炼出作为一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纯粹中性的技术性格。因为在作者看来：

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即无商量折衷的余地，或贬或褒，故事即只好在此结束。间接也就认为亿万生灵的出处，好多国家的命运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贤愚不肖决定之，与其他的因素都无关系，而只有破口谩骂的人看得清楚。(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湾允晨公司一九八九年，第258页)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可谓是一部为中文读者而写的关于资本主义之历史形象的高级启蒙著作。它所叙述和阐释的范围之广，恐怕会令绝大多数西方专业史学家都望而却步。它从西方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各派研究出发，梳理出资本主义的主要技术特征，随后分章考察了资本主义从威尼斯、荷兰到英国的演进轨迹，剖析了霍布斯、亚当·斯密、洛克、韦伯和桑巴特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解释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历史原因，然后着重比较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力图揭示这三个国家革命浪潮此伏彼起、资本主义步履维艰的共同启因，在结论中则点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商业体系属于海洋文明，同大陆性格的农业文明颇多差异。如此广泛的论题，当然只能作为一种“大历史”(macro-history)来撰述了，况且这些论题又属于作者明史专业之外的世界历史。因此之故，海内外颇有同仁以为此书论述过于泛泛，史料基本上摘述自一些史学名家的英文著译。但我仍觉得，这是一部开拓性的作品，因为这本探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史著，是以中国为本位而进行考察的，作者从一个极其恢宏的历史背景出发，来考察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这个走兽，在一步步转变为现代商业文明这种飞禽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的深重灾难和痛苦经历，同时比较世界各国在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类似经历，以揭示资本主义这股方兴未艾的西潮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这种从微观走入宏观的学术理路，也给人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感觉。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无疑是由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所推动的。现在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的手段，首先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出现于意大利半岛。但是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Braudel)在《文明与资本主义——商业之轮》(一九七九年)一书中的考证，“资本主义”一词却出现甚晚。直至一八五○年左右，才有人使用了多少含有现在意义的“资本主义”这个词。蒲鲁东是这类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则仅用过“资本家”(capitalist)这个词。事实上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忽然间爆炸式地被用作社会主义的自然对立面。

但作者主张对历史现象持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因而他并没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他似乎使用了三种方法来避免道德批判式的历史研究，其一曰从技术层面上分析资本主义跨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其二曰揭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the 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其三曰注重和昭示制约历史发展的超个人力量(theimpersonalforcesinhistory)。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完全避免对研究对象流露出自己的价值倾向，而且作者在本书的结论中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的说法，也确实对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作了一番“信念之操演”(exercisingfaith)，亦即对这种商业文明表露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作者的注重点仍然在于一种事物(如商业文明)在特定的社会中“能否”行得通，用意不在于“褒贬”。

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根据作者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下列三项：一、资金的广泛流通(Wideextensionofcredit)，从而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二、超越个人关系的经营方式和雇用关系(impersonalmanagement)，俾使企业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三、技术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和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theruleoflaw)维持。其次，私人财产所有权必须得到牢固的确立，从而社会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生产与分配则以契约关系为主，个人的获利欲望在自由竞争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作者认为：

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第34页)

所谓“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是作者所常用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术语，台湾的一位书评作者甚至称它为黄教授的魔术概念，因为他似乎认为现代化国家的最根本特征即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那位台湾书评作者据此反驳黄仁宇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初步具备各个职业的人口统计资料，况且有数字也不等于即能在数字上管理，因而说英国在十七世纪内战后即达到了“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似乎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想那位作者恐怕没有把握作者这个概念的本初内涵。按照作者独特的用法，所谓“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涉及到度量衡制的统一，土地的商品化，税收的货币化，以及人际关系的法律化等等，其共同特征似乎是用一种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泛化媒体”(thegeneralizedmedia)，例如货币，来疏通整个社会结构，俾使一个民族中的所有货物和服务都能达到自由而公平的交换，从而政府得以用“泛化媒体”来调节和管理整个社会的各种活动，而不必用行政上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人们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或曰社会规范。泛化媒体的基本特征即是可计算性和可分割性，它是人类交换活动的凭藉和尺度。在这个魔术概念背后，我们仍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影子。

上述资本主义的三个技术特征，以及物品和服务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是西方十三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共同要素。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威尼斯已经建立了完备的银行体系，其政府则如一个大公司。威尼斯政府在一一六○年向市内的商人筹借得十五万银马克，首开发行公债的先例。一一七一年威尼斯银行成立，获权以公债的债权为准备金发行信用票据。至一三○○年之后，威尼斯已形成了完备的现代商业技术，如海上保险，信用制度，复式簿记，提货单，海外经纪人，商业合同和商业法庭等。十六世纪的荷兰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则不仅具备了业务繁多的银行机构，而且已经设立了证券交易所，债券、股票和期票等都已进入了自由交换的领域；著名的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都是在社会上集资而建立起来的大股份公司。

反观中国，其传统的上层结构和低层组织均不利于资本主义技术性格的形成。作者一向认为，要理解中国近代的长期革命，则至少得将我们的历史镜头往后拉长四、五百年，从明朝以来的各种体制来认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巨大震荡。如果这种历史的视界再放宽几千年，那么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看得更清楚。作者的一部英文新著即题为《中国的大历史》(China：A Macro-history)，叙述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上下五千年中国史。用这种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无疑难以产生。中国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和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而建立了庞大的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不可动摇性(“凡人子不蓄私财”)。同时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而各级衙门所用的各种办公用品，以及各种军需用品，则均由农民的各种徭役直接提供，完全没有商业交换系统居中调节。显然，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不可能独立地在中国产生。所谓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云云，完全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的上述技术特征，以及这些技术特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如法治和充分的私有财产权等等。

其次，运用大历史的眼光还有另一个益处，那就是显现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既然中国社会在上层结构(国家政体)、下层组织(生产关系)以及司法、宗教等中间环节上，同西方社会相差如此巨大，所以这种从农业系统转变为商业系统的革命之艰难，凭个人一生的经验是不能想象的。作者设喻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革命尤如一个长隧道，它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能走通，呆在隧道里的人纵然活到九十九岁也难以尽览它的全部路程；只有到走完全程后，即使平常的人也能凭藉前人的经验来了解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以此视之，则中国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多费时间。作者在另一部书中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洋文化的反应，不能算是因循迟钝。只是因为两方组织规模之不同，无法仓促的舍此就彼。所以耆英之将西洋文化说得一钱不值，恭亲王奕诉的片面开放，曾国藩、左宗棠之造船制机械，和光绪帝及康有为的筹备君主立宪，都是与外间不断接触后才逐步的放宽改革的范围。以双方距离之大，这梯度式的反应也不能算是不合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一改就都要改，无法半途刹车。所以放弃两千年的君主制不算，连代议政治也造不成，军阀割据亦仍没有出路。以今日的眼光也可以看出，当日之草拟宪法，只顾到上头，没有看到脚底，好像写下一纸文书，就可以命令一个走兽，立即蜕化而成为一个飞禽。(《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9—190页。)

“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一语显然是从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的历史观”(thelong-termperspectiveofhistory)借鉴而来的。布罗代尔一九五七年在《论长时段》一文中，首倡历史学的研究应跳出个别的历史事件，放宽历史学的视野，注重以往社会的“结构”、“总体情境”(totalsituation)、“心态习惯”(mentalhabits)、“世俗趋势”(seculertrend)以及“历史周期”(intercycleinhistory)。他所撰著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一四○○—一八○○》等专著，便专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这种长期趋势。《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则力图应用长时段的历史观，来揭示资本主义演进的动力，以及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和中国长期革命的根源。他遵循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尝试用总体情境、心态习惯和长期趋势等因素，而不是历史人物的个性因素，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如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历史便显示了合理的长期趋势。

因此，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在总体上是由这些超个人的力量所左右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则往往是这些超个人力量的无意识工具，出于一些具体的动机而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例如，克伦威尔出于信仰自由的动机，在一六四七年同查理国王谈判时希望移植荷兰的政治体制，以便做到政教分离。其结果是，清教徒摆脱了国教会的控制之后，积蓄财富的活动便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同时在习惯法庭之外，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公平原则进行审判的法庭，处理涉及良心问题的宗教案件。所以克伦威尔虽然没有有意识地推行资本主义，但在他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却有了长足的进展。

当然，谈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上短期的不合理性，更不是为历史上的种种贪污腐化、昏庸无能、倒行逆施和顽固不化辩护。历史的长期趋势总的来看是向前演进的，但当中也难免会有歧出，短期里走进一个历史的死胡同，然后再倒出来，重新走进主流之中。比如我想作者会承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段最典型的历史的歧出，而一九七八年之后的改革则是重新走向被文革彻底破坏的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确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重新恢复广泛的商业交换关系，更多地利用各种商业技术即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以及逐渐培养法治的惯例。所以黄仁宇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号《知识分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作《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的长文。他惊喜地发现，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八十年代完成，其间的最大收获是此后这个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就是说，政府已经能够利用诸如货币和信用票据这样的泛化媒体，来调节和控制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了。

历史的短期不合理性难免会抹上历史人物个人的色彩，但是探寻这种不合理性的根源，则同样必须注重那些制约着历史人物活动的超个人因素，比如历史地形成的心态习惯和政治体制等。在作者看来，探究这类超个人的历史因素即是对历史作技术性的分析，而不是道德批判。

同样，在对待西方国家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现代商业技术时，也完全没有必要去争论这种技术究竟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偏要争辩，那宛如是“一个疲惫至极的人，有人牵上一匹马他还不骑，只因为马的颜色，不是他心爱的色彩”。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沪滨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