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解永恒的谜

梅俊杰

假如我们能把过去得出的结论归结为两个极端：英雄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胡克《历史中的英雄》可说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英雄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全赖于作为个体的英雄。胡克对此大加怀疑，认为衡量英雄对国势的影响，重要的是研究其间的因果联系，即考察一国的繁荣景象或衰落情况是否就是当朝帝王的特性或决策的结果。社会决定论认为历史的一切发展莫不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唯一的结果，英雄人物的使命就是要完成历史的内在机制规定了的任务。胡克在评论这类观点时，指出了其偏颇所在——“把最多只能看作这一事变的必要条件解释成这一事变的充分原因。”(第67页)这是切中要害的。

必要条件(或称前提条件)是否就是产生具体事变的充分原因，也即它是否必然导致某一事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提条件在个体身上的作用。对于人来说，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成果都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因为是前提条件，它们就必然给人们的现实活动设下了一个范围，就如遗传特性给人的活动设下了生理上的局限一样。但是，这样的范围是极大的。“纵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下，个人之间还是有着种种不同的能力或潜能的。我们都很熟悉：受支配于相似环境条件下的个人，往往会有极不相同的反应。”(第47页)可见，前提条件在历史的主体——人的身上并不就产生对于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具体行为规范，所以，前提条件也很难能用来作为某一个体所采取的某一行动的充分原因。对于客观历史发展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里问题就演化为：历史的发展是否总是必然的，其间有没有选择的余地？社会决定论者认为历史的发展遵循着其内在的机制，或者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或者是物质经济方面的。这种内在的机制没有能被改变的可能，即使我们看到某位英雄去改变它，他们解释这本身便是此机制的内在要求，英雄只是从马厩或皇宫中唤出作为历史实现其内在机制继续运行的工具。应该说，这是片面的。确实，现实的社会条件给个体的活动定下了一个基本范围，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排除了一部分历史发展的选择可能。但尽管这样，在这个极大的范围内，另外尚有众多的选择敞开着大门。如果遇上新旧系统交替，社会动荡，社会提供的历史发展的选择兴许会更多。此时，处于同样的前提下，不同的个体，由于不同的抱负、气质、机遇、地位等，对于下一步的历史发展，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某个需要选择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一直存在，只是时候不同，选择范围的大小不同)，基本社会因素作为常量存在着，等待着被人在一个大范围内进行组合。此时，唯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可变的因素，等这个积极因素随着某一个体参与至历史的选择而加入社会因素时，历史便会被引至某一方向。而假如其余不同的个体，只要具备适合前提条件的因素，如加入至同样的社会因素中，他们也相互作用，历史一定会有不同的进程。所以，前提条件与具体事变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因果决定关系。当然，如已指出，这些不同方向的选择，都不超出前提条件设下的范围。但是，从前提条件到某一选择，其间的选择范围大得很，并不是直线一条。有时两个或多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仔细看来都是可能的。胡克就认为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就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者是为了社会福利而实践一种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扩张政策……，或者是把全国的生产设备一举而转变成为全国战争的工具。这两条选择道路都是历史上有着可能的”(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第81页)。当然，就整体而言，胡克的历史观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但他对英雄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分析，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它在强调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同时，并不否认个人的能动作用。从宽广的宏观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亦应重视历史发展的微观部分，原因就在于宏观的历史靠微观的历史部分组成，且它一直处在我们的脚下。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必然远非直线，某些曲折，即使能得到改正，也常是以数十年、数百年而计的。而另有些曲折恐怕会成为今后历史发展总趋势转向的初始阶段，终将难以矫正，这样说，并不是意欲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是在于表明，作为历史的主体，人们完全有着不小范围内的选择天地，他们绝不应该低估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参与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应使自己的“理智永远不要睡觉”，并“负起一部分责任”来。

(《历史中的英雄》，〔美〕悉尼·胡克著，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二次印刷，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