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

胡真才

理论文章不一定就枯燥无味，柳鸣九同志的法国文学评论集《采石集》证明了这一点。《采石集》共收论文二十篇，每篇都给人提出至少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雨果的脚步》中，作者在总结雨果随着时代而不断前进的步伐的基础上，阐明了要创作出真正属于时代的文学，首先要求创作者成为时代的先锋，以深刻表现自己的时代社会为己任，体验时代的人心，探索适应的新艺术形式，抵制因袭的惰性，抛弃传统的偏见，通过雨果的先例引出在社会改革的今天对文学创作有益的启示。雨果曾有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长期以来，它几乎成为批评者的众矢之的。可是，《雨果的意义与启示》一文在客观评价了人道主义在雨果全部创作中的作用与地位之后，明确认为“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虽并非没有局限性，然而，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它决不应该被清除或被遗忘。”《梅里美的启示》则总结了另一方面的艺术创作规律，看来作者是有意识地针对题材决定论，通过梅里美的文学创作，指出他在独特的创作个性方面达到的成就，大大弥补了他在社会视野上、反映现实上、思想高度上的不足；同时，也指出如果梅里美的思想境界更高些、责任感更明确更强烈些，以他的艺术才能，他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的。对《巴马修道院》的评论中，作者以“滑铁卢战役”一章为例，对司汤达的“崇拜与写实”的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指出，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是现实主义克服了他们的偏见，使他们不去歪曲现实；而在司汤达身上，则是现实主义抑制了他的热情和崇拜，使他不去粉饰现实、走上浮夸虚假的歪路，而是沿着艺术规律的正道，达到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境界。这种“现实主义的胜利”对我们的文艺创作无疑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敬佩柳鸣九同志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更敬佩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人格，他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不赶浪头，不为风向所左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已收入《采石集》中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所引起的风波，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年，其后国内对萨特与存在主义提出了不少责难与批判，有人认为柳鸣九的文章为萨特说了好话，曾要求他再写一篇表示改变自己观点的批判文章，但作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那篇文章在这次收入本集子时仍保持了原貌。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的立场和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再如《新小说派说明了什么？》一文，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当时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柳鸣九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阐述了新小说派的功过是非，既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道路、应该以现代主义为方向的意见，也反对要把现代派文学完全彻底加以否定、认为一无是处的意见。他认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在对这一典型的现代派文学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历史性的总结。当时能坚持这种立场与观点实属不易，同样，他的这个意见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柳鸣九同志的评论文章，力求对作家创作个性加以准确的把握与表述，力求把评论文当作艺术文来写，注重文章的意趣与文采，此外，作者在有意识追求有学术创见的努力下，对法国浪漫主义及新小说派的功过等重大文学现象作出了一些精辟的论述。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独到的见解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茅盾同志曾经告诉青年读者说，现在的文学青年倘要借鉴外国名著，光是读它几遍，绝对谈不上借鉴，必须“认真、仔细地阅读解剖这些名著的专书或论文。如果这方面的专书和论文不齐全，文学青年有权向出版界提出要求。”近年来，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作品日见增多，培养和建设我们自己的外国文艺评论队伍已成当务之急，目前不少同志正在这方面作出可贵的努力，《采石集》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情。

(《采石集》，柳鸣九著，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2.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