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传统文化

龙柏文

由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于今年一月上旬在上海举行。讨论会的主题，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两大课题，无不同怎样评估儒学传统相联系。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里面，又包括着近年在孔子和儒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知名代表。他们所作的报告，提交的论文，仍然就估计儒学传统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各抒己见。因此，在会议期间，儒学很自然地成为学者辩难的焦点，不同见解迭相发表，每种见解都引起质疑和驳议，争鸣气氛十分活跃。

以下报告和论文更加引人注意：杜维明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李泽厚的《关于儒家与新儒家》，庞朴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汤一介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讨》，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蔡尚思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其演变》，朱维铮的《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陈俊民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理想人格》，包遵信的《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孙长江的《中国的改革与民族文化传统》，冯天瑜的《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有关论文或摘要，均收进会议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此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儒家传统，结论无一相同，认识差异很大乃至全然相反。

分歧的见解和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

在与会学者中间，大致有三种看法：

多数学者认为有。理由是，自孔子开创的儒家成为显学以后，尤其在西汉独尊儒学以后，它就支配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后来学说有变化，学派有分野，都只出于儒者对传统精神的理解不一致，就是说都在维护一以贯之的传统，而非否定这一传统。但持如是观的学者，对这“一贯”传统的评价，则极不一致。

部分学者认为名有实无。理由是，孔子死后儒家便陷于分裂；西汉开始推尊的经学，既非孔学，也非儒学；它作为统治思想的表现形式，自汉至清最重视的都是统治术，因而只有在“通经致用”名义下学随术变的传统，可说没有一贯传统倒是在儒学名义下的一个传统。

有的学者认为从来没有。理由是，所谓儒学自始便是邹鲁文化的一种表现，以后传播地域也限于古代中原地区，不足以代表多民族文化组合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足以代表不同区域文化组合的汉族文化传统，即使在中原也有多种文化同时存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王朝无不贱儒，汉族各王朝实际尊奉的也主要是佛道而非儒学；因此，从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空间差异来考察，只能说存在的是一种用表面尊儒以容受多种文化共存的传统。

儒学传统的内涵

承认儒学传统存在的学者，涉及这一问题，便异说纷纭，几无同解。

有说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有说是人文思想加王权主义的。有说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说是注重实践和道德理想主义并存的。有说是一贯重礼的。有说是以“天人合一”作为社会价值取向的。有说是尽量使外来文化因素“俯就我范”的。有说是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的。有说是以兼收并蓄的“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有说是孔子思想的。如此等等。有趣的是还出现估计类似而评价相反的情形，例如同样认为儒家传统的内涵主要是“和合”精神，有的认定这一精神表现为不排斥异己文化，有的却认为在“和合”中表现的常是顽强的排斥性。

但有一点，则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复杂系统，其内涵的确包容着不健康东西乃至封建毒素。即使对儒学传统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认为它涵盖着必须扬弃的不良心态。

还有一点也为与会学者所同，那就是无人否认儒学是个变化着的系统。因而，即使只从否定方面论述儒学传统的学者，也认为其中某些内容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历史发展中变成了应该否定的传统。

不少与会学者对近年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一种只褒不贬的倾向提出异议成批评，认为那属于非学术趣味，不应鼓励或提倡。

儒学传统的正面和负面

与会学者对此评估也很不一致。

首先关于两面的理解不一致。有的认为人文主义传统是优秀的，王权主义传统则应予以否定。有的认为这个传统中重人生重道德的一面要肯定，轻自然贱科技的一面则是谬误。有的认为大丈夫精神、农民式的坚韧性格属于儒家塑造的较健康传统，而封建意识形态则为其负面。有的认为既统一尊儒又宽容多种文化的传统可以批判继承，而用“大一统”思想窒息多元文化的发展则非否定不可。等等。

其次关于两面的评价不一致。有的认为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传统，最强调的是纲常名教，因而始终都是糟粕远胜于精华，从现在看没有值得发扬的因素。有的认为儒家精神的基本方向，从孔子起便代表着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种“圣王”思想是儒学的真精神，而它的负面则是可以消解的封建余毒，违背儒家的本来意愿。有的则认为腐朽和神奇没有绝对界限，古之精华在近代可变成糟粕，反之亦然，需要的是对两面都从变化角度进行具体评估。等等。

鉴于争论很大，有的学者建议，应该重视儒学传统和其它文化传统的比较，尤其需作中外文化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以确定它在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比较在三十年代已有过，结果论战一通，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关键仍在于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就不可能达到见解一致。但后一意见也遭到驳难。有的学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不能预设框框，只能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学术问题上，见解一致是相对的，因为真理不可能穷尽，所以关于儒学传统正面与负面的论辩应该容许，不应急于见分晓。

近代反儒学传统如何评估？

与会学者看法也大不相同，主要分歧在于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和效益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儒家传统，在“五四”前后，经历了暴露弱点的一段历史过程，主要是统治势力使儒学政治化，同时又受西化思想的冲击，因此人们普遍注意的，是长期存在的传统负面即封建意识形态，而忽视儒家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成联合战线，对儒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继承五四精神，就不但要否定封建遗毒，更要对塑造中国文化的泉源活水即儒家真精神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否则就不能实现创新。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发聋震聩，意义伟大，但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是有缺点的，例如他们强调两汉以后统治阶级尊奉的都是假孔子，就没有重视孔子思想在历史上已渗透到各个领域的事实。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现代思想史，已经证明孔子思想长期成为妨碍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阻力，继承五四精神，就要继续否定儒家传统，否定要击中这个传统的要害。

一种意见则认为，在近代批评或反对儒家传统，早在晚清乃至更前面已经开始，到五四时期不过是又一次集中爆发。然而五四以后争论仍在继续，例如东西文化的争论就是晚清“中体西用”争论的变相继续，“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更是晚清体用之辩的直接继续。这都证明“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性，当近代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以前，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儒学传统的论辩不可能停止。同时，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现代化，不可能同步，观念落后于社会变化，或者出现“提前量”，都是可能的，也由此得到证明。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只有撇开感情因素，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相互联系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给予近代反儒学传统的争论，以合乎实际的评估。

然而，无论持何种意见的学者，都不赞成近年孔子研究中的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错误。与会学者认为这是违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不利于对孔子和儒学的科学研究。

儒学可能再发展吗？

近年国内外若干有影响的学者，提出和论证“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不同反应，在中青年学者中间争论尤烈。

本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虽然没有以此为议题，然而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学者都出席会议，就使他们得到机会，直接申述己见和交换彼此看法，因而会上会下讨论乃至争论十分热烈。各种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五种：

一、以杜维明为代表，认为儒家传统在现代有再生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他是近年预测儒学将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要区分两种情况，即政治化的儒学和儒学力图用道德理想转化实际政治。尽管近代各个层面的儒学都在堕落，但对儒学的基本精神作全面深入的照察，可以看到它仍有第三期发展的前景。这个前景取决于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动向。这种人文主义涵盖着三个哲学课题：一是主体精神，即个体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如何独立自主；二是主体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联系；三是对超越精神的向往，对真善美的无尽追求。他认为，如果承认儒学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用都极大，那末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继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代表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为害甚深的封建遗毒，引进西方文化而又清除其中的浮面现象，将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

二、以李泽厚为代表，认为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并非绝学，因而要求守住它或抛弃它都没有意义。李泽厚最近发表的《中国思想史论》，被有些青年学子认为是转向新儒学的表现。他在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儒家与新儒家》的报告，即对此提出答辩。答辩引起与会学者更多的质疑，主要是他阐述的“西体中用”概念。会间在分组讨论中，他又进行答辩。他认为，他既不同于传统儒学，也不同于现代新儒学，他主张要回到历史，回去研究中国的传统，甚至不顾因此被人误认为新儒家。因为他觉得，“中体西用”，“西体西用”，都会阻碍现代化的道路。要把体用关系处理好，就要了解中国传统，然后才能打破传统，作出选择，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因此，他认为，儒学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对它主要应作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具体分析，以首先了解它，而后促进它的转化或革新；仅以情感的价值判断，来替代客观的科学描述，倒正是儒家传统的弱点在否定传统中无意识地出现；今天应继承的是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的变革精神，但这仍与儒家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恰好说明中国民族有善于舍弃固有观念以接受外来事物，“尽弃所学而学焉”的传统。

三、以孙长江、包遵信等为代表，认为只能用现代化的实践，才能检验儒学传统是否具有真理性。他们认为，儒学作为已经腐朽的封建传统学说，已经没有再生或转化的余地。从十七世纪西方进入近代化，而中国的优秀学者仍在尊儒崇道的历史来看，儒学早在三百年前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阻力。那以后的经学家，都致力于从书本而不是从实践来检验学说理论的是非，因此他们的努力，只有利于维护过时的腐朽的传统，使只适用于封建统治的许多观念，仍然保留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中间，乃至使中国出现“被现代化”的趋向。否定儒家传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而这些事实，也正是儒学没有任何前途的实践依据。

四、以李侃、龚书铎等为代表，认为近代民族觉醒不能从传统文化吸取精神力量，因而只有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实践过程，才能对儒家学说有科学的总结。他们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实际是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延续的、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它的积极因素已随封建制度衰朽而丧失活力，沉积为保守的历史惰性和习惯势力。用这一套治国修身的“天朝”无法抵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事实俱在，与民族危机相伴生的文化危机更说明传统文化不能引导民族觉醒。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精神遗存和民族心理，好坏两面都有。只能通过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实践，才能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予以清理和分析，吸收和扬弃。

五、以朱维铮为代表，认为历史上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儒学传统，实际是清代提倡的那套程朱理学传统，因而目前讨论儒学有没有发展前景，很难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容着从孔学到经学到理学的不同形态，每种形态都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在整个传统的结构及其变异没有研究明白以前，任何关于儒家传统的解释，都不能说是信而有征。因此，我们可以承认儒家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关于这个传统的内涵与外延、意义与价值，却不必匆忙作出结论。任何不同意见，都有助于人们对于儒家传统的反思，所以期待的不应是结论，而是学术的宽容，学者的雅量。

研究儒学的困难和问题

困难何在？与会学者有不同看法。或以为在于材料，涉及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凭滴水当然不足以知大海，掌握所有材料而后再发议论，也必定“以有涯随无涯”，不可能的。或以为在于观念，国内外学者之间，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信念各异，参照系不同，研究同一课题，也因此难得一致看法。或以为在于语言不同，使用同一概念，却各有各的定义，因而昔人所讥的“聋子对话”，在儒家传统的讨论中也时常出现。或以为在于价值取向不同，有的重视历史本身的探究，有的着眼于现实需要的满足。

于是便给研讨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情绪化的倾向，二是如何排除非学术的干扰，三是如何掌握最起码的史料，四是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方法，五是如何确定足资参照的架构。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给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出席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们，都认为儒学传统是什么的研究，关系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确切估计，当然也影响着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正确研讨。他们希望而且相信，随着传统文化研究拓广，这一课题定能得到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