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学风漫议

阎步克

“清谈”一词，今人往往用于讥刺空论；但在魏晋时代却为名士所习尚。清谈是玄学的主要研讨方式，其方法和学风均极富特色。倘若与两汉经学相比，其特色就更为明显。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时的清谈记载十分周详，从中可以窥见清谈学风之一斑。

清谈采用名士交会、自由论辩方式。一般是宾主会聚一堂，先由一人主谈，明其论旨，称为“通”；诸人遂作质疑驳诘，称为“难”。一问一答为一“交”或一“番”。经数番辩难，最后以义理精深、辞喻警达者为胜。这种论辩有时相当激烈。孙盛与殷浩相诘，“往返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这真是一幅精彩激烈的清谈画面。

汉代经学的特点是重“家法”“师法”，各家经师对经典的权威阐释由师徒世世相传。经师间各有门户，壁垒森严；学生只能墨守师说，不准自创新解。玄学清谈却大相异趣，它以直接的思想交锋，在论辩中求得义理。这是一种自由开放、生动活泼的学术研讨方式。

经学本于经传，实是一种经典解说注释之学。今文经学后与谶纬合流，充斥着荒诞迷信；古文经学纠缠于文字训诂、典章考订，思想琐碎贫乏。玄学清谈虽也以《老》《庄》《周易》这“三玄”为材料，但它能提出诸多重大论题，如有无之辨、才性之辨、言意之辨等等。名士已不拘于经典，而是面向人生、社会直至宇宙本体，大胆地作出了新的探索。魏初兴起了“名理”之学，即是对抽象概念所作的思辨性的哲学探讨。这是玄学的基本方法。钟会、傅嘏等人，都号称“校练名理”。《世说新语》记清谈多以“精微”“精奇”“精妙”“精深”等语称之。这种探讨已有“纯”哲学的高度和深度，决非荒诞迷信或琐碎贫乏的今古文经学所能比拟。

因为清谈在于以论辩求得义理，所以它要求辞语精确、表述机智、思路灵活、逻辑无懈可击。殷浩善谈才性，支道林与谈，“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经学之“家法”“师法”靠记诵已足；玄学清谈，却需要高度的论辩能力和思辨水平。

经学以繁冗著称，一经章句有上百万言者。清谈却崇尚以最简约的言辞表达思想的能力。“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也。”言简义赅，神会其旨，正是清谈的特色。

清谈思辨丰富，方式活泼，对抗性强，能够启迪智慧，因而有诱人的思想魅力。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名士陶醉于清谈，往往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支道林与许询等共谈，“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可见清谈给人以多大的快乐与满足！汉人苦诵章句，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并非出于对学问的热爱。当时已是“通人恶烦，羞为章句”，对于有识之士，它已全无吸引力了。

汉代经学是一种官方学术，国家遴选经师为博士。经师间常为争正统互相倾轧；学生对师说只能亦步亦趋。官方也组织学者讨论经义，但其意仍在定指归于一尊。玄学清谈则判然有别，既无正统又无门户，无师无生，完全是平等讨论。名士唯以义理才辩战胜对手、赢得名望。乐广家世寒素人无知者，后却以才华显于士林，遂名重一时。康僧渊以乞讨为生，后在清谈中崭露头角，遂为名士座上常客。

由于所崇唯在义理，名士们并不惮于修改己论，接受新说。“《庄子·逍遥游》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义理于郭(象)向(秀)之外”，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至于以势位声望压人者，更不见于清谈中。如王导、王敦、谢安、桓温等权贵，在清谈中都以普通谈客出现，并不以位凌人。何晏位望煊赫一时，“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王弼仅一普通少年，却敢直驳何晏；何晏绝无羞恨，反加倾心推崇；众人亦以何理为屈王理为长，并不趋炎附势。

治经学者多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清谈名士却几乎都是少年显名。如王衍、乐广、卫等皆幼年即为时所重。谢仁祖八岁“语已神悟，自参上流”。尤可称道的是，年长的名士对秀异少年总是百般珍爱，力加奖拔，《世说新语》里颇多记载。而这些少年也非徒有虚名。玄学祖师何晏“七岁明惠若神”，而王弼十几岁即已创建体系，何王二人开创的“正始之音”，为人崇仰几百年之久。他们当然不是“生而知之”。青少年思想敏捷活跃，勇于探索创新；而玄学清谈学风民主，注重思辨与论战，恰恰合于他们的素质，有利其才智的发挥和发展。正是这种比较进步的学术研讨方式，造就了这一代天才。经学是老儒穷年累月的记诵之学，难免“可怜无补费功夫”之讥；玄学却是一群杰出的青少年的天才创造。

今人以“清谈”为贬义词，对历史上的清谈却不宜一概抹杀。“清谈误国”，这本是千年的成说。晋代范宁就曾指斥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桓温亦称“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士人专务清谈不恤国事，这确不足取。但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是“国误清谈”。大凡一个社会，总该是既有政治、军事、经济人材，又有诗人、学者、哲人。脆弱动荡的魏晋王朝不能保障安定的学术研究，却要一群哲学家负起安邦定国之责，也未免失之不公吧。在当时的生产力水乎和社会状况下，颇富生气的清谈未能直接推动政治、经济进步，这实在应该看成一个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