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绿”

甘　歌

绿，是富有魅力的。王安石在他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妙用了这“绿”字，诗句分外生色，流传千古。据说，诗人曾数易其稿，最初用“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再改为“满”字，最后才选定“绿”字。这就给诗句另外增添了一层戏剧性的色彩，于是，人们无论是注释还是欣赏，都喜欢说一说这“绿”字。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也选了王安石这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并且还环绕着“绿”字，提出了一连串饶有兴趣的问题：

“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钱先生提出的问题不仅值得思索和玩味，而且还可以引伸出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探讨的问题——既然在唐诗中已早见并屡见这种修辞手法，为什么王安石后用却比唐人要来得知名呢？本来，炼字就是很考诗人本事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炼字》中曾感叹：“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王安石是否也是富于万篇而贫于一字，难以和唐人相避？但实际上他偏偏是在这“绿”字上出足风头，领尽风骚，这难道是文学史上的一种误会？《宋诗选注》中，钱先生对于陆游名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注释，为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钥匙。

钱先生指出：陆游所描摹的景象，前人也描摹过，如王安石诗“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强彦文诗“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不过要到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钱先生的这条注释，点明了陆游的名联和前人的诗句的相互关系。钱先生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从意境的开拓上，看到了陆游的名联所体现出的带着历史继承精神的独创性。的确，和前人相比，陆游这一联诗句的容量增大了，对比感、韵律节奏感都增强了；在这稍致工巧的形式里，诗人还灌注了一种他从山水风光的暗示中领悟到的深刻哲理，以及与这种哲理相吻合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

同样，在比较王安石的“绿”字和唐人的“绿”字时，只要不仅仅局限于辞典学和语法修辞学的范围，而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从诗句意境的开拓上着眼，就能发掘出王安石的“绿”字的特殊意蕴。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和唐人的“已绿湖上山”“东风已绿瀛洲草”相比，“绿”字的字义和用法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所绿的对象。正是这种对象的差异造成了诗的意境的差异，使“绿”字的色彩在各个意境中显示出不同的亮度。我们看到，丘为诗所绿的只是“湖上山”，李白所绿的只是“瀛洲草”，这些被绿的对象都比较单一、具体；王安石所绿的是“江南岸”，不仅在意境上显得气势恢宏，而且还实中带虚，给读者留下了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诗人眼中的江南岸，不是一片荒寒邈无人迹的原始大地，其间还生活着、劳作着江南人。在春风的抚慰下，江南的原野、山水绿了；江南岸上的江南人，也显示出充满“绿”意的生气。在这个“绿”字里，交织着物象的绿色和人情的绿意，这种虚实结合的立体的色彩描绘，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是其它“绿”字所不能比拟的。王安石欣然沿用前人用过的“绿”字，却不动声色地用出了新意，可谓是到达了不改一字，“尽得风流”的佳境。如果说陆游的妙处是将前人所创造的句式写得“题无剩义”的话，那么王安石的妙处则在于他赋予前人所用过的“绿”字以新的色彩，从而使它烘托出一个崭新的意境，这非但不是向唐人认输，倒真正是“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