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讯

洛一清

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多年来出版一套丛书，名叫“我找到啦”(Эв－рика)。这个名称出自古希腊语：当阿基米德在浴室中发现浮体定律时，高兴得上街狂叫：“我找到啦！”此后这即成为说明人类发明创造的用语。“我找到啦！”丛书题目新颖大胆，绝大多数介绍世界上的科学技术新进展，尤其注重边缘学科。丛书供青年人阅读，所以一般写得比较生动，容易引人入胜。作者往往是有关方面的著名行家。这套丛书最近出版的一本是《我们的同事——机器人》(Haшколлега—робот)，作者是一个年轻学者布斯连科(ВладимирБусленко)。书中描绘了到二○○一年使用机器人可能的情况，指出机器人从一种控制论的玩物发展成人们的助手的经过。作者预见，由于使用机器人和电脑，到二十世纪末住户和学校生活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以致以后的历史学家会把我们现在这十来年称为整个社会进化的转折点。机器人和电脑在我们今天对文明的作用，犹之于过去识字对文明的作用。因此，不了解机器人，也正同你要在一个国家生活而不懂那里的语言和习俗一样。(洛)

人们如何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定要随时代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人们的关系因一件事情破裂，是否能在另一件事情上重新建立关系？这是美国教育学家刘·巴斯凯利亚(LeoBuscalia)在新著《互爱》(LovingEachOther)中提出的问题。他鼓吹人们从根本上树立“互爱”的观念，认为打架、争斗、嫉妒、傲慢都因为缺少互爱精神而起。作者说，爱、柔情、照顾、分享这些象征人类文明行为的词，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少见，甚至在很多家庭里，在夫妻之间消失了，这就是尽管有些人很健康富有，有才华也有好工作，但精神空虚，酗酒吸毒的原因。如何补救这些呢？作者列举了几条，首先是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多传达思想，交流感情；还要诚实，宽容；要在娱乐中建立感情；寻求有益的建议。作者认为互爱的前提是了解，这需要每个人既做科学家又做艺术家，象科学家那样把人们关系的各个环节分解开逐个研究，找出它们的关系，象艺术家那样用满腔激情和最大勇气，正视现实，迎接现实给人们关系带来的挑战。这本书在美国销行甚广，反映了在西方社会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以及有人所提供的解决办法。

意大利女教育家阿达·德拉·托列(AdadellaTorre)写了一本饶有趣味的书：《父母的错误》，苏联进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俄译本。书中认为，一般的父母几乎天天都犯错误，例如懒惰，擅权，自我标榜，不能始终一贯，等等。托列详尽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有许多精辟的意见。例如她讲到：“有一次，托诺和阿贝托都还小的时候，一位女士来找我洽事。这一对双生子很快闹翻了天，把椅子在地板上拖，把马铃薯当作枪弹掷到放鸡蛋的纸箱上，把水泼到我和这位女士的身上。我大发脾气。事后我才懂得，孩子们是无辜的。他们不会用客套隐瞒自己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位客人也实在嗓门太大，还总是不肯告辞。”托列女士由此认为，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必须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能夸大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威望。(一清)

聋哑人的语言是“手势语言”，经常被排斥在语言学之外。为了提醒语、言学家的注意，美国心理学家莱恩(HarlanLane)写了一本书《当意识听到的时候》(WhentheMindHears：AHistoryoftheDeaf)。书中回顾了聋哑人的教育史，首先是十八世纪末法国人创建的聋人学校，这使社会正式承认了“手势语言”并开始对此研究。然后是在美国，学者们进一步发展此项研究，并纠正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全部聋哑人都当成与白痴一样不可教育的残废人的看法。最后，作者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亚历山大、比尔等十九世纪初期的学者的观点，介绍他们如何在禁止教授聋人说话的时候教聋人口语。

美国作家莫里卡(LeeMorical)的新著《何处是快乐的终点》(WheresHappyEnding)和谢费兹(M.H.Sha－evitz)的新著《女强人的综合症》(TheSuperwomanSyndrome)探讨当今发达国家中一部分妇女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多就业妇女所遇到的不满意的事比满意的事情要多，在长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各方面比男人得到的机遇少得多，比如，双职工的子女总是抱怨母亲对他们关心太少。这对抱有妇女解放思想的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作者对这些妇女提出劝告，建议她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以使自己在社会、家庭中建立同男人一样的地位。两本书都提出，每个人都应认识到：满足妇女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这有助于帮助每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和工作与娱乐的关系。

“当我在横格纸上倾诉忠言时，我到底是在对谁说话呢？”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这样问。其实这样的问题好象每个写日记的人都会遇到。美国人汤姆斯·麦伦(ThomasMallon)的新著《一个人自己的书：人们与他们的日记》(ABookofOnes，Own：PeopleandTheirDiaries)就是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方式是首先观察各种日记的作者：前线的战士，幕间休息的演员，政治家，家庭主妇，儿童，旅行家，情人。然后摘录一些人的日记，其中有伊丽莎白女皇的，也有尼克松的，作家卡夫卡的，卷首与卷尾是本书作者自己的日记。全书对记日记并没有任何理论性的解释，也不想披露什么名人轶事，然而带着弗吉尼亚的问题来读这本书，就会觉得，每个人的日记都带有自己的个性，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反映，表面是记录自己的所为，其实是记载了历史，使大千世界尽收于一小本中。对日记文学的这种研究，显然是有益的。

人对服装、发型、化妆品、书籍、电影等的选择，并不是仅仅反映某个人的爱好，这一点在法国人布尔蒂(PierreBourdien)的新著《个性：对欣赏鉴别的社会批评》(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中作了说明。他从分析法国中产阶级的习俗入手，他认为人们的一招一式都变得那么简单，但越简单越反映了这每招每式所小心地追求的个性表现。社会上层人士与小资产阶级不同，表现在家俱摆设上、读物上，当然还有各自喜爱的发型、歌星、食品和运动项目。正是这些组成了社会，确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离开这种各异的风格，社会将不成为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