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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地起楼台”说起

时间:2024-05-04

于其化

我爱读那种古为今用的文章。但报刊上时有一些文章,从古籍中信手拈来一点材料,不辨其可靠性何如,便加引申,附会成文,读后却不是滋味。最近看到一篇《无地起楼台》的杂文,即是如此。该文从引《国老谈苑》发端,称宋朝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当时有个隐居诗人魏野写诗赞颂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真宗末年辽国的使者来到宋朝也提及这位“无地起楼台相公”。杂文作者以此断言寇准“廉洁俭朴”,并进而发了一通“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难能可贵”之类的议论。文章的用意是好的,但对寇准的称誉却未必恰当,至少不能做到“无懈可击”吧!

宋人笔记和其他史料中,对寇准生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说他俭朴者有之,说他豪侈者更不少。我们不妨都摆一下。

王君玉《国老谈苑》这条材料,吴处厚《青箱杂记》及江少虞《事实类苑》亦有类似记载。但《事实类苑》将“真宗末年”记成“仁宗初年”。这便算得一个小小的疑点。魏野与寇准交往甚密,这在《诗话总龟》、《梦溪笔谈》、《青箱杂记》中均有记载。既然两人情谊甚深,那么魏野写几句颂扬寇准的诗便在情理之中;况且,他写的是诗而不是事迹实录,《国老谈苑》以那两句诗为佐证,我们今天又转手用它来概述寇准的生活作风,都显得无力。

《邵氏闻见录》也称寇准“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邵伯温自称这项“遗事”得之于寇准的外甥所作的墓志。人们不难推想,作者是外甥,文体是墓志,双重原因,当然会尽说好话了。说寇准俭朴的还有释文莹《湘山野录》:“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第,入觐则寄僧舍。”在此一并录上。

再看第二类材料。先举正史。宋史·寇准传》写道:“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燃炬烛。”这种说法,可能取材于欧阳修的《归田录》:“公尝知邓州,早贵豪侈,每饮宾席,常阖扉辍以留之。尤好夜宴,剧饮未尝点油,虽溷轩马厩,亦烧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之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可见“豪侈”一说,正史与野史的看法是统一的。

野史还有一些记载,高晦奥《珍席放谈》说“寇公尚华侈”。还有《翰府名谈》(撰人不详)所叙更有意味。寇准在宴会上把一束束的绫赏赐给歌姬,每唱一支歌就赐一匹绫。寇准有个侍妾叫桃的,作了两首诗讽刺这种排场:

其一: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其二: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寇准和诗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桃的诗比起“无地起楼台”云云,当然是“我向东来你向西”。如果有人又以她的诗句为题写一篇文字,自然意思相反。中华书局出的《宋诗一百首》选了桃第一首诗,并指出“北宋大官僚寇准的生活非常奢侈豪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法。寇准的和诗也正好暴露了他追求豪侈生活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条好材料,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文中说:“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对寇准又无政治上的偏见,加之文章又是写给儿子看的,寓品德教育于历史事实之中,真实性就很大了。

综合分析两类材料,判定寇准生活豪侈,应该说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较为稳妥一些;退一步讲,也不至得出“廉洁俭朴”的结论吧!我们作借古讽今之文,跟写学术论文一样,也要有科学性,对于古人事迹必须深思慎取,而不能想当然。如果抓到一点材料就如获至宝,敷衍成文,那东西不过是毫无战斗力的“银样蜡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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