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为快

张大明

读《徐懋庸杂文集》札记

孔乙己偷书，人所不齿；徐懋庸被称为“知识界的乞丐”，人以为荣。人非生而知之，乞知识，求学问，有什么不好呢？

徐懋庸出身贫寒。小时候，帮助父亲沿门叫卖纱筛，他随身带着书，一有空隙就读几句；自己买不起书，村里谁有，他就去借来读。“我真象一个饿得不论草根树皮都要吃下去的乞丐似的，把能够借到的一切书报，古的，新的，科学的，文学的，杂乱无章地看进去，看进去。另一方面，又怀着象想混进富家的厨房饱吃一顿的心愿，兀自寻觅着进学校的机会。”(《一个“知识界的乞丐”的自白》)苍天不负有心人。他读了小学就能教小学，读了初中亦能教中学，而且还受欢迎。不仅如此，他日后的发展更令人惊叹。他仅止读过初中，但他成为很有成就的杂文家；他能顺畅地翻译法文，日文、俄文也粗知一点；他古文很好，旧体诗词写得漂亮；在延安抗大，他教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解放后，他长大学，后又在哲学研究所当研究员，研究西方哲学。

他有天才吗？也许是的。但天才的知识和才能也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靠后天一点一滴地积累。勤学多思，是徐懋庸的格言。他一生爱学习，手不释卷，什么书都读。他到同事或亲戚家串门、作客，常常不跟主人寒暄，不参与聊天，而是去浏览别人书架上的书，见到自己没有看过的，就抽出来，独自静静地读，旁若无人。因此，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古今中外，文史哲经，似乎都知道；写起文章来，要啥有啥，如探囊取物一般的容易。他更注重多思。光学不思，脑子让别人跑马，于己并无益处；或仅只充当储物的仓库，杂乱无章地堆了一屋，但究竟有哪些东西，它们的规格、性能、用途怎样，却不了了。只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过滤，弄懂它，掌握精神实质，化为自己的思想，才能取精用宏，随手拈得来，用得上。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保持独立思考。一九七四年，我以“批林批孔”的时髦观点看《红楼梦》；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偷偷地去请教他时，他断然否定那样曲解《红楼梦》。他说，《红楼梦》写的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活下去了的矛盾运动，而非什么批孔评儒。他教我读马列的基本原著，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结合上来研究所有的经典作品，才不会迷失方向。

徐懋庸一生坎坷，常处逆境。一九三六年一封信，鲁迅与之绝交，同志们对他也不满；五十年代，先是长大学不顺心，后是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中，他以三十年代就“反”鲁迅、鼓吹“右倾机会主义”的、“卖国投降”的“国防文学”口号，再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罪名，被作为牛鬼蛇神，强行专政。但是，关也好，斗也好，打也好，他对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不变，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不灭，他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能吃能睡，照旧不斗就读书，就写作。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这个“知识乞丐”的成才之路，是发人深省的。

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茅盾和瞿秋白，刚刚涉足文坛的徐懋庸、唐、聂绀弩、周木斋、柯灵等簇拥着峰巅。徐懋庸学习鲁迅写杂文，不求形似，着重学习其精神。跟鲁迅一样，他也写得很杂。他曾说：“我是一个靠在杂志上投稿过生活的人，虽然我的稿子很杂乱，有时写篇‘速写，有时写篇‘短论，有时写篇‘书报批评，有时也从外国报上翻译几篇文章，我是一个‘文化界的打杂者”(《高尔基和香菱》，《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第二页)。在上海时期，他出了两本杂文：《不惊人集》和《打杂集》。《打杂集》由鲁迅写序。鲁迅认为，这些杂文“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能移人情。徐懋庸的杂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眼界宽阔，知识丰富，以整个社会为描写对象。他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挤脓疮，挑遮羞布，也赞扬正义，歌颂善良，向往光明。闪烁着真理之光，富于论辩性。徐懋庸杂文朴素自然，从容不迫。抨击敌人，并不声嘶力竭地叫喊，而是象修养很深的歌唱家一样，即或在高音区，也婉转自如，底气很足；与人辩证，并不肝火旺，而是充分说理，自己觉得对，就坚持到底，对谁也不服输；那些随笔和抒情散文，则文情并茂，熠熠生辉，文辞不雕琢，但相当美。徐懋庸杂文的哲学味道很浓。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讲辩证法。比方说，他有篇杂文叫《墨索里尼劝农》，就敢于肯定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立身行事中的可取之点。这是要有眼力和胆识的！在一个主要是做坏事的历史罪人的行状中，发掘出一星半点好的、对的事情，非独具慧眼不可；看准了，在举世唾骂、人人喊打的空气之中，出来实事求是地肯定一句半句，更需要胆量。这胆量来于对矛盾运动的认识，来于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掌握。他在一九五七年写的杂文更其尖锐、深刻，充满辩证法。他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他阐述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讲《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的辩证关系，他回答《真理归于谁家》的提问，都从政治着眼，哲学入手，高屋建瓴，轻快裕如。虽说表面上有点咄咄逼人，但内心燃烧着革命热情，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不移、对同志的诚恳，洋溢在字里行间。深刻性来于政治思想的成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尖锐性出于对侵蚀党的肌体的病菌的愤激。哲学成份增加了文章的深度。这些杂文，讲哲学，但不掉书袋，不枯燥、沉闷，它先以气势取胜，再由逻辑之严密、理论之无懈可击，令人慑服。它不同于谈桌子之类的哲学论文，也不同于说橱窗的美学论文，而依然是文学，是鲁迅开创的杂文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讲现代文学史，谈三十年代的杂文，不能不说徐懋庸与鲁迅的并肩作战。鲁迅和他的战友、学生，造成一条战线，以杂文为武器，在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讲当代文学，谈五十年代杂文的又一次兴旺，徐懋庸总该第一个被提到。如果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该批评，蒙在党和社会主义身上的尘埃该清除，那么，徐懋庸的那些杂文就该存在；如果说这些毛病和尘埃现在都还有，那么，徐懋庸的那些杂文就具有生命力。尖锐泼辣的讽刺文学还是需要的！

徐懋庸还用杂文的笔法，写了不少谈文艺的短篇论文。收成集子的有《街头文谈》、《怎样从事文艺修养》、《文艺思潮小史》。这些文章文笔轻松活泼，有独到的见解，引人入胜。它们生动有趣，浅显易懂，但道理很深。因为写得生动有趣，人们就爱读，想读，一上手就把人吸引住，非一口气读完不愿丢下；因为浅显易懂，就不难领会精神实质，一经领会，再用自己的脑子一思索，又才觉得道理很深，需要再学习，三思而后才能悟。这些文艺短论，随意落笔，侃侃而谈，无拘无束，每一篇突出一个中心思想，合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它不象大学教授的高头讲章，板着面孔，从概念到概念，演绎推理，综合归纳，叫初学者望而生畏，只得在它门前却步，不敢升堂入室。但它又不象那些假通俗化大众化之名，让青年上当受骗，慢性自杀，不死也拖成孱弱之躯的江湖货。它是吸收了中外古今关于文学的知识，先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所拥有的学问，然后再针对青年的实际，根据社会需要，设譬比喻，从社会现象、生活常识入手，从人人熟悉的经典著作入手，用浅近的语言，象摆龙门阵一样说出来，将历史规律、某种原理寓籍其中。他在《高尔基和香菱》的题目下，拟和想当文学家的弟弟谈话，十分自然地说明一个简单真理：迈入文学堂奥的第一步，必须有充实的生活和深刻的思想。真理本来就简单明了，加上作者讲得生动、具体、形象，因而它就容易被接受、被理解。不过，人在生活之中，未必就看见了生活，就认识了生活。这就要锻炼自己看的能力，学会观察生活。“但是，看是不容易的。”这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吗？不！他接着说，“眼睛虽然人人都有，但是每双眼睛未必都是健全的；有的近视，有的远视，有的还有色盲。”即使眼睛健全，也未必能够看得正确，因为看要靠思想的帮助。要构成一个见解，思想的任务比眼睛的任务重大，因为眼睛只能看到事物的外部状态，思想却能探究事物的前因后果和左右的关系。不过，这思想，必须正确，世界观必须进步。具备这些条件后，在看的时候，还要冷静，排除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干扰，抓住实质。他说：“冷静，才能看得真；冷静，才能看得深。我们站在街头，多的是看的机会，男男女女，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看出他们的丑恶和美丽，快乐和悲哀，饱足和饥饿，凶暴和慈悲，屈从和反抗，昏睡和觉醒……我们还要从他们的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生活，看出他们将来的命运，我们还要在他们本身以外看出决定他们思想和行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看的能力》)还有一层作者没有说到。我们不能笼统地看，要抓住事物的特征。只有特征才能把一事物和他事物区别开。福楼拜教莫泊桑，要学会用几句话勾勒出一匹马的特点，而不要和过去看到过的五十匹马相混。沈从文的《废邮存底》也讲过这种道理。徐懋庸的文艺短论大都写得这样轻松有趣。他做到了通俗化大众化，但没有丝毫降低质量，而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社会需要这种有研究，具有真知灼见，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读物。架子很大，内瓤空虚，或者观点陈旧、四平八稳、毫无创见的巨著，有时并没有这种小东西对人有启发。何其芳的《诗歌欣赏》，蔡仪的《文学知识》，朱光潜的《美学书简》，皆为巴掌大的小书，但谁能小看它们的价值？国内又有几本书超过它们？因读者对象不同，作者情况、目的任务不同，应该说，体系完备、理论深奥的宏篇巨制和精巧细致、生动有趣、普及与提高结合得好的小品，二者都不可或缺。它们可以互为补充，满足多种人的需求。人们高兴远足颐和园，去领略她那气魄之宏伟、雕梁画栋之辉煌和说不尽的韵致，但人们也乐意就地在近几年修建的街头园林小品内小憩，那藤萝花径，小巧玲珑，也别有一番情趣，同样赏心悦目，并不因其小，就缺乏引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徐懋庸的回忆录为社会为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比如，他和鲁迅的关系(附带说一句，这种关系是辩证的。首先是鲁迅教育和培养了徐懋庸，引导徐懋庸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一九三六年徐懋庸对鲁迅态度不好，颟顸粗暴，鲁迅也有不对之处。徐懋庸尊敬鲁迅，热爱鲁迅，为宣传鲁迅做了许多工作。在战争频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根据地，他出版了鲁迅小说《理水》和《阿Q正传》的注释，不无精辟见解。解放初，他出版小册子《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其中，归纳了鲁迅的战略战术思想，尤以将鲁迅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作比较研究、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也是鲁迅思想的胜利的提法特别新颖。他扩大了鲁迅研究的领域。一九五七年，他维护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并由此交厄运。他在停止呼吸前数日的病榻上，还在注释鲁迅书简，且有研究鲁迅的大计划。我们纵观历史，横看时事，对徐懋庸和鲁迅关系上的人品、思想、短处和弱点，才有全面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一九三六年革命文艺界内部两个口号论争的谈话，关于太行文联及热河行军，等等，弥补了空白，解决了疑难，实属稀有。除此之外，《下管社会》一章最具特色。它通过对一个人所出生的地方直朴无华的叙述，让人认识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里的山川地貌，出产资源，地理沿革，村镇建制，交通运输，经济贸易，人口发展，历代先贤，当今名士，饮食起居，风俗习惯，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革命态势，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一定的反映。这是祖国面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现代史的在某一角落的表现形态。它谈历史，说地理，而不枯燥；它有细节，充满感情，又不失真。写地方史，编县志，为人物立传，都离不开这类回忆录所提供的材料和线索。读这类回忆录，我们不仅认识了一个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粗知了一点养育这个人的地域情况和历史、社会面貌。徐懋庸曾翻译过巴比塞的《斯大林传》，原题大概叫做“从一个人看世界”。小老百姓不能跟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就实质而言，无疑有相通的地方；从写得真实、具有概括力的一般人的回忆录，亦能窥见世界某些畛域的情状。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与徐懋庸的回忆录写法不一样，他是把他的故乡湘西作为一个形象来塑造的。读完《从文自传》，好象湘西就站在我们面前：它不但轮廓清楚，线条分明，连匀称的呼吸都可感知；它粗野的背后是淳朴；它象未被污染的河流，未经砍伐的森林，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状态。如果说艾芜的散文《漂泊杂记》、《山中牧歌》也可以当自传来读的话，我们除了得知作者不平凡的经历外，还领略了从北温带到亚热带的自然界的旖旎风光，结识了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朋友，欣赏了异国情调；如果说萧红的散文《商市街》和《桥》也可以当她的自传来读的话，那么，我们除了同情这个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外，我们更形象地看到了日寇铁蹄对祖国山河的践踏，看到了亡国奴隶的痛苦挣扎。上举各例说明，回忆录也好，自传也好，其意义都大于它们本身。因为我们不仅从中知道了作者的人生经历、成长道路，更由此而获得比这多得多的知识。它启发我们思索、联想，去扩大认识领域，去遨游陌生的世界。

徐懋庸杂文的文风和他的人品是一致的。他一生坚持真理，襟怀坦白，敢作敢为，他的杂文也就战斗性强，对假、恶、丑的揭露、批判、讽刺，态度鲜明，绝不含糊吞吐，对自己的解剖也不留情面；他一生好学，孜孜以求，涉猎知识的面广，在哲学上的钻研又深，因而，他写杂文可以自由挥洒，什么都谈，朴实无奇，意味深长；他一生关心社会，眼光锐敏，勤于思索，革命责任感强，因而，他的杂文新颖，独到，深刻，富于生命力，具有开创性。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他气盛，自负，唯我独革，也有些杂文有片面性，有些看法不够全面，不够冷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徐懋庸杂文集》，我是以先睹为快。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徐懋庸杂文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二月第一版，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