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女人像座山

时间：2024-05-04

大同煤矿的山，是秃山，山体刀砍斧劈般的岩石，以其坚韧挺拔的姿态，矗立在蓝天之下、大地之上。远远望去，那一脉一脉的山峦，就像一只只巨大的骆驼。

秃山藏煤，俗称“乌金”。

矿工们走进地层深处，采掘“乌金”，他们流血流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于是，就有煤矿的女人们，她们理解矿工，为矿工撑起家，撑起生命的延续。

这篇文章，全写女人。

隆冬的一天，我去一位朋友家。塞北高原的穿山风就像死了娘一样号叫着，割痛我的脖子，我缩着脖子急走。我碰到了朋友的妻子，朋友的妻子抱着两岁的儿子站在山坡上，好像是瞭望着山下飘荡着缕缕青烟的煤场，好像是在寒冷中欣赏着景物的样子。我当即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懂事，怎么不怕冻坏孩子？搭起话来，才知道朋友下了夜班，在家里睡觉，孩子哭，妻子便抱着孩子来到了寒风呼啸的山坡上……

又是一年隆冬的一天，塞北高原的山里，照例是寒风如刀，全国各地十多家报社记者到大同矿务局采风，他们刚从面包车上下来，寒冷的塞北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痛他们的脸，他们扶起衣领，裹住脸和脖子，赶紧往居民区里走，想随便走进一户人家躲一躲。他们边走边说，这才叫冬天，这才叫冬天。大同煤矿的冬天，零下三十度，待在外面，是要冻死人的。但是，记者们却突然发现，在人迹稀少的山坡街上，居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寒冷中玩耍，有好奇的记者上前询问，方知女人的丈夫下了夜班在家睡觉，女人怕孩子影响丈夫睡觉，就领着孩子出来了。有多情的女记者当即热泪盈眶。恐怕男记者回到家中，也会开了眼界一般教导妻子：你看看人家大同煤矿的女人……

永定庄矿有一位叫常玉的女人，尽管她已经作古有几年了，但矿上的人们往往还会说起常玉。人们还记着她，还记着几十年以前的事情。

每天早晨5点钟，人们会看到一位清瘦的中年妇女站在永定庄矿狼儿沟的山坡上向四处观望，她是在仔细观察每一户人家的烟囱上冒没冒炊烟。她怕女人们睡过了头，耽误了给男人们做早饭。

常玉是个清瘦漂亮的女人，说话做事儿很精干，是永定庄矿14居民委员会的家属主任。她下过五年街办小煤窑，真实地体验了井下的难与险。就是那种亲身体验，使一颗女人的心既柔情蜜意又炽烈如火。

狼儿沟那片山坡上住着45户人家，山坡上只有一個厕所。有一年冬天，厕所满了，她要自己掏厕所。冬天掏厕所，真不是女人干的活儿！用镐刨，冰渣飞溅，飞到嘴里的是什么？是粪便。用草袋子装满冰粪往山下拖，整整干了三天，山上山下，说不清跑了多少趟。山下有农民种的地，她把冰粪都倒在了庄稼地里，堆了一大堆。

又是一年冬天，狼儿沟对面山坡街上的水管冻坏了。矿工们下班后，还得下山越沟，到别的山坡街上去挑水。

在煤矿，挑水的活儿，女人可干不了。挑着一担水，上山下山的，的确不是女人干的活儿。可是，男人们在井下已经干活儿干得太累了，上了井，还要翻山越岭去挑水，就是牛，就是马，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力气了。

常玉急了，挨家挨户去要煤，要了三十多筐煤，又到马路上扫马粪，把马粪背到山坡上。那时候，车辆运输主要是马车，无论是来煤矿买煤的马车还是往外运煤的马车，白天黑夜不停，嘎哒嘎哒的马蹄声从不间断。所以，马路上的马粪就多。那时候的公路不叫公路，叫马路。

常玉在马路上扫马粪，这里扫一堆，那里扫一堆，堆了好多堆。然后用草袋子装上马粪，一袋子一袋子地背到水管冻裂的山坡上。

最下边是木柴，木柴上是煤，把马粪盖在点燃的煤堆上，消冻。消冻的时候，她赶紧回家，给男人和孩子做饭，等男人和孩子开始吃饭了，她掰开个馒头，夹点儿咸菜，边吃边走，走到点火消冻的地方。消冻的地面腾腾地冒热气，她挥动铁锹挖地，挖下五米多深，自己花钱，雇人修好了水管。没人让她那样做，但她那样做了，没人给她钱，她也没想过要钱，她就是想让矿工们担水时少上一个山坡少跨一道山沟。一个女人家，修水管不是太会修，弄得满身泥水，衣裳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壳儿。回到家，坐在炉边烤火，睡着了。她睡得那么沉，裤子烧着了都不知道，直到烧疼了她的肉……

突然疼醒了。搓着烧疼的肉，自己跟自己笑着说，睡得啥也不知道了，睡得啥也不知道了。

她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炉子笑着。

狼儿沟的山坡上只有一条弯曲小路。冬天冻冰，夏天泥滑，坡高路陡，四季难走。人们担炭挑水背粮食，走的只有这条路。有人摔伤过腰腿头脸，常玉也在一次夜间巡逻时滚下了山坡……那时候，街道委员会把退休工人和家属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夜里都要在矿山的居民区里进行夜间巡逻，守护着矿山安全，解决一些临时发生的问题。比如谁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冬天的时候还要查看有没有被煤烟熏着的人家，巡逻的人都是义务巡逻，不挣公家一分钱，就是在那样的一次巡逻中，由于山路陡滑，把常玉滑倒了，人就像皮球一样顺着山坡往下滚，摔得浑身都是黑青。后来，在常玉心里，她真是跟那条山路过不去。每当她看见男人们负重在那条小路上，挑水背煤扛粮食，她就责怪自己这个家属干部没当好。她找到矿领导，说是想让矿上支援点儿水泥沙子，想修一条水泥石级路。

矿领导听罢，高兴地说：给！

常玉高兴坏了，她自己花钱雇马车拉运片石，那些片石是她日久天长从山坡上刨出来堆在那儿的。她早就想修修那条不好走的山路了。大同煤矿的山，属于黄土高原板块儿，但又不同于黄土高原，不是那种黄土层很厚的山，是石头山，山上覆盖着薄土层，薄土下面是一层一层片石，矿上的人们盖房子，都是从山上起出片石垒墙，就把矿山里盖满了石头房子。常玉想修路，当然懂得采掘片石。她动员全山坡街的女人们砍山修路，胜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那种亢奋的气氛。

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看看人们是怎么对待公共事业的，要看看他们对公共事业的冷热程度，和参与公共事业的态度。那是20世纪60年代，人民是质朴的，是有人号召就愿意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并且激情奔放、不遗余力。那是一个国民心态很好的时代，他们希望为公共事业作出贡献。

在常玉的号召下，家属妇女们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女人们全天干，男人们下了班和工休的时候也跟着干，学生们下了学以后也跟着干，都是自愿来的，当然就不偷懒，十多天的奋战情景，动人心弦，泣鬼惊神。一分钱不挣还要倒贴钱，人们要买各种工具，不是都得自己花钱吗？可常玉却干得很欢，别人也干得很欢。有人难过地对她说：“你男人是下井工人，挣点儿钱不容易，你女儿又聋又哑，儿子不仅聋哑还是个傻子，你这样拼命干，是图啥呢？”

常玉笑一笑说：“我早就把自己的小家和煤矿这个大家连在一起了。如果家家实现安全生产，户户生活美满幸福，我就没白出力，我图的就是这个。”

常玉在街道小煤窑下过五年井，虽然叫小煤窑，但井深和大型煤矿的井深是一样的，都是在深入到地球腹地的黑暗中去采掘煤炭，都是艰苦卓绝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劳动。所以，为了煤矿人能有一个好一点儿的生活环境，常玉别无选择地贡献自己。

大同煤矿的女人，像轮胎，既坚韧又善于负重，是可读性极强的感心动容的书。

有一天，我陪着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女导演下矿体验生活，她想拍一部反映煤矿生活的电视剧。我带着她走进大斗沟矿那片特殊的居民区。这片居民区，是日伪时留下的劳工房，解放以后，一直住着煤矿工人和煤矿家属。我们进到一户人家，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正瞧着下夜班的老儿子吃饭，老人笑眯眯地咀嚼着冻柿子。可是，谁敢相信这间八平米的石碹窑，居然住过八口人，不论你怎么计算，你都无法计算出这八平米的石窑里，怎么能住下八口人，他们怎样才能住得开、睡得下？我看见王导演出门后，眼睛湿润，好像要哭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煤矿人，真了不起，真好！”

大斗沟矿是大同矿务局的煤矿，大同矿务局有十多座大型煤矿，矿与矿之间有的紧紧相连，有的相隔十里八里或数十里，号称百里煤海，是新中国煤炭企业的长子。优质的大同煤，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声名远扬。但是，在声名远扬的背后，谁能知道煤矿人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使大同煤矿声名远扬呢？这需要阅读煤矿人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才能真正理解煤矿人对人类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我陪着那位女导演走出那间日本人留下的窑房，导演站在寒冷中一动不动，注视着眼前的一片石碹窑。那片石碹窑，一排一排地排列在山坡上，每一排窑房大概有十间八间的样子。那些窑房，坐西朝东，一排一排地向西排列。窑房不高，没有老式的平房那么高，看上去很简陋。那些窑房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挖开山坡浮土，下面是一层一层片石，用撬棍撬起片石，用片石垒墙碹窑。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掠夺煤炭是直接目的，而对于挖煤人的生活条件，他们肯定是不做考虑的，他们会在缩小最低成本上攫取最高的利润。那是一种血腥的掠夺方式，你别指望会有什么道理。所以，他们不会把窑房建得多么舒适，多么适合人居住。他们碹起来的石头窑，也就是一人多高，进门的时候，人得低下头，然后才往窑里走。窑里没有多少空间，里面就是一铺炕，不知道炕上当年要睡多少窑工。就是这样的窑房，解放以后，变成了煤矿的公家房，也就是公产房，分派给煤矿的职工家属居住。那时候，提倡艰苦奋斗，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煤矿人毫无怨言地住进了那种劳工房里，一住几十年，从未向国家提出过任何要求。对于从北京来的导演，她当然没见过那样的窑房，当然不知道煤矿人真实的生活处境，她只能站在那里发呆。我没有问她冷不冷，但我知道她一定很冷，心里冷。北京和大同，虽然同属于北方气候，但实际上是，大同的冬天，地面会冻裂出一寸多宽的裂缝，而北京不会，北京人见也没见过大同那样的寒冷。她的嘴和鼻子，飘出一股一股白气。就在这时，有个叫康淑玲的女人过来了，她热情好客，叫我们到她家去坐坐。她说，你看这天气冷的，快冷死人了，你们到我家里暖和一会儿吧，来来来，进来暖和一会儿。她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女人，她说她头一个男人原来是白洞矿工人，亡于“五九事故”。

1960年5月9日，白洞矿井下发生瓦斯大爆炸，一下子就牺牲了682名矿工，迄今为止，是世界采矿史上最大的煤矿事故。上网就可以查到那场事故。那场事故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全矿职工的三分之一。你想想，假使在你身边或者是周围，三个人中突然就有一个人死了，那是多么恐怖的情景？

死亡矿工的妻子康淑玲，她才二十八岁，女儿六岁，儿子三岁。她能怎么办？她只能狠狠心，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下井了。井下是高温工作面，常温30度。男人们都脱光了衣裳，只剩个三角裤衩儿。可女人怎么脱？矿灯照在人的身上，净是汗道子，就像蚯蚓爬过泥地的痕迹。她下了六年井，每天装11节黑牛车的煤，挣两块一毛钱。她得养活孩子，不挣钱不行。她说她下井一点儿都不外行，打眼儿放炮支柱子，啥都会。她说她那会儿很有劲儿，一吨重的黑牛车落了道，她一拱屁股就能把黑牛车扛上道轨去。女人下井难着呢，尤其是来例假的时候，上了井，不能到澡堂去洗澡，就那么黑乎乎的回家，路上見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她不打招呼，别人看见她黑乎乎的样子，也认不出是谁，每次回到家，看见锁在家里的两个孩子，她都要高兴地说，孩子们啊，咱们今天又见面了，这可真得感谢窑神的保佑呢。

窑神，是煤矿人信奉的神，是保佑煤矿安全的神。解放以前，即便是解放以后的十多年里，女人是不允许到井口附近的。那是遗留下的一种公知认为，认为什么？认为女人身上有血腥气，女人一旦接近煤窑，就会给煤窑带来晦气，就会惹恼窑神，煤窑就会出事故。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上下破四旧，反封建反迷信，才反出个女人不是妨主货的道理来。那时候，煤矿的女人们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于是，街道便开始办煤窑，作为煤炭生产的补充企业，煤矿女人们就像男人一样，也开始下井采煤了。但是，像井下那种黑暗潮湿的地方，像那种危险且是强体力劳动的地方，说到底，就不是女人应该去的地方。从生理上讲，女人确实不应该到那种地方去参加体力劳动。那么，是什么让女人们去了地下矿坑？是政治形势，是政治热情，是男女平等，是想多挣一点儿钱使生活变得好起来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煤矿人把自己的命交给窑神，有听天由命、任神摆布的被动意识，但实际上是，窑神并不能保佑人的安全。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渐懂得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人们既要向大自然索取生活物资，又要改变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但我们必须应该承认的是，人在大自然面前，有时候是非常渺小、非常脆弱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比方井下作业，有些灾难，简直是不可抗拒。否则的话，白洞矿的“五九事故”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我问康淑玲，在井下碰到过危险吗？

碰到过，在401工作面干活儿时，刘二怀老婆让片帮煤打在铁道上打死了，脑子都打出来了，白花花的脑子，就像摔烂的豆腐。

女人哭了，泪水纵横。

女人抹去泪，继续说，后来她又嫁给大斗沟矿一个下井工人，就是现在的老汉，她说这个老汉已经下了32年井了。她又给第二个老汉养下四个孩子，大儿子也是下井工人，她说她啥苦都受过，啥苦也不怕了。

矿山女人，她们对受苦大义凛然，她们本应该享受人间最优厚的待遇，但她们理解国家的难处，她们不向国家索要什么，她们既做女人又做男人，她们肩上挑着妻子、男人、母亲的多副重担，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

在大同煤矿，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叫欧学联的女人，其实她在中国也是一个知名的女人。她连续二十多年被省市局授予“模范家属”光荣称号。她到井口为工人们送茶水，三十多年如一日。她翻山越岭采山茶，经过九道工序，制出气味香郁，醇美甘甜的山茶送到井口。她采茶行程两千多里，采茶2655斤，制成572斤成品茶。矿工们亲切地称那茶是“学联茶”。

欧学联几十年如一日为煤矿工人义务服务，她亲手拆洗被褥5889件，缝补洗涤衣服六千多件，她还磨豆腐、生豆芽，平价供应职工大食堂，为矿工调剂生活。她把豆腐脑儿送到井口，免费慰劳矿工。1989年，永定庄矿奖励了她100元钱，她用20元钱买了针线、扣子、胶水等物品，为矿工缝补衣服，30元钱捐给了地震灾区，50元钱捐给了亚运会，轮到她自己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了。

有人对她难以理解，可她却很平淡地说：“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只想让矿工们知道，矿上的女人们惦记他们、心疼他们就行了。”

多年以后，欧学联还当了好几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去参加“两会”，她在两会上经常说煤矿工人太苦了，挣钱却又挣得太少了，再后来大同矿务局觉得这个女人不会说话，尽说些不好听的话，以后就不让她当人大代表了。

大同矿务局的每一个煤矿都有一条中心大街，每条大街都是沿着河床走向，延伸在深深的山沟里。大街两边被山坡夹峙，山坡上盖满了石头房子，人们在那些房子里居住生活，世代延续。大街其实不大，只不过每道山坳里都有一条山川河。那样的河，是季节河，下暴雨时，河水凶猛，到了无雨季节，就会露出干涸的河床，河床上布满了石头。人们在河边打坝，填土造地，将原来的河道挤得更瘦了，才挤出一条矿区大街来。姑娘和小伙子们穿了新衣裳要到街上去显摆，老汉们蹲在大街上晒太阳说旧话，老太太和妇女们领着小孩来大街上采购瓜果梨桃和蔬菜。中心大街两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摊儿，街两边还有商店酒馆儿，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显示出一派平和热闹的景象。

1981年盛夏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雁崖矿中心大街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在欢乐的街市上，人们突然听到一个小女孩儿撕心裂肺的号哭声，那哭声十分尖厉，划破长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狠劲地拽走那个哭号的女孩，那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一边挣扎一边哭喊着：“妈妈，我只要一个苹果，妈妈只给我买一个苹果就行了……”女人不给买，拼命拽走孩子。孩子哭，女人也哭。女人哭在前面，孩子哭在后面。母女俩磕磕绊绊，突然摔倒了，女人爬起来，又拽着孩子往街外走。街市上的人们都跟着掉眼泪，跟着掉眼泪的人们说：“唉，多可怜呀，要是孩子爸爸不死，孩子哪能连个苹果都吃不上呢？”

写到这儿，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扔开笔，伏案哭泣。我六岁的儿子在我旁边写作业，见我哭得非常伤心，吓得瞪大眼睛看我，看着看着，惊恐地问：“爸爸，你咋啦，你哭啥？”我说，孩子啊，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连同爸爸在内，全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的生活献出了血汗、献出了生命啊！

我儿子异样地看我，显出不理解的样子。我儿子还小，还没有人生阅历，也不知道人生有多么艰难，但如果有阅历的人也不理解我的话，那就是人类的悲哀了……

那个拉拽孩子、不给孩子买苹果的女人叫何桂英，才三十多岁，就失去了丈夫。丈夫给她撇下四个孩子，这突来的人生悲剧，由不得女人不痛哭流涕，由不得女人不省吃俭用。丈夫卒年39岁，但已经下了23年井了。出事儿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六口人还热热闹闹地计划着往后的快乐生活呢。他们住在一间自建房里，很擁挤。女人不给丈夫增加负担，从不埋怨房子小，房子不好，女人知道男人下井，最怕心神不定，心神不定最容易发生事故。

房子旁边有一片山坡，砍平山坡，起出片石，盖两间大房没一点儿问题。女人起早贪黑，砍山采石，同时还要伺候丈夫和孩子们的衣食睡眠。女人没觉得苦，女人觉得自己给自己建造房子，真是心情振奋，斗志昂扬。经年累月，石片墙终于垒起来了，男人花了350元钱，买了七根檩条架在了墙头上，男人对女人说，檩条都架上去了，就等于房子盖起来了，明天我下了夜班，招呼人们来上顶，盖房子。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夜晚。丈夫吃完晚饭，惭愧地说，这么多年来，让你和孩子们跟着我受苦了，等闲下来，我一定带你进大同城好好逛一回，你跟了我十多年了，咱俩还没轧过马路呢。

女人说，你快睡吧，睡一会儿还得去上班呢，快睡吧快睡吧，多睡一会儿。女人把丈夫摁倒在炕上，让丈夫好好睡个班前觉。丈夫睡了，女人守在旁边看时间，怕丈夫误了上夜班。她已经这样守候了丈夫十多年了。十多年来，她都要让丈夫睡好班前觉，在丈夫睡觉的时候，她坐在炉边给丈夫烘烤窑衣，边烤边搓，搓得软软绵绵的。矿工在井下挖煤是要出大力流大汗的，一个班干下来，汗水就把衣裳湿透了，湿透的衣裳晾干以后，就像铁片一样硬，抖起来还咔啦咔啦的响。这样的衣裳怎么穿？女人心疼丈夫，每当丈夫睡觉的时候，女人就默默地烘烤丈夫的窑衣，一边烤一边揉，自己有活儿做，也不至于睡着了，睡着了，到时候不就没人叫醒丈夫了吗？男人只有在知道女人到时候能叫醒他的情况下，才能睡得踏实，煤矿的男人们都是那样睡觉的。睡觉，对煤矿人来说，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井下黑暗，长时间处在黑暗中，人就容易犯困，人一旦睡着了，就毫无防范意识了，这时候若是顶板上或者片帮上掉下东西来，就容易砸伤人，有好多工伤就是那样发生的，有的人就在睡眠中永远醒不过来了。所以，煤矿的女人都知道男人能不能睡好班前觉意味着什么。女人抻着男人的衣裳在炉边烤，一边烤一边揉，把一生的感情都揉进了窑衣里，就那么挨到上班的时候，就叫醒丈夫。那个夜晚，一如千万个夜晚，可丈夫就那样走了，走的真是不知不觉。第二天是1981年5月11日，妻子永远记住了那一天。那一天凌晨，赵存海在出井途中，经过一个工作面时，碰到13个人正在忙活着出了故障的液压支架。他问人们怎么了，人们说液压支架落道了。他觉得人们在里面干活挺危险，就对人们说，你们出来，让我进去看看。他力气大，在矿上有个好名声，人们都管他叫“牛”，他说他最会扛落道了，人们也知道他最会扛落道了。但他不知道液压支架有六吨多重，他即使是一头真牛，也扛不动那样的重量。的确是一次意外事故，液压支架倒了，倒在他的胸上……他一个人换出了13个人，只可惜煤矿不能追认烈士。头天晚上，他还对妻子温情地说，等闲下来，他要带妻子好好的逛一回大同城呢，没想到的是，这话却变成了与妻子的永别。其实，大同城离雁崖矿只有三十多公里，在十多年的日子里，他本来可以抽出一点儿时间，带着妻子和儿女去逛一回大同城，可他至死也没能完成那个夙愿，他总是说：“我太忙了。”

他忙什么？忙下井，忙出煤。从大同矿务局运往全国各地甚至是远涉重洋走向世界的大同优质煤里，就有赵存海一锹一锹铲出的煤，那煤上渗透着赵存海的血和汗……

赵存海牺牲了，他昨天架在石片墙上的七根檩条，让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他没来得及盖好自家的大房子，就匆匆的去了。约来盖房的工友们，面对没有盖顶的房子泪雨飘洒。

丈夫牺牲了，给妻子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五岁，就是那个想吃一个苹果都吃不上的小丫头。何桂英带着四个孩子，开始咬紧牙关往后生活了。丈夫牺牲的时候，她和孩子被接到了矿上的招待所里，楼下是自由市场，小女孩听到叫卖声就总是哭闹着要吃的，闹得妈妈心酸落泪，悲伤不已，她索性带着四个孩子离开招待所，住进了河湾东面还没有竣工的楼房里，躲开自由市场，孩子少哭，她也少哭了。未竣工的楼房还没安装门窗玻璃，女人就用牛皮纸糊住窗户，算是有了新家，过去的那个旧家，想起来就让她心痛，她真是不敢回去了。矿领导听说她带着孩子们住进了还没交工的楼房里，就派去了陪侍人，这是矿上的一贯作法，谁家发生了工亡事故，都是要给那个家庭派去一段时间的陪侍人，帮助家里干些事情，也算是一种安慰方式。陪侍人见何桂英家里连块笼布都没有，就到自由市场买回两块笼布，对何桂英说：“有了笼布就能蒸馒头了。”

有了笼布就能蒸馒头了，能蒸馒头就能生活了。

第二年夏天，矿上照顾他们孤儿寡母，给他们优先分配了一套楼房，她至今还念念不忘矿上对他们的恩情呢。

她说，每逢过年过节，矿领导就拿上罐头和补助款到家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让我过意不去呢。她还一再地对我说，记者，你可得好好地替我宣传宣传矿领导呢，他们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哩。

我说我一定完成她的心愿，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好的领导干部，只要有好干部来领导我们如此善良、如此勇敢的人民去艰苦奋斗，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何桂英笑了。她说她把大儿子和三儿子都送出去当兵了，人们说她傻，说是你为啥不把孩子留下来上班挣钱，却要送出去当兵呢？当兵一个月才挣十几块钱，多吃亏呀？她笑着说：“共产党的白面大米他们可吃嘞，我不能叫他们白吃呀？我一定要让他们报答党的恩情呢。没有共产党，我和四个孩子早就死得连骨头都没有了。”

这就是人民，我们只能说：人民真好！

1989年年初，矿上照顾工亡子弟，何桂英的二儿子被安排在井上工作，可她却找到矿长，要求让儿子下井。矿长说：“你两个孩子都当兵了，留下这个就别下井了，万一下井打着了……”何桂英抢过话说：“打着就打着，反正井下要打着人，打着咱的人咱不怕它。”

不怕谁？不怕艰难危险，不怕井下死亡，这就是煤矿女人，这就是一个守寡的女人！

丈夫在井下牺牲了，她又把儿子送到了井下，作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作为一个含辛茹苦拉扯孤儿长大的母亲，她能这样做，像不像战争年代的革命母亲？如果我们今天的官员不能廉洁为民的话，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她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

在我采访的日子里，一场大雪覆盖了晋北的山山岭岭，皱褶起伏的山脉如同一条条被冻僵的银蟒。我不禁联想起被白雪覆盖的每一间屋子，假使那些屋子里没有炉火，恐怕尿泡尿都会冻冰。想想看，那些屋子里是多么需要炉火？可是，没有煤，火从哪儿来？没有舍生忘死的煤矿人，我们的冬天怎么过？

在采访何桂英之前，我也曾采访过该矿的另一个女人——郭荣兰。她45岁，柳叶眉，很黑，两只圆圆的黑眼睛，水汪汪的充满灵气。奇怪也不奇怪的是，两个女人的经历和品德是那么相似。郭荣兰的丈夫叫张福逵，不幸于1981年6月20日。张福逵本来上19日的夜班，可20日是钻机在山上钻井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更需要人，他因此连班了。当工作完毕，拆卸钻机时，机架突然扭倒，一个滑轮正巧掉在了张福逵的头上，头被打开一个碗口大的窟窿，把脑子都打出来了。张福逵，终年38岁，给妻子留下四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7岁。那天上午，郭荣兰做好了饭菜，温好了烧酒，坐在院门边的一块石头上，耐心地等待着丈夫回来……

但是，丈夫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她说她跟了丈夫二十多年，两口子连一回脸都没红过，真是把人心疼死了。她也是一个给丈夫开小灶的贤惠女人，她的孩子也因为要水果吃而尖厉哭号，有时候，孩子把她哭急了，她就打孩子屁股两巴掌，打完孩子就抱着孩子一起哭……

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群大雁飞向南方，一个猎人把一只母雁打落地上，天上的公雁盘旋不去，发出阵阵悲鸣。后来，公雁在雁群里做了雁奴，站岗放哨探路，失去了配偶的大雁吃尽了苦头。第二年，雁群飞回北方，又经过了猎人住的地方，地上的母雁扑棱着翅膀想飞起来，可翅膀坏了，公雁发现了母雁，于是就像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直直地俯冲到母雁身边，两只离别了一个冬季的大雁，将脖子紧紧地像拧麻花一样拧在了一起，当猎人想要把两只大雁分开时，发现两只大雁已经双双死去。

雁尚如此，何况人乎？

郭荣兰原是农村妇女，是临时户，就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丈夫死了以后，她接班当了工人。矿领导问她想去哪个部门工作，全矿的工种任她挑选，可她却毫不犹豫地说，我还去我男人工作过的单位，我还干我男人干过的活儿。她又去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地质科，每月挣27块钱，带着四个孩子和婆婆，她哪有钱给孩子买水果吃呢？她长年穿着一件夹袄，冬天絮进棉花作棉衣，夏天掏出棉花作单衣。她在艰难中拉扯着四个孩子，养活着年迈的婆婆。大儿子够了上班年龄，矿上安排孩子到井上机分厂工作，可她却找到矿领导，要求让儿子下井，矿领导拗不过她，只好满足她的要求。1988年，二儿子又被照顾到机分厂工作，机分厂是煤矿的技术单位，矿上为了照顾工亡子弟，往往把工亡子弟安排到机分厂去工作，在井上干技術活儿，比较下井，既安全又苦轻，人们想去都去不了。可郭荣兰不那么想，她想让儿子更接近煤矿工作。她又去找矿领导，要求让二儿子到灯房去工作。她让儿子好好给矿灯充电，把矿灯冲得亮亮的交给下井工人，她说矿灯就是矿工的眼睛，那样的工作是马虎不得的，她教育儿子一定要向他爹学习，他爹得过好多奖状……

在采煤的路上，许多人倒下了，但更多的人又在那条路上出发了，他们还有她们，继续往前走！

我去采访郭荣兰的时候，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原来的楼房给了大儿子和儿媳妇，二儿子已经是矿上的工人，小儿子也16岁了，女儿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他们母子四人睡在一铺炕上……就是这样的一间小房子，也并不属于他们。房子的女主人患有肺结核病，长年住医院，她是带着孩子来给人家看房的。

在号称百里煤海的大同矿区，诸如狼儿沟、猪圈坡、瓦渣沟、日伪时留下的劳工房……没有人民的善良和奉献精神，哪有今天这辉煌的现代化煤矿？

女人已经不说话好长时间了，我还凝视着采访手记发呆，好像已经理智混乱。

我的大脑一直嗡嗡作响，不知道是不是患了什么脑病。等响声轻微了一些，我才发现女人坐在我对面，已经默默地注视我好长时间了。

有一位名叫惠特尼的英国人说：女人像芦苇，在微风前摇曳，但在风暴下也不会被摧折。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确是女人的知心人。

我在写作过程中曾伏案哭泣，这的确不是悲伤的缘故，我真的是被矿山的女人给感动了，我真的是开始佩服那样的女人了。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人在最激动的时候，为什么要失声痛哭的内在含义。

煤矿女人，可不是平常的女人，我们会在她们身上看到和平常女人不同的东西。特别是，你真不知道煤矿女人怎么会那么坚强，简直就像一座倒不下去的山。

2008年4月18日，为了了解煤矿沉陷区的居住情况，我们乘车来到大同煤矿白洞矿西村居民区采访，面包车刚停下，路边站着的男人和女人就围了过来。平时，人们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家里太不像人待的地方了。人们七嘴八舌地推荐了一位寡妇，让我们到寡妇家去看看。寡妇先把我们领进一处两层小楼里，楼上楼下是很小的两间房子。楼房始建于新中国初期，大约是1951年或者是1952年，现在是房上漏雨，房下有洞，那样的家，还怎么住？女人指着房里房外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从房里塌到房外了。房里的地上有个大窟窿，黑洞洞的望不见底，女人说住这房子的老两口前几天吓得不敢住了，给她留下钥匙，躲到儿子家去了。人们说这地方响得太厉害了，睡到夜静的时候，总是听到轰隆轰隆的响声，把姓左的老汉和老太太给吓跑了。那洞里还往出冒毒气，熏得人头晕，熏死人都有可能。人们家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缝和洞窟，都害怕塌下去，害怕熏死，总是提心吊胆地住着，不到睡觉的时候，真是不想回去。你们看看，我们这些挖煤的人，把自己的家都挖塌了。

寡妇说，走，你们再到我们家去看看。

寡妇住着两间平房，里屋地上有一处长方形的大黑口子，长有一米，宽有半米，怕人掉下去，洞口上盖了块木板，揭开木板是望不见底的黑洞。寡妇说，这洞，深呢，好几百米深呢，一直通着老古塘（采空区）呢，掉下去就找不见了，我平时在家里走路，都是很小心地瞅瞅这儿瞅瞅那儿，脚步轻得跟猫似的，就怕踩塌了哪块儿地方掉下去呢。你说我这寡妇啷当的，在这样的屋子里一住几十年，这得有多大的胆量啊？女人流泪了，女人说，死去的男人若是知道她住着这样的房子，该多伤心呀。女人的丈夫叫张学义，生前是白洞矿井下工程二队工人，在一次顶板塌落事故中砸死了。那是1984年的一天，男人像平常一样去下井，但却一去不回了。男人去了，给她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儿子16岁，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两岁。小女儿啊，连她父亲长什么样子都没能记住，就永远没有父亲了。那个永远离开她的父亲年仅47岁。后来，矿上让媳妇接班当工人，婆婆怕媳妇有了工作就嫁人了、就扔下孩子走了，婆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儿媳做思想工作，儿媳和婆婆搂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儿媳说，娘呀，学义走了，我就是苦死累死也要把他留下的孩子拉扯成人呢，我不能让我死在井下的男人没了后！婆婆啊婆婆，你那时候拉扯了三个孩子，不是也没嫁人吗？婆婆的丈夫叫张伟，死亡于1960年5月9日的“五九事故”。在“五九事故”纪念碑上，就刻有牺牲矿工张伟的名字。张伟牺牲的时候，也是47岁，也给妻子留下了三个孩子。

父子两代，都死在了井下。

听到此，我落泪了。是我的采访，又一次勾起了女人深藏在心底的伤心事。

已经是61岁的女人了，面对采访，面对一屋子的邻居，这个坚强地走到今天的女人，却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哭泣起来。

女人哭泣着说，我们孩子的爷爷是在井下让火烧死的，烧得连尸首都没找见。

战争有牺牲，采煤也有牺牲，都是井下死亡，都是47岁，都是留下了三个孩子，历史真是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老婆婆已经满头白发，看上去像个顶着一头白发的艺术家。老婆婆握着媳妇的手说，我们媳妇，年轻轻的就守寡了，一直守到现在，她白天上班，晚上给孩子们缝补衣裳，纳鞋底子，一黑夜一黑夜不睡觉，快天亮的时候才在炕上躺一会儿，天一亮，马上又爬起来上班去了，真是快把她累死了，真是难为她了。一个白发老太太，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手握着手，抖抖颤颤地相扶而泣。这真是让人不忍再看的场面。这样的两个女人，她们是怎样相搀相扶地走过了那种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呢？她们中年丧夫，没有扔下孩子不管，而是怀着巨大的悲痛，坚强不屈地拉扯着丈夫留下的血脉，咬紧牙关走过艰难的岁月。

她们的经历，听起来催人泪下，让人伤心，但不会让人绝望，不会让人对煤矿产生退缩和恐惧，这是因为，在悲伤事件发生之后，她们生活得非常坚强非常壮烈，一如她们的丈夫英魂不散、日月当空。

大同煤矿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已经如火如荼，已经开始建设一个能够居住30万人口的居民区，是亚洲最大的居民区，好多煤矿人已經住上了新楼房，更多的煤矿人正在陆续迁入新居，他们兴高采烈，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来得是不是晚了一点儿，他们没有那样认为，特别是那些女人，她们在搬家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炸油糕，说是炸油糕意味着步步登高，她们笑呵呵地喊着孩子们放鞭炮，好像根本就没有过过那种艰难困苦和死去亲人的日子。

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10月的一天，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来到大同煤矿，当他看见山山岭岭上的煤矿人的住房时，感到那些房屋简直是简陋如穴、满目疮痍，他不禁潸然泪下，触景生情地说：矿工们付出的劳动，作出的贡献，与所得到的报酬和居住条件极不相称。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对不起矿工们，就不配叫共产党员！

于是，2006年4月17日，正式启动了棚户区和沉陷区两区改造工程，在大同矿山东面广阔的平地上，开始给矿工和矿工家属建造新楼房。这里将要建设一个30万居民的住宅区，再加上各个厂矿因地制宜的棚户区改造，煤矿人将彻底告别那种低矮黑暗的自建房……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快60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任省长做出了那样的决定，我们的煤矿人，是不是还会继续住在那样的石头房子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是六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我们注意了吗？事实上是没有注意。几十任省长了，为什么没有注意过煤矿人的居住情况，为什么不想想我们这个社会该怎样报答那些舍生忘死的煤矿工人？

不要说好听话，不要不敢面对现实，不要不敢承认现实，那样不好。

我小的时候，非常讨厌一个女人，不仅是我讨厌她，孩子们都讨厌她。那时候，孩子们都在街上跑着玩，那时候人们住着平房，孩子们穿梭在平房里藏老猫，那样的游戏让孩子们百玩不厌。每当我们跑到一户人家的房前时，那个女人就压低声音冲着我们说，你们快到别处玩去，你大爷在家睡觉呢。那时候我就想，她男人咋总是在家里睡觉呢？等我大一点儿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女人的男人是井下工人。我们住的居民区，是煤矿机电设备修理厂的家属区，这个厂区虽然不在矿山里，但离着矿山比较近，所以家属区里也有矿工人家。那个女人的男人，我很少见到，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骑着车子走了，晚上才回来，这是上白班。上夜班是黑夜走，黎明回来，回来就在家里睡觉，睡到黑夜就又走了，是两头不见太阳。所以我很少见到那个男人。井下工人上完夜班，第二天是一定要睡好白天觉的，否则，上夜班的时候就抗拒不了井下那种黑暗的困倦。谁都知道，在井下睡觉，有了瓦斯察觉不到，顶板上掉下东西也察觉不到，那是很危险的。那个女人，为了丈夫能睡好觉，她每天都站在自家门前，像士兵站岗一样，守卫着丈夫的睡眠。有孩子过来她就撵走孩子，有猫狗过来她就撵走猫狗，假使有麻雀过来，她也摇晃着衣裳吓走麻雀。她为丈夫站岗一站几十年，是丈夫睡眠的忠实保卫者。多年以后，那个女人老了，她丈夫也去世了，有时候我会在街上看见她。她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每当我看见她那样慢慢的、一瘸一拐地走路的样子时，我就想，她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站得太久了，把腿站坏了，才落下了今天这个难以行走的病根儿呢？

我是用了多半辈子的时间才理解了那样的一个女人啊。

都说女人似水，其实这种说法不是真正了解女人，特别是，不是真正了解煤矿的女人。煤矿女人像什么？像山，你可以依靠她，任凭什么力量都不能动摇她们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质。

我对煤矿女人的采访，虽然断断续续，但总体上是没有彻底断开，三十多年了，尽管时有间断，我却是长久地敬佩她们。

2017年9月5日，我去云冈矿采访一位矿工家属妇女——张华。

张华，跟我们前边讲过的女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她们都是矿工的妻子，不同之处是，她是学生牌，有文化，有思想，有对生活的新认知。

煤矿女人，一代一代地走到了今天，就像人世间一队前仆后继的女兵。

外面的人，大概对云冈矿很陌生，但若是说起云冈石窟来，就不陌生了。云冈矿就座落在云冈石窟的西边，因为毗邻云冈石窟，所以取名云冈矿。

大同煤矿的十多座大型国营煤矿分布在两道绵长的山沟里，一道沟是口泉沟，另一道是云冈沟。这两道沟里的煤矿，构成了原始的大同煤矿，是今天同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云冈矿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是大同煤矿的一座现代化新型矿井，至今已有五十多岁了，据说到了2020年，云冈矿就要关井停产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揪心揪肝的消息。云冈矿那些曾经的往事，还会不会在时间的长河里再次浮现出来？

云冈矿工家属妇女张华，四十多岁，穿戴普通，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她出生在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嫁到云冈矿之前，她是罗文皂镇管家堡村中学的英语老师。1992年，经人介绍，张华认识了云冈矿一个矿工的儿子王金平。很顺利，当年就结婚了。结婚时，王金平家住云冈矿附近的吴官屯村，只有两间平房，父母住一间，既睡人又做饭，小两口住一间。张华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她是打算跟着丈夫一起艰苦奋斗的。这源于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居然潜移默化地奠定了她的人生观。小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去上学。有一辆载着化肥的汽车，掉下一袋化肥。父亲把化肥驮到车后座上，拼命地追赶汽车，要把化肥还给车主。看官要说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自行车怎么能追上汽车？那时候乡下的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汽车跑不快，在一定的时间段，骑自行车的人只要拼命地追赶汽车，是有可能追上汽车的。可是，已经懂事的张华却有点儿不懂父亲的做法。她想，自己家里不是种着地吗？父亲为什么不把化肥上到自家的地里呢，上到自己家的地里多好？可是，父亲却要拼命地追赶失主，父亲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张华从小想到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影响了张华，奠定了张华的人生观。

她要像父亲一样，做个好人。

张华是好人吗？她还真是个好人。她的婆婆和公公都说她是个少有的好人。结婚时就住在那么一间最普通的农村人的房子里，婚后，她吃苦耐劳，从无怨言。公公原来开着一个小卖部，自从张华进门以后，小卖部进货卖货，她都包了，除此之外，她还做饭做菜，洗洗涮涮，她男人跟单位的人说，我女人管家管得好，家里啥事儿都不用我管，我上班就不分心了，就能好好上班了。话是说得普通了一点儿，但其中包含着重要的意義。矿井下是一个情况多变且危险多发的地方，在井下干活儿，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不能有一刻麻痹大意，所以，下井工人最怕心里有麻烦事情，最怕有分心的事情，一旦分心，就有可能对突发的危险降低应急能力，就容易出事故，从某种意义上讲，矿工妻子的好坏，决定着矿工的生死安危，这是煤矿人普遍认可的一个说法。

在日常生活中，两口子吵架甚至是打架是很平常的事情，家家都在所难免，但这种平常的事情若是发生在煤矿人身上就可能不平常了。从经验上讲，有很多煤矿工人在井下出了事故，分析起来都与心情不好有很大关系，有的女人在丈夫出了事故以后，不用别人说，自己就会自责地说，唉，他那天下井前要是我不跟他闹别扭，他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你说不是吗？他一直没出过事故，可偏偏是那天我跟他闹了点儿别扭，他就出事儿了，你说这不怨我怨谁呢？

话是很普通的话，但背后却藏着不普通的道理。

张华从来不跟丈夫说起生活方面不顺心的事情，她从来都是喜笑颜开地面对丈夫。比如带孩子、做家务、开小卖部，住在农村里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已经六七年了，她从一个镇子里嫁到了大同市的一个煤矿上，名义上是大城市的人了，但实际上呢，她却是住在了煤矿附近的一个农村里，这比她原来的镇子都不如。但是，她没有懊恼过，她的生活态度一直是很平淡的。他们的女儿已经七岁了，就要上学了，在村子上学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了，丈夫跑家也过于辛苦，这时候她才开始考虑他们的家，到底应该住在什么地方才更为合情合理。

当然要选择孩子上学方便、丈夫上班方便的地方才合适。1989年，花了8000块钱，买下云冈矿二层小楼底层的一间房子，是别人不住的房子。底层便宜，所以就买了那样的一间房子。

孩子上学以后，张华觉得待在家里闲得无聊，就想做事了。她买了茶叶，在家里熬茶，熬好了茶水，提着一大铁壶茶水走向井口。一路上她都在想，我这样冒冒失失地去井口给工人们送茶水，工人们会怎么看我，会喜欢我送去的茶水吗？她心里忐忑，有点儿害羞的感觉。

煤矿工人上班下班，不同于工厂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矿工们住在周围农村或者是山上山下，他们去下井，有的要上山，有的要下山，翻山越嶺走到井口时就已经走渴了，特别是在井下，采煤六个小时，加上走到工作面再从工作面走到井口的时间，平平常常都要八九个小时或者是十多个小时，早就饥渴难耐了，出了井，马上能喝到一杯热乎乎的茶水，真是再好不过了。

从1999年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张华一直在井口服务站为矿工服务。井口服务站是2005年成立的，在此之前，有好多女人都是自觉自愿地为矿工送水，给矿工缝补窑衣，给矿工送上手纳的鞋垫，她们在鞋垫上绣上“安全”和“幸福”的字样，提醒矿工注意安全，享受幸福，使矿工感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他们黑、他们脏而抛弃他们。端午节的时候，女人们给矿工送去粽子;中秋节的时候，女人们给送去月饼;到了过年的时候，女人们要给上下井的矿工们送去年货。那些女人们，长年累月地来到井口，为矿工们做义工。夏天，她们经受着日晒和风吹雨淋，冬天，她们忍受着冰雪寒冷，她们真是矿工的贴心人。后来，矿上成立了一个井口服务站，为女人们提供了一个房间，女人们才不像过去那么辛苦了。那时候，矿上每个月给井口服务站每个女工发20块钱，女人们并没有嫌钱少，女人们说，她们不是为了钱才来井口服务站的，要是为了钱，她们早就干不下去了。

在商品经济时代，大家都在为钱而奔波，而那些煤矿的女人，她们不是为了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抚慰矿工的心，为矿工能提高自信心，为了矿工能有一份女人的牵挂而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啊。

张华，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具有新时代的工作意识。她干脆办了一个“张华服务台”，印了彩色传单，服务热线是03527082748，题头的一句话是：有困难，找张华。宣传单上的“亲情告白”是：您需要帮助吗？尽我们一份绵薄之力，听您倾诉述说，为您理顺思想小包袱;给您生活上的小帮助，帮您解决身边的繁琐小事;为您提供全面、周到、及时的服务。我们为您加油，只为带给您一份愉悦心情。

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服务。

张华和那些女人们经常到煤矿安监站去查问有无工伤情况，如果有，她们会指定哪个女人去家里宣传安全知识，并且帮助家里解决一些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有时候，有的工人在井下或者是井上走路的时候，打了眼崩，女人们就给那个男人翻眼皮，翻开眼皮，用舌头舔一下，就把眼崩舔出去了。工人就高兴地笑了，女人也高兴地笑了，你看看，那样的情景是多么温馨。有的人家，女人不会腌咸菜，服务站的女人知道了，就到家里去腌咸菜。有的人家里没馒头了，女人们就去买馒头，送到矿工家里去。还有的工人说，我妈家的玻璃脏了，我妈让我去擦玻璃，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忙着下井，哪有时间去给我妈擦玻璃，你们能去擦擦玻璃吗？张华她们就说，能，你妈家在哪儿住，告诉我们，我们去擦，你只管安心下井，别分心，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煤矿缺水，民用水是定时定点送水，有的双职工想给家里储水就成了问题。但是，只要给张华服务台打去电话或者捎个话，就有女人去家里拿钥匙，到了送水的时间，服务女工就会去家里储水。他们把家门钥匙交给那些女人，他们交出的是一颗信任的心。

在大同煤矿，不是只有云冈矿才有井口服务站，每一个矿都有井口服务站，都是女人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去为矿工服务。那个地方，有女人对矿工的温馨和炽热的激情。

你们知道煤矿女人吗？你们不知道，或者是不太知道，你们真不知道煤矿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

安静下来，听我讲讲好吗？

如果你是女人，你跟煤矿女人比比，如果是比好吃懒做，就不要比了。如果你是男人，正好你的女人又是那种尖酸刻薄、不大体贴人的女人，你就可以拿煤矿女人去教育她、影响她。这就是生活。

2017年9月6日，我采访了晋华宫矿运销站捡矸工王永平。

什么叫捡矸工？就是在选煤楼里，站在运输皮带边，从哗哗流淌的煤里，急急忙忙地捡出煤矸石的工人。

煤矸石是什么？就是没有变成煤的石头，是黑石头。

在煤矿，似乎捡矸石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工作，所以各个矿捡矸石的人都是女人，人们习惯上称她们是捡矸女工。好像是照顾女人，让女人们干了那种清闲的活儿。

事实上是，捡矸石并不是清闲的活儿。

皮带溜子把井下的煤运输到井上，煤里边有矸石、有木头和铁等等杂物，这就需要在煤炭出井的第一时间里，把杂物捡出去，煤才是纯煤。女人们排成一排，站在皮带溜子旁边，盯住哗哗流淌的煤，发现煤里边不是煤的东西，第一个人，负责捡出最大的矸石或者是杂物，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个挨一个地排列下去。每隔十五分钟，第一个人就要循环到最后一位去，第二个人顶到第一的位置上，依次循环，循环八个小时，算是上了一个班。为什么要这样循环呢？因为第一个人要捡最大的石头，有的大石头不是捡，是要双手去搬，搬得多了，谁有那么多劲？有时候，会跑出人大的石头，别说是一个女人，就是两个三个女人也搬不动，这时候就得赶快按动电钮，把皮带溜子停下来，女人们合起劲把大石头搬下去。皮带溜子上的大小矸石不是有谁分派好的，不是大一块中一块小一块那样排着来，它们是乱来。但第一个捡矸石的人，肯定得瞄准最大的矸石往出捡，是最费力气的人，时间长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了，所以每隔十五分钟就循环一次。这种循环方式有点儿像企鹅聚在一起取暖。企鹅在冰天雪地里为了不被冻死，它们就要围成堆，每隔一定的时间，最外面一圈的企鹅就要换到里面去，里面的企鹅要换出来，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抗拒严寒，共同存活下来，这就是团结协作的意义所在。捡矸女工的循环方式就是团结协作的工作方式。捡矸女工要手疾眼快，发现矸石杂物，要下手快，要准，还要有眼力，要从煤中捡出和煤一样黑的矸石，靠什么？靠眼力，靠经验，靠精力集中。所以，捡矸石不是容易的事情，是既要耗费体力又要耗费精力的，是体力和精力的双重付出，是精神高度紧张的一种工作。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更累人？轻松吗？不轻松，是全身心的不轻松。特别是，过去多少年，井下采煤主要靠炮采，就是用炸药炸煤，煤里边就难免会有丢失的雷管，井下比井上的黑夜都黑，一个小小的雷管丢失在煤里，那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但是，丢失的雷管若是混雜在煤里，被人们倒进家里的炉子里，用在炼钢炉里或者是什么地方，会发生危险。捡矸女工是决不允许那样的危险流失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她们的眼睛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哗哗流淌的煤，甚至连眨一下眼睛都不能眨。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就那么一直盯着哗哗流淌的煤，会不会眼晕？你想想看，会不会眼晕？

了解了这样的情况以后，你还能说捡矸石是清闲的工作吗？还不止这些呢。还有什么？还有砸脚碰手，那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她们的手，没有一天是不流血的。尽管她们戴着手套，但棉手套是不能戴的，甚至不能戴厚一点儿的手套，原因是什么？你自己去想。

捡矸女工戴上薄手套，抓东西的时候才能抓得灵便。她们每个班要带去好几副手套。夏天炎热，用不了多长时间，手套里就水湿水湿了，抓东西的时候就容易打滑，打滑的时候就容易伤着手，往溜子下扔东西的时候也容易打滑，就容易砸着脚砸着腿，这就得及时更换手套。夏天要把汗湿的手套放到太阳下边去暴晒，就那样换着来。到了冬天呢，又有了难处。井下采煤，不是要防雾吗？采煤时就得喷水。煤上的水，会浸湿捡矸女工的手套，捡矸女工的手，就成天冷冻在冰冷的手套里。她们只能带来好多副手套，手套太湿的时候，就放在暖气片上，一副一副地替换着用。

我在采访王永平的时候，她让我看她的手，她的手指几乎都有点儿变形，特别是指关节，变得很难看。她说医生说了，关节里长了多余的软骨还有多余的肌腱，要想让手指变得好看了，就得做手术，就得用刀子切掉或者刮掉那些多余的东西。她说那多疼呀，多害怕呀，不做手术了，丑就丑吧。她还说，不是她一个人的手丑，那些女工的手——都丑。

女人，没有一双好看的手行吗？当然不行，但她们的工作，不允许她们有一双好看的手。

捡矸石要手疾眼快，盯得时间长了，会累得眼睛流出泪来。就那样，一盯就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她们把饭带到上班的地方，放在一个很大的蒸汽桶里，有人到时候给馏饭，她们急急忙忙地利用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吃了饭，就赶快回到岗位上去。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是她们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候，她们带的饭菜不同，你吃我一口饭，她吃她一口菜，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三个女人一台戏，十多个或者是二十多个女人是几台戏？她们笑起来，真是能笑翻了天。她们管这样的生活叫穷开心。

一站就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下来，她们的腿站肿了，脚站肿了，腿上脚上，一摁一个坑儿。洗完澡，脚肿得都穿不上袜子。手呢？手也累得够呛了，洗澡的时候，拧毛巾都拧不动。这样的过程，不是偶然一两天，是一年三百多天啊。

你们看看，如果煤矿的女人不像一座山，她们是不是早就被累垮了？

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说，煤矿人挣钱多，尽管她们艰苦劳累，但她们不是挣钱多吗？实话实说，她们的月工资是一千六百元，多吗？不但不多，而且是太少了，她们的工资与她们付出的劳动根本不能匹配。

王永平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在她七八岁的时候，她父亲在井下砸断了腿，医院诊断为股骨粉碎性骨折，也就是大腿被砸碎了。感谢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给她父亲的腿穿了许多钢针，才保住了那条腿。母亲带着她和弟弟从老家来到煤矿，来照顾她的父亲，就是那样的一次迁移，把她的一生定格在了矿山。她在矿山里上学，在矿山里长大，看着父亲拄着拐棍，还要天天去西风井上班。父亲的一瘸一拐给她的生命里注入了一种坚强的力量。她知道煤矿艰苦，甚至危险，但是，她有足够的勇气，要在煤矿生活下去。1999年，她结婚了，丈夫是晋华宫矿井下大采队的采煤工。婚前，对于嫁不嫁煤矿人的问题，她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最终还是决定：嫁给煤矿工人。

2000年7月，王永平生下一个男孩，她高兴，丈夫也高兴，公公婆婆都高兴。满月以后，她带着孩子回妈家去挪尿窝。丈夫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娘儿俩。可是，突然有那么几天，丈夫一直没来，她心里就犯嘀咕了。丈夫怎么了，怎么不来看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不敢想，不敢想得太多。她默默地承受着内心里艰难的熬煎。一个星期以后，邻居家的一个人过来了，那个人家里有电话，她妈家没有电话，那时候大多数人家没有电话，手机更不是普通人配备的通讯工具。邻居说，矿上打来电话了，也没说是啥事，就是让她回矿上去看看。她赶紧抱着孩子，坐上公共汽车回矿。晋华宫矿是大同煤矿的一个大矿，公共汽车在煤矿的公路边有一站。她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老公公，她马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煤矿人，平时是有思想准备的，他们知道他们总是离灾难很近，说不定啥时候就遇到灾难了。

王永平抱着孩子，颤颤抖抖地问公公，张三军咋啦？

张三军是王永平的丈夫。

公公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先走哇，我跟你边走边说。

一个星期前，张三军在井下一氧化碳中毒，煤矿人通常是说瓦斯中毒。和张三军一起中毒的还有其他三个人，当时一共是四个人，全都倒在了工作面里。幸亏有人发现了，矿工们把四个昏迷的人抬到了井上，送进了医院，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治疗，四个人都已经脱离了危险。在此之前，矿上没敢通知她，矿上知道她正在哺乳期，怕把她的奶惊回去。据说，哺乳期的妇女怕惊吓，或者怕生气，一旦惊吓着，就没奶了。

煤矿事故，就是这么突然，突然就发生了，那是防不胜防的。就是这样的，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危险降临了。

危险就在人生的旅程上，伴随着人生的脚步。

多年以前，我曾采访过四老沟矿的一个女人，我已经记不住她的名字了，但我还牢牢地记着她的身世。名字，只是人的一个符号，身世才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为了叙述方便，我就管她叫“那个女人”吧。

那个女人，可以代表煤矿上的好多女人，特别是那个女人的品质，基本能代表好多煤矿女人的品质。

那个女人的男人在井下出了事故，已经送进了医院，到家来报信的两个人还没说完话呢，那个女人就疯了一样往医院跑。她跑进医院大门，慌慌张张，东瞅西瞅，大声嚷道：“我男人呢……我男人呢……我男人在哪儿呢？”

有人把那个女人领进了急诊室。她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就呼天抢地地喊，你们咋不抢救他，你们咋不抢救他！

男人静静地躺在诊断床上，医护人员已经撤离了抢救现场。

男人穿著那种蓝色劳动布工作服，但蓝色早就不蓝了，是煤黑破烂的衣裳。

平时，下井工人从井下上来，人们只能看见他们脸上的白眼仁儿和白牙齿，其余全是黑的，可是现在，男人闭着眼闭着嘴，黑乎乎的脑袋就像一块煤。他身上有一片一片黏糊糊的血迹。男人在井下干活时，被断裂的运煤皮带打在了头上、胸上、胳膊和手上，头和脸打得血糊拉碴的，就像一颗摔烂的黑皮西瓜。那个女人已经认不出她的丈夫了……她声嘶力竭地哭喊道：天哪……天哪……我的天哪……她偏着脸哭，哭得披头散发、一把一把抹泪，整个脸上全是乱七八糟的眼泪。她已经哭吼得胃痉挛了，不住地地打嗝儿，吐。有人扶着她，怕她摔倒。那一刻，她甚至侥幸地想，也许那个被皮带打得不成人样的人可能不是她的丈夫。

那一年，她36岁，丈夫也36岁……

那个女人23岁时从农村嫁到四老沟矿。男人住着一间旧房，那间旧房可真是旧，是日本鬼子在1940年掠夺大同煤炭时碹的石头窑，人们管那种房叫劳工房。那间劳工房，也就十多平米，一进门是地，里边是一铺炕，炕上铺着一张井下用过的黑不溜秋的旧风袋，里面住着男人和妹妹、弟弟、奶奶。男人父母早亡，靠下井养活着一家人。那个女人嫁过来时，妹妹18岁，弟弟12岁，奶奶70岁。

凭直觉，那个女人觉得煤矿人挺苦，煤矿日子挺艰难。可是，自己已经答应嫁给那个男人了，就得跟着那个男人过下去。那个女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要说房子小呢，还真是小了点儿，先凑合着住吧。房子在人住，啥人住啥房。她用红头巾罩住头，把笤帚绑在一根长棍子上，开始扫仰层，扫墙壁，她一边扫一边冲着小叔子和小姑子嚷，你们快出去，你们快到外面去，你看这雾的，你看这雾的。

奶奶坐在外面的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抿着瘪瘪的嘴，有时冲着太阳笑，有时冲着门窗里滚出来的腾腾土雾笑。

那个女人，一边扫屋子，一边咳嗽。

小叔子和小姑子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就像唱戏的大花脸，就挤眉弄眼的笑。

那个女人，扯下头巾，哗哗一抖，抖掉尘土，擦擦汗湿的脸，冲着一家人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整整拾掇了两天，才把石头窑拾掇干净了。那个女人冲着窑房说，你们看，这房子收拾出来，干干净净的，不是挺好吗？她很得意地点着头，两根垂肩小辫一摆一摆的，就摆出了一个青年女子朝气蓬勃的样子来。她从市场上买回红喜字，给房顶上的四个墙角粘了四个小喜字，给窗户上粘了两个大喜字，给门的上方粘了一个大喜字，这样一布置，原来那间死气沉沉的劳工房就显得红火热闹了，就真有几分喜气有了几分生机了。

奶奶说，闺女啊，家也打扫好了也布置好了，就等着办喜事啦，你说咱这喜事该咋办呀？

那个女人看着奶奶，很腼腆地笑了笑说，奶奶说咋办就咋办吧。

奶奶说，要说呢，人一辈子就办一次喜事，那可真得好好的办一下呢，那才不委屈人这一辈子呢。奶奶停顿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你看咱们家吧，就你男人一个人挣钱，家里条件不好，想给你好好办一下也好好办不了啊。奶奶叹了口气。

那个女人说，我知道奶奶心里不好受，俗话说，穿衣量家当，咱们不跟别人比，咱们一家子吃顿糕，就行了。

奶奶撩开上衣，抠抠扯扯地扯开衣角，拿出一枚金戒指。奶奶说，这是我当年出嫁时的陪嫁品，已经藏了好几十年了，就给了你吧。

男人显出很吃惊的样子说，奶奶你可真行啊，这么多年了，我咋一点儿也不知道您还藏着金货呢？

奶奶说，我这一辈子啊，也就有这么一点儿值钱货啊。

办喜事那天，拌了点儿凉菜，炒了几个热菜。给这个邻居送碗油炸糕送碗凉菜，给那个邻居送碗油炸糕送碗凉菜，一家人吃了顿油炸糕，就算结婚贺喜了。

新婚之夜，新郎新娘和老的少的睡在一铺炕上，你说多别扭、多碍事？

那个女人，睡不着，想翻身，总想翻身，可她不敢翻身，害怕奶奶笑话她。男人呢，也是想搂抱搂抱新娘，可男人不敢。

当地人管新婚之夜叫入洞房，很多地方也都这么叫，明明是住在平常住的房子里，可偏偏在新婚之夜，那房子就叫洞房了，就叫入洞房了，那是什么意思？后半夜的时候，男人攥住了女人的手，女人使劲握了握男人的手。

男人把头探向女人那面，闻到一股好闻的气味。有头发味、香皂味，还有女人气息。男人把嘴努过去，碰触到了女人的脖子，亲了一口。嘴感觉到脖子在颤抖。男人说，你哭了？

“我没哭。”女人说。

第二天，男人就挥动洋镐，开始刨山皮、起石头、盖房子。结婚有三天假日，他足足干了三天。以后，每天下班回来或者是公休日，男人就挥动洋镐，挥动铁锹，砍山采石。

那个女人，也干那种活儿。男人下井以后，女人就挥起洋镐，刨山坡，撬片石。煤矿人住的房子，都是那样盖起来的。

历经日月，新房总算盖起来了。

可那个女人，让奶奶他们住了新房，小两口还住原来的“劳工房”。

那天晚上，女人居然快乐得喊出声来。过去都是偷偷摸摸地做事情，今夜可以放心大膽地做了，真是美死了。

煤矿女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今天谁谁谁在井下出工伤了，谁谁谁砸断了腿或者胳膊，谁谁谁砸着了脑袋，明天呢？明天是不是轮到自己的男人了？好像自己的男人不受伤又不可能，那样的担心，长久地盘绕在女人心上，挥之不去，又迟迟不来，真是折磨人呢。煤矿女人心疼男人，不让男人干家务活。有一年冬天，下了雪，那个女人从山下担着一担煤往山上担，山坡路滑，不小心摔倒了，两只挑土篮子就像皮球一样往山下滚。散落在雪地上的煤块儿就像大地上一只一只黑眼睛。她看着那些散落的煤块儿，哭了。哭够了，咬咬牙，站起来，看一眼自己坐在地上的雪窝子，去捡篮子，捡起雪地上那些散乱的煤。煤矿人吃水也不方便，说起来呢，有人可能不相信，有的人家，大年三十夜里煮饺子都没有水。很多时候，有的男人在山下的水管边排队等水，等了一黑夜，没等到水，女人来了，女人说，你快去上班吧，我来接着等。煤矿上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就是那样生活的。女人担着一担水上山，摇摇晃晃的样子，真是让人担心。

那个女人，对小姑子和小叔子就像母亲对待孩子，每天晚上，等小叔子和小姑子睡下以后，她都要检查检查两个孩子的衣裳是不是脏了，是不是破了，脏了就洗，破了就缝。小姑子毕竟是女孩子，心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嫂子还坐在炕沿边缝衣裳，就心疼地说，嫂子，你累了一天了，这么晚了，快去睡吧。嫂子就笑笑说，不累，我不累，再说了，你哥还没回来，我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日子是过起来慢，回忆起来快，不知不觉的，小姑子就到了出嫁的时候了。小姑子出嫁时，流着眼泪对嫂子说：“嫂子，你来了以后，照顾得我们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小姑子哭了，嫂子也落泪了，嫂子落着泪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应该高兴呀，你咋哭开了？

小姑子说，嫂子，我这就是高兴呢。

小叔子当了工人，也是下井工人。

那个女人，是个细心的女人，她早早的就开始给小叔子准备婚事了。碰到好棉花就买，碰到好被面和好褥面也买，抽空就缝褥子，缝被子，缝了四条褥子，四张被子。那个年代，结婚时兴四铺四盖，有了四铺四盖，就能给小叔子娶媳妇了。

能住上楼房，是煤矿人最大的心愿。矿上断断续续地盖了几座楼，优先分派给了科级以上干部和双职工家庭，然后是按工龄分派住房。

那个女人的男人，18岁就下井了，三十多岁时，也有十多年工龄了，而且井下工人在分房时要比井上工人多增加五年工龄，有那么一年，他们家也分到了一套38平米的新楼房。这可真把一家人乐坏了。怎么能不乐呢？住进楼房里，冬天到厕所就不冻屁股了，也不用从山下往山上挑水挑炭了，也不用劈柴打炭了，生活上的多少困难，一下子就都解决了，这怎么能不乐呢？煤矿上的女孩子，跟谁结婚，只要有楼房就行。

那个女人对小叔子的对象说，你放心，你们结婚住那间大房子，我们住那间小房子，将来有了机会，我们再搬出去，全套楼房全给你们。姑娘就高兴地说，嫂子你真好，要是结婚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我们就结婚呀。那个女人说，东西不愁东西不愁，嫂子早就把结婚的东西都给准备齐全了。在那个年月里，结婚简单，有间房子，有四铺四盖，再雇来木匠做个大立柜，做两个带底座的衣箱，就能结婚了。

嫂子给小叔子办了婚事，安顿小叔子和新媳妇住进了大房里。她和丈夫和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大房里做了新家具，她和丈夫和孩子住的小房里，什么家具也没有，是一间空房……

记不清过了多久，什么预感也没有，那个女人的丈夫就出事儿了。那天傍晚，她做好了饭菜，像往日一样，把饭菜热在笼屉里，把白瓷小酒壶倒满了酒，烫在一个盛着白开水的大搪瓷缸子里。煤矿的女人们，都是这么等丈夫的。井下潮湿寒凉，上井以后，男人们都要喝一壶热酒，驱走寒气。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丈夫一回来，马上就能喝上热酒，吃上饭菜，享受家庭快乐。过去，住在石头房子里的时候，每当丈夫下班的时候，她就站在小院门前的山坡上瞭望丈夫，住进楼房以后，她又站在楼房外面等待丈夫，好像丈夫是一个不认识家门的孩子。

夕阳放射出红色光辉，洒满山峦。渐渐来临的夜晚，正在张开巨大的胸怀，要把整个矿山静悄悄地拥抱在怀里。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天是不容易黑下来的。运煤的火车奔驰在山脚下的铁道上，轰隆轰隆地把煤炭运往山外去。那个女人，已经太熟悉那样的情景了，每一次都那么准时，只要看见火车跑远了，看不见了，也就能看见丈夫远远地朝她走过来了。那时候，她总要长出一口气，哦，亲爱的，你总算回来了，总算又活着回来了。就像战争，就像丈夫出去打仗，后来就那么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身上连一点儿伤都没有，那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可是，就是在那样一个和平常一样的黄昏时刻，她等来的却是一个灭顶之灾。有两个黑乎乎的下井工人跑到她面前说，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去医院一下，你男人出工伤了。

煤矿女人，她们常常会听到或者看到，有人突然就出了工伤，有的人她们还认识，见了面还亲切地打招呼，可突然有一天，那个人就出工伤了，或者是小伤，或者是大伤，或者是永远也见不着了……

我不是要渲染煤矿事故，我是想说，当煤矿事故发生以后，那些煤矿人，他们是怎么从灾难中走出来、去重新生活。

小叔子总是用那种眼神儿看嫂子，那种眼神儿里充满了同情和询问，不知道嫂子什么时候才能从灾难中挣脱出来。嫂子能看懂小叔子的眼神，有时眼神碰眼神了，嫂子就赶紧找点儿活儿干，比如扫扫地，擦擦什么地方，那是很尴尬的一种情况。他们仍旧在一个家里过日子，嫂子从来都不提起死去的丈夫，说明她在心里是非常注意这一点的。这一点，是一个疼痛的洞，一旦揭开洞口，就会看到无底的疼痛，所以嫂子从来都不提起死去的丈夫。

那个女人，常常站在楼下，向井口方向瞭望。她已经做好了饭菜，温好了酒，等待着小叔子下井归来。过去，她是那样等待丈夫的，现在，又开始那样等待小叔子了。

外面的人，真是很难理解那样的等待。有个煤矿女人，在等待丈夫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下井归来的熟人，就跟那个人打听自己的丈夫怎么还没回来？那个人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随口就说，我听说你男人那个队出事故了，具体是啥事故，我也不清楚。那个女人一听这话就着急了，就赶紧往井口跑，一直在井口等着，一直等到确实没有上下班的人了，她又跑到医院去找去问。她心里惊吓成什么样子，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侥幸地想，也许丈夫只是受了点儿小伤，已经回家了。她赶紧回家，回到家一看，丈夫一点儿事儿也没有，她哈一声就笑开了。从此以后，她就落下毛病了。有时候，她会把脸转向墙角，或者转向没人的地方，偷着笑一下。时间长了，矿上的人们就发现了她的这个毛病，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偷着笑。人们都说，那个女人，是吓出神经病了。

老百姓说的神经病，就是医院里诊断的精神分裂症，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只不过精神病是分类型分等级的，在我们平常的概念中，好像只有那些疯得不懂人事、光着屁股乱跑的人才被归为精神病，其实那个偷着笑的女人，已经是某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了。你们看看，煤矿女人等男人的时候，心理上是多么紧张多么恐惧？

再回过头说那个女人。

一天傍晚，嫂子在家属楼前等小叔子下班回来。小叔子回来的时候，看见嫂子在楼前等他，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种心理感觉真是复杂，真是难受。小叔子走到嫂子面前，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嫂子，我们采煤队要调到一个新矿去，要去开新矿了，我心里真难受。

嫂子说，别难受，树挪死，人挪活，到个新矿去，或许会更好呢。

小叔子的媳妇好像是要哭了，她动情地说，嫂子，这些年，你对我们太好了，怕我们冷怕我们热，总是把饭菜伺候到我们脸跟前，好像你不给我们拿筷子，我们都不懂得吃饭似的，我们真是舍不得离开嫂子呢。弟媳妇说着说着，流出眼泪来了。

嫂子说，你傻啊你，老婆汉子才舍不得离开呢，夫妻俩陪伴在一起，陪伴一辈子，陪伴几辈子都陪伴不够，陪着我算啥？

弟媳妇点点头，那意思是说，我听嫂子的，我一定要好好地陪着我男人。

那个女人，拿出积蓄，又和亲朋好友借了点儿钱，给小叔子在那个矿买了房子。有了房子，小叔子就能和媳妇长久地陪伴在一起了。

小叔子说，我们好是好了，可就是苦了嫂子了。

嫂子说，嫂子不苦，只要人活着，多苦都不算苦，苦过去就不苦了。

小叔子说，嫂子，我把奶奶带走吧，你还得忙孩子们，你真是太忙了。

嫂子说，不行，我伺候奶奶伺候惯了，知道她这习惯那习惯的，你媳妇一时半会儿还伺候不来她呢。

小叔子说，伺候不来，让她慢慢学，学着学着就学会了。

嫂子笑着说，你傻呀你，你让你媳妇学着伺候伺候你，多好？

国家每个月给女人和孩子每人开105元抚恤金，日子不好过。街坊邻居见着那个女人就说，你去找矿领导去，跟他们要一份工作，挣一份工资，家里不就宽裕了吗？要么就去跟他们要钱，要补助。你猜她说啥？她说她不想给矿上添麻烦，矿上的青年人都找不上工作，自己咋好意思再去给矿领导添麻烦呢？她觉得自己还是做点儿小买卖吧，自食其力，谁也不靠，挺起脊梁过日子。她跟邻居借了200元钱，自己手里有点儿钱，就跑起了小买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去赶头班公共汽车，到市里的货栈去接点儿针头线脑，接点儿瓜子大豆还有花生什么的。货栈里也有买卖蔬菜的，有人把蔬菜叶子撇下来扔在地上，她就把那些菜叶子揣进蛇皮袋子里，回家以后，赶快把菜洗净切好，不让孩子们知道她是在外面捡回菜来的，她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她把那些活儿做完以后，就拿着蛇皮袋子走到街上，把袋子铺在地上，摆个小摊儿，等着有人来买她的东西。摆小摊儿挣不多钱，再辛苦也挣不够两个孩子的学费。

现在的学校，别提有多黑了。他才不管你谁家穷不穷呢。他们今天要补课费，明天要资料费，这费那费，说不明白是些什么费，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蛇蝎心肠的人在那里当校长，一天到晚，就知道跟学生瞎收钱。学生回家跟家长要钱，家长问是什么钱？学生说，不知道，反正老师说了，要100块钱。家长就着急地说，前些天刚要走200块钱，怎么没几天，又要100块钱呢？学生说，我哪知道是做啥呢？反正是要呗。你要是想知道是要啥钱，你自己到学校去问去。家长们哪敢到学校去问啊，去问了，你孩子还上不上学了？老师站在讲台上，讽刺挖苦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孩子還能在学校里继续上学吗？不上学怎么办？更何况，现在是上出学来都很难找到工作，不上学，就更没有希望了。

那个女人，自己对自己说，煤矿人，就得咬着牙过日子，就得有硬骨头呢。

她想：我谁也不靠，要靠就要靠自己，靠自己度过自己艰难的日子。她突然有了一个挣钱的想法：卖凉粉。

凉粉是大同地区的著名小吃，人们都爱吃，都说好，到了夏季最吃香。凉粉这个东西有意思，你说它是凉食吧，却要放很多辣椒末和辣椒油，看上去又是热乎乎的样子。吃凉粉好像主要是吃辣椒油和辣椒末，所以辣椒炸不好，凉粉就没吃头。辣椒怎么炸？不好炸，炸过了火，辣椒煳了，发苦;炸不到火候呢，辣椒又是干辣不香。炸辣椒的火候最不好掌握。那个女人的炸法是，炸辣椒要分两次炸，第一次热油，量少，先把辣椒末用油泼一下，然后再二次热油，二次油量大，大量的油煮沸以后，略微晾晾，再泼进辣椒末里，这一碗辣椒油就会像胭脂一样红彤彤的。凉粉是用山药粉做成的，一碗一坨，泡在凉水桶里，吃的时候，一坨切一碗，浇上红彤彤的辣椒油，再撒点儿香菜末，再撒一点儿油炸辣椒籽，那一碗凉粉看上去就是红彤彤、白生生地好看，看上去就好吃。白生生的凉粉，红彤彤的辣椒油，还有绿绿的香菜末儿，红白绿都有了，你说好看不好看？有人说，不狠不吃粉。这话怎么说？意思就是吃凉粉时，一定要狠放辣椒，那样就越吃越辣，越辣越吃，那才叫过瘾呢，这就叫不狠不吃粉。凉粉这小吃，说起来也奇怪，你说到了夏天吧，天气炎热，吃辣椒上火，一般是要躲辣椒的，可要是看见清白清白的凉粉上浇了红彤彤的辣椒油，不但不觉得吃辣椒上火，反而会觉得泄火，反而会觉得吃一碗凉粉真是凉爽，真是避暑，就真想在大热天儿里，呼噜进一碗凉粉儿。

那个女人，觉得卖凉粉挺好，本钱不大，也不需要房子，在街上摆张桌子，生意就开张了。

那个女人，在大街边摆了张四方桌子，桌子旁边放了几个小板凳，就开始卖凉粉了。开始的时候她害羞，不敢喊，就那么呆呆地坐在桌子边。人们就说，你看你这卖凉粉的，也不喊也不叫，谁知道，谁来买？你喊吧，喊一喊就有人知道了，就有人来买了。人们可怜她，想吃不想吃也来买凉粉，她的凉粉摊子才算开起来了。到了炎热的夏季，阳光如剑，刺痛她，烤灼她，她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守着她的凉粉摊子。到了冬天，寒冷包围着她，她觉得自己是坐在了冰箱里，两只手好像冻成了红烧猪蹄子。冻得厉害了，她就站起来，不停地跺脚。冬天卖凉粉是淡季，大同人笑话人的时候常爱说这么一句话：你这人，真是吃凉粉不看天日。意思是说，吃凉粉的日子应该是大夏天，是大热天，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不是吃凉粉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吃凉粉就是“吃凉粉不看天日”。那么，冬天不就更不是吃凉粉的日子吗？是这么个意思。冬冷寒天的，你再坐在街上冷风哈气地吃一碗凉粉，受得了吗？冬天吃凉粉怎么吃？是要买回家里吃。矿上有不少好心人，即使是不太想吃凉粉，也要打发孩子去买一碗凉粉。孩子若是嫌冷不出去，家大人就说，有多冷，出去买碗凉粉有多冷，你能有那个卖凉粉的女人那么冷吗？

卖凉粉，供两个孩子念书，可那点儿收入，来得真是不容易。

大同这地方能刮风。人们都说，大同的风是一年刮两次，从春刮到冬。每到冬春时节，季风更厉害，大风卷着沙土卷着煤尘，打在人的脸上，就像射来了针尖，遇到那样的大风，人们都会躲在屋子里，可那个女人不能躲，她只能守在凉粉桌子边，任凭风沙打疼她的脸。有时候，好像要把桌子刮跑了，这时候，她会很害怕，就赶紧趴在桌子上，压住桌子，害怕大风把桌子刮跑了。

有时候，那个女人的儿子会来到凉粉摊子前，来帮着洗碗洗筷子，那个女人就着急地说，你快去你快去，这儿用不着你，你回去学习去吧，你只要学习好了，妈就放心了，就高兴了。儿子不听母亲的话，非要帮着洗碗洗筷子，或者是提着桶，到就近的人们家里去提水。那个女人经常到就近的人家去提水，夏天的时候，人们会让她在家里坐一会儿，凉快一会儿再出去。到了冬天呢，人们就说，你喝杯热水吧，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再出去。

有一天，儿子拿着一个快件袋子来到了凉粉摊子前，很神秘地冲着母亲笑，母亲已经猜到了袋子里的东西，母亲知道是好事儿，但没亲眼看见，难免要心慌。

“你这孩子，快把你妈急死了。”她笑着说，是不是寄来通知书了，要是寄来了，你就赶快让妈看看，你就别让你妈着急了。

儿子说，您自己看。儿子好像故意要让母亲着急，故意不说出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而是笑嘻嘻地把那个袋子递给母亲。母亲在围裙上擦擦手，手还有点儿抖，就那么抖抖颤颤地接过邮件袋子，慢慢打开袋子，抖抖颤颤地把袋子里的东西抽出来。这下她看清了，是山西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觉得自己的头轰的一声响了一下，差点儿激动得昏过去。

那个女人两手捏着通知书，抖抖颤颤，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抬起头，眼泪花花地说：“这……这……这……这全是你爹保佑咱们呢。”

啪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通知书上，是什么呢？是眼泪。

那个女人对我说，现在好了，现在我儿子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孙子也上学了。我女儿呢，也是大学毕业，就在咱们矿上工作。我有抚恤金，女儿还挣钱，我就不用再卖凉粉儿了，不受那罪了，唉，那罪受的……她还说，我现在也没啥事了，我每天都到井口服务站去为矿工服务，我闺女有时间也去井口服务站去干活儿，我们娘俩儿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去那个地方。

那是个什么地方？是为矿工服务的地方。

我知道，她和她的闺女，一个是对丈夫，一个是对父亲，都有一份未了情。

她们有女人的柔情蜜意，但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山一般坚强的意志。

这就是四老沟矿的那个女人。

也是四老沟矿的一个女人，她叫郑薇芳。

郑薇芳是四老沟矿工会的一名女工，她经常到居民区里去走访工亡妻子和贫困户。有一回，一个工亡妻子对她说，小郑呀，我知道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要是死了以后呢，你就帮我拉扯拉扯我的两个儿子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就答应我，就帮我照顾照顾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吧。

那个工亡妻子得了直肠癌，拉血拉得越来越厉害，她知道她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郑薇芳当时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就劝慰女人，劝女人好好治病，好好活着。

突然有一天，两个脏兮兮的孩子手拉手走进了郑薇芳的办公室，呼一下就跪下了。跪在地上的两个孩子，大的叫陳建庄，小的叫陈建业，陈建庄流着泪说，姨姨，我妈说了，我妈说等她死了以后，让我们来找姨姨。

郑薇芳看见两个孩子突然跪在面前，一下子就傻眼了。

她才26岁，才比陈建庄大14岁。一个比孩子大14岁的女人，能给孩子当妈吗？这真让她为难了。拉扯孩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孩子长，女人拉扯孩子的经验也在长，女人才会觉得顺当。可一个26岁的女人，突然要拉扯一个12岁和一个10岁的男孩，自己能行吗？她注视着两个孩子，竟然没有想到先让两个孩子站起来。她愣住了，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孩子，愣住了。

真是没有想到，这事儿好像就要闹成真事儿了，这真让她感到措手不及，心里慌乱。

面对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跪在地上，她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秦香莲一样了。

两个孩子跪在郑薇芳面前哭泣着，抽抽搭搭的抖动着身子，看上去真是可怜。这该怎么办，这到底该怎么办？她也是普通工人家庭，也没有经济实力，让她拿什么来拉扯这两个孩子呢？常言说，半大小子，吃塌老子，这她不是不懂。两个孩子每个月总共才有42元抚恤金，够干什么？什么都不够。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她不知道是问自己呢还是问别人，可最终的答案是，她得照顾这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她把孩子的家打扫干净以后，对两个孩子说，你俩别怕，姨姨尽快给你们找个保姆，照顾你们，姨姨有时间就来看你们，你们有事儿就去找姨姨。郑薇芳用孩子的抚恤金雇了保姆，给两个孩子洗洗涮涮，做饭做菜，可断断续续雇了四个保姆，都干不住，都让孩子气跑了。

没办法了，她只好把两个孩子领回家里。

矿上有一趟铁路线，由南向北，穿过矿区，把煤炭运到全国各地去。矿上有些调皮的孩子，喜欢扒火车，扒着火车到山外去玩，扒火车真是太危险了。郑薇芳就怕那两个孩子扒火车，可那两个孩子就喜欢扒火车。有一次，她听自己的儿子说，陈建庄和陈建业又在火车道边等着扒火车呢。郑薇芳就赶紧往火车道那边跑，可她还是去晚了。她跑到火车道近处的时候，眼看见两个孩子已经扒上了火车。陈建庄站在煤车上，好像去出征，向她不停地挥手。陈建业正往火车上爬着。两个孩子的衣裳，就像飘动的旗帜，呼呼地飘，那还不得被风刮下来？一旦掉下来，不是摔死就是被火车辗死，你说这多吓人？孩子要是出了事儿，她怎么向地下的亡灵交代？

郑薇芳冲着奔驰的火车喊：“你们回来……你们给我回来……”

火车轰隆轰隆地往远走，轰隆轰隆地揪走了郑薇芳的心。

她对我说，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得了心慌病，一着急就心慌，后来就得了心脏病。

她说，带别人的孩子真难啊。要是自己的孩子犯浑的话，能打能骂，可别人的孩子，你是骂不能骂打不能打，就这样，还有人说闲话呢，说我是不是占了孩子的便宜啦什么的。有一回，饭店里停水了，她让两个孩子帮她推推拉水的小平车，她拉着车在前面走，就听见后面有人说，你看看，她让两个孩子给她当奴隶呢。听到那样的话，她心里就像刀搅一样难受。

1995年春天，郑薇芳听说有一家公家饭店办黄了，要转租房屋，她找到管事的领导说，把房子租给我吧，我想试试。她想停薪留职，想开饭店，想挣钱养活那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她自己的孩子。饭店的名字也起好了，就叫七峰山大酒店。四老沟矿座落在七峰山下，七峰山是大同煤矿最高的一座山。她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一说，丈夫马上火了，丈夫说，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你啥都想干啊，你开过饭店吗？你连饭店都没下过，现在却突然要开饭店，你开得了吗？再说了，开黄的饭店最难开，那个饭店早就把人气开跑了，你咋能把人们再拽回来？

“我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嘛。”她怯生生地说。

“我知道你是啥意思，都啥年头儿了，你还想着别人？你不看现在这年头儿，谁管谁呢？这么大个煤矿都管不了那两个孩子，你能管得了？”她男人还说，你想管他们我不拦你，我已经让你把他们带回家来了，我这已经挺够意思了吧？可你总不能因为想管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给丢了吧？你想想，你上着班，公家好赖都得给你开那几百块钱的工资，抱着铁饭碗你不吃，你想扔了铁饭碗讨吃呀！

“那点儿工资不是不够用嘛。”她还想说，那俩孩子就那么几十块钱抚恤金，将来又得上大学，又得娶媳妇，够用吗？她想那么说，可当她看见丈夫怒气冲冲的样子时，就没敢说。她觉得自己真是委屈死了。

“你咋，你想当活雷锋啊？”男人生气地说。

“当活雷锋咋啦？当活雷锋莫非错啦？”她停顿了一下，“现在人都说雷锋有病，我看现在的人才真正是有病呢，连助人为乐都被人笑话了，我就是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是臭狗屎！”她说她这个饭店是开定了。也许开了饭店会有生机，不开饭店，就很难活下去了。

郑薇芳跟妈家的人借了一些钱，跟熟人借了一些钱，就把房子租下来了。

郑薇芳每天都累成灰头土脸的样子，总算把饭店装潢出来了。饭店是两层小楼，院里还有三间平房，一间房做财务室，剩下两间房，他和丈夫儿子住一间，陈建庄和陈建业住一间。饭店就开张了。有时候饭店停水了，她就到山坡下的水泵房去拉水，多数时候是饭店里的员工帮她去拉水。有一次，员工们太忙了，顾不上帮她，她就叫上陳建庄和陈建业，还有她儿子，她儿子还没有拉水车高，也帮着推水车。沿路的人们就开始说闲话了，有人就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吧，她让两个孩子给她当奴隶呢，挣钱挣得心黑了。

更有甚者，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咋那么愣呀？矿上给了你们抚恤金，你们为啥不自己花，为啥要把钱交给她，让她花？

两个孩子听了别人的挑唆，就动心了，就想自己出去过日子。有一天，陈建庄就把这个想法跟郑薇芳说了。他说，姨姨，我和弟弟一天比一天大了，也不能老拖累你，我俩想自己出去过日子。

孩子的话，像刀子一样戳进了她的心里。

她说，你们俩可能是听了别人的挑唆，也可能是真想独立生活了，可能真的是想成为男子汉了。这样也好，出去锻炼锻炼，对以后有好处。话是这么说，可是，心疼。她流着泪说，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已经有感情了，已经是一家人了，你们出去以后呢，还是家里的人，现在就当作你们已经长大了，不出去不行了。她流着眼泪说，雀儿长大了，不是也要飞走吗？就当作你们是长大的雀儿，能飞了，你们就去展翅高飞吧。

她给孩子买了10斤鸡蛋，买了20斤白面，还有其它一些生活物品，包括油盐酱醋什么的。有时候，她会躲在高处的山坡上偷看孩子的动静，当她看见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劈柴打炭，给自己做饭的情景时，她真想喊出声来，真想把孩子喊回饭店去好好吃一顿。

两个孩子租了一间房子，住在山坡上过日子。

洗锅刷碗做饭，劈柴打炭洗衣裳，这能是两个男孩子干的事情吗，这能是两个少年过的日子吗？别的孩子回到家里，有妈妈伺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他们下学以后，看见家里空房一间，灰桌子冷板凳，根本没有一点儿家的温暖，那是多么凄冷多么可怜的情景啊。陈建庄和陈建业只在外面过了一年，就撑不住了。他们每个月都花光抚恤金，还花光了郑薇芳给他们攒下的3000块钱，他们觉得实在是在外面撑不住了。陈建庄对弟弟说，你去找姨姨去，就说咱们还想回去。陈建业说，我嫌羞得慌，我不敢去找姨姨，那会儿是你跟姨姨说要出来的，要找还得你去找。陈建业早就对哥哥不满意了，经常和哥哥顶嘴吵架。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陈建庄就去找郑薇芳了，他低着头，就是小孩子犯了错误的那种样子，说：“姨姨，我还回饭店呀。我们那点儿钱连半个月都活不了，我们回呀。”

郑薇芳强忍着眼泪，笑不出来硬笑，笑着说：“姨姨早就想让你们回来了，早就想过去叫你们了，可饭店里太忙了，所以一直耽搁着没去叫你们，说回就赶快回吧，赶快回！”

两个孩子那个高兴呀，回到出租房，背着书包跑回了饭店……

2004年，郑薇芳要给陈建庄娶媳妇了，结婚宴席就设在她开的七峰山大酒店里。矿上的人们，早就纷纷扬扬地传开了这个消息，好像矿上过去就没有娶过媳妇的事情，人们都急着想看到那个结婚场面。那一天，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呀呀学语的孩子，好像矿上的人都跑到七峰山大酒店去了。女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着郑薇芳拉扯两个孤儿的事情，不时地抹去眼角上的泪水，有的女人控制不住自己，干脆压抑着声音哭起来了，她们哭着说，这一天，真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婚礼主持人刚宣布婚礼开始，陈建庄就呼一下给郑薇芳跪下了。

郑薇芳抖颤着身子，往起拽陈建庄。她说，你起来你快起来，大喜的日子，你哭啥呢？

陈建庄仍然跪着，低头啜泣。

参加婚礼的人们都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都在不知不觉中落着眼泪。

2005年，郑薇芳又犯心脏病了，住院。陈建庄和陈建业还有她自己的孩子，都跑到医院去守着她，这就让医生和护士感到很奇怪，她们奇怪像郑薇芳这样的年龄，应该是独生子女的年代，可她怎么会有三个孩子？

陈建庄追着医生，哭哭啼啼地说：“大夫，你一定要救活我姨姨，我求求您了！”这就又让医生奇怪了，怎么这个男子汉，会因为姨姨而哭哭啼啼？当医生和护士们知道了过去的一切时，也不禁潸然泪下了。医生和护士们说，太感动人了，这个女人真是太感动人了。

有一次，傍晚时分，我看见山上的羊群一边急急的下山，一边咩咩地急叫，等在山下溪水边的小羊，朝着下山的羊群也是咩咩地急叫，山谷里到处都回荡着老羊和小羊相互呼应的叫声，当小羊找到自己的母亲时，就跑到母羊肚子下，用头一下一下顶撞母羊的奶子，撞出奶水的时候，小羊就猛然跪下，含住奶頭儿，跪着吃奶。

郑薇芳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声音微弱地说，建庄啊，我就知道我该有病了，人一旦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人就该有病了。

“姨姨……姨姨……”蔡建庄哭起来了，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知道姨姨是咋得的心脏病，姨姨是让我气出来的心脏病啊……姨姨……姨姨……姨姨……陈建庄呜呜地哭，大声地喊。那泪水就像下雨一样哗哗地流。

医生说，赶快赶快，赶快把这个后生拉走，病人需要安静，不能让病人过于激动。

医生对陈建庄说，你姨姨是心脏病，心脏病最怕激动，最怕刺激，你们放心，就凭她拉扯你们长大的事迹，我们也一定要救活她！

医生和护士们都说，这个女人，真是太感动人了，在这个世界上，哪还有这么好的人啊！这样的人，才应该活着，才应该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