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无限“劫争”的人生

埃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开放属性，让它无法拒绝时间。按照这样的观点，一部作品在任何时间与读者相遇都是它一次可能的再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唤醒一部作品在永恒时间之水中的沉寂，同样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一部作品在一个奇异时刻神秘醒来。这很吊诡。但也间接给出作品品质之间的一个对比参考。阅读完作家老九的《连环劫》（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这本书，我想到了埃科的话。

《连环劫》这个集子由两个中篇三个短篇组成。在这个小说集内，每一篇故事（除去最后一篇《心灵是一个孤独者》外）既可独立成章，亦能纵横连缀，互为补充。很多时候它还会带来一种感觉：它们像一个故事。或者说它们在独立存在中，互为镜像——与加入进来的读者重新建构起具有同谋质地的依存关系，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书写者和聆听者。

这是作家老九沉寂十年之后写作的一次释放性暴发。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他想让自己和“以往”写得不一样些。作家要反动自己。他大胆地做出了尝试，像是也成功了。其实在作家的话中还隐含一句潜台词：写得和别人也不一样些。至于如何不一样，这却是他作为作家深存于内心的谜。对此，作家亦在努力做着机敏诡异的回避。他们认为，对写作给出某种判断，这是批评家的事。即便是批评家说了善意的“假话”，在作家看来这也无妨。但作家自己却不能说。不是他们不可以说或是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深谙写作的秘密，事情一旦说出来，会很寡味。

有些事，并不是说出了它就战胜了它。怎样写对于作家来说从来不是障碍，怎样能写出彩才是作家的心病。也是沉疴。

一

把这个集子内的两个中篇《连环劫》与《对象》并置，就故事架构而言，《连环劫》在情节设置和谋篇布局方面显然要精于《对象》。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张弓子在春节慰问期间竟然和一个名叫罐撅的井下把钩工死在一起，且死因蹊跷，这足够吸睛。围绕这一意外事件展开的叙述，多头并进，错综交叠，大有乱花迷人之势。等迷雾散尽，小说人物的命运各自归位，一幅人间“浮世绘”的图画也渐渐隐去。小说阅读完，我竟无由想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那样子像是文本中曾经存在的一切真的“了”然而去。小说轻喜剧般的结尾，也加强了这种怅然感。跻身现代性中的传统观念——人世间善恶报应的逻辑因循，顽固地或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这样暗藏于小说叙事的血脉中。它通过阅读被感知，又在被感知中遁形于无迹。

《对象》这个小说的故事性要散漫一些。等小说读完，细究文本，便会有“上一当”的感觉。“对象”这一语词几乎已本意全失，像个唬人的噱头。但它却又暗指了人在生存环境中的一切可见遇之物。小说主人公的自身存在也是一个具有标的意味的“对象”。等小说叙述在一个看似宽泛、有所指涉的语境中接近完成，作家笔锋一转，又让叙述收窄，貌似使小说叙事回归到“对象”的主旨语境中，但他又借小说人物之口不无怀疑地提出了某种诘问，“我为什么想搞对象、要搞对象、该搞对象了？”这种诘问是无答的。却不可回避。而它真正想要触及的，回溯整个故事的经纬脉络——是人心魂深处的孤寂与荒凉。也只有获得这种具有自我观照的精神指认，故事才能成立，小说叙事才具有意义。

这个集子给我最直接的冲击还来自小说的叙事语言。《连环劫》是一篇完全可以在语言方面写得再精致一点儿、精巧一点儿、精细一点儿的小说。但作者行使自我否定的意志是坚决的。他抛开了一切可能，以一股泥沙俱下的浑然激情和像是可以扫荡一切的粗肆冲力，赋予小说语言暴动般的紧张和燥热，或许是内热。这一语说方式，在《对象》这个小说中得以延续，篇中有一段小说人物张弓子和老九的对话，其暴力色彩与《连环劫》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具有颠覆与破坏性的语言，让写作始终置于一种词语和句子的快速滚动或是粗砺地碰击中，它压迫阅读，使人在惊愕与紧张中接受它带给灵魂的冲撞、摩擦和炙烤。作家似乎有一种冲击语言张力极限的野心。老九自己都毫不掩饰地说，如此使用语言——这一方式，让作家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欲罢不能的快欲。

而他依此进行的写作无疑又是成功的。我仅仅说方式。

但一个文本还有其他需要。像我这样的读者更喜欢阅读过后那种静静地，也许是孤寂地沉溺和回味那種在悠长中不断释放时间暗香的物质。在这方面，莫迪亚诺无疑是用文字创造这种文本享受的高手。从内心说，《连环劫》没有带给我需要的这种阅读感受。

若仅此对一个作家的语说方式做出判断，又似乎不妥。在《白老鼠》这个短篇中，作家的语言犹如变脸一般变得恬静安闲，在悲怆的意绪中流淌着对小说人物小石头——他的人生和命运捉摸不定的冷抒情式的歌吟。这一感觉，延续到《心灵是一个孤独者》这篇更像心灵独语般的文字中，进一步得到强化——或可直接说，这就是一篇向卡夫卡致敬的诗性散文。但它却不可置否地具有一部小说的内在质地和属性。

在我看来，对一个善于自我否定和自我对抗的作家来说，他解构一件事物的能力，远远大于结构一种事物的能力。老九就是如此，它在观念上建立起一个事物的形状后，就有点儿疯狂地几乎也是无情地对其进行具有破坏性地建设以及泄愤般地解构。就像搭积木一样，当他放上最后一块时，获得的不是一种完成的快感，而是等到了破坏它的机会。他一挥手，一切又烟消云散，成了碎片。这在小说《连环劫》和《对象》的语说方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一直谨慎使用小说语言的破坏力量。但在老九这样的作家那里——遇到合适时机就会用其至极。

二

每一个人物都是架构一篇小说的材料，但同时他们又是作家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效参与的同谋。任何一个小说人物的成立，既有其人物本身的自满状态，又无一不是在对其他人物进行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蚕食中完成再塑。一篇好的小说，人物之间的互为关系往往像蚕和树叶。叙事也是这样。虽然它们表面看起来相互需要，彼此照应，但在有效叙述的铺垫与衔接之间，经常出现的却是某种截断。它瞬间出现，断掉，故事像是戛然而止，但事实并不如此。它现身的目的却是为了继续。截断只是小说结构张力的内需。在小说《连环劫》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散点透视样的叙述方式，具有暴力倾向的语言流，无不在构成一种充满悬疑和吊诡的人生。它几乎是在说，人性中的所有美好都是无常的，恶亦如此，但又具有瞬间获得指引或是救赎的可能。张弓子这个人物就很典型。他的人生经历——由一个普通矿工渐次蜕变，最终达至人生高点，那条不无荒诞的升阶之路所蕴含的人性嬗变与暗转，几乎可投影到现实中的很多人身上。透过这个人物，折射出的是社会转型发展中的所有暗面。作家的批判意识也建基于此。

阅读至此，不妨回看一下这个小说——它有意味的篇名《连环劫》。“连环劫”是围棋中的一个术语。但在实战中，出现这种连环劫争的概率极低。它一旦出现，却具备改变棋局走势、甚至关乎胜败的可能性。由它而延宕至社会——仿佛人生就处在一个有着无限循环“劫争”的旋涡中。

人生如棋局。老九不无得意地在复兴煤矿这个让他可心也备受折磨的地盘上，肆意制造着这种无限“劫争”的人生。它是群像式的。只不过构成群像的众生，都隐在了张弓子、罐撅、白大勤、烈霞、老九、老叫驴等有限的几个人物之后。这一干人物——他们的自足或存在，完全取决于作家的生活视野和内心景深。无疑作家老九是个老辣的棋手，他深谙“复兴煤矿”这一具有实景深味以及符号意指的场域意义。

从实际效果看，作家使用这一“符号”也驾轻就熟，较为成功。但在这里随即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量出现在作品中的行业术语、限于地域特性的生活俚语以及某些在典型环境中（如煤矿井下）才有意味的暗示性语言，如何进入文学叙事并以文学方式得到呈现，便成为值得警惕和思考的事项，以免造成叙述硬伤。它们如何被读者接受，获得一个文学身份，都有值得商榷探讨的地方。在这方面，小说《连环劫》并没有做到位，或是说这些本可以出彩的特质“语言材料”还仅仅以一种“初玉”方式在粗糙地占有作品空间，它们还需打磨，才可释放其内质光芒。

其实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小说《对象》中。

《对象》这个小说的叙事很特异。起码它的开头给了我这样的阅读异感。“在我想搞对象，该搞对象，要搞对象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是很臭的。这种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臭，而是不可言说的臭，莫名其妙的臭，复杂混乱的臭。”这样以叙事者自我贬低来起首叙事，既新鲜，又能吊起人的阅读胃口，与《连环劫》那样的小说开头有异曲同工之趣。这个小说在阅读后还给我另外一种感觉，它像是小说《连环劫》的一个“补充”。两个小说之间，不仅有着人物关系的承继、延展，还内在地对这种人物依存关系给出命运指向上的追寻依据。但它们又自在自足。

适当的想象一下，一个写作现场（小说现场）在作家那里被瞬间建立的过程：他的笔，像手术刀一样快捷而迅速的划开事物（肉体）表层，然后顺着这个刀痕，耐心尋找被脂肪与赘肉或是各种皮脂下的组织结构遮挡起来的那个内置“原体”，让之露形、显现。在“现场镜像”般的重置中，文本叙事带着快感与痛感交织的激情横扫而过，细节独到而不失冒险色彩，情节推进又不失叙事的先锋品质。——这几乎就是一个理想文本。显然，《连环劫》这个集子并未抵达这一场域。虽然它已足够优秀。仔细辨析就不难看出，在小说文本的建构中，作家似乎是遇到了障碍。我隐隐感觉到其间的笨拙、焦虑和纠结，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儿自我怀疑与颟顸。一个作家显然不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但这并不妨碍他有着想超越一个外科医生的野心。没人会嘲笑一个作家的“自大”情怀，人们反而会怀着同情给予他的这种僭越行为以激赏或鼓励。优秀作家都是借此获得读者的特殊宠惯。这也是让作家感到无比欣慰和幸运的一件事情。

三

在小说集《连环劫》中，《永远的迷宫》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篇什。小说人物李贵不过是一个普通矿工，但却精研《奇门遁甲》；与这一高深趣味相悖谬的另一行为，是他竟然像个儿童一样迷恋“在沙子上挖迷宫”的游戏。他的种种怪异行为是最不适宜在煤矿这块“异质”土地上生长的，但生存——这一无厘头的人生底线又把李贵的命运奇诡地和煤矿结合在一起。然而，他却依靠着“奇门遁甲”这一术功意外地获得人们的认可和追捧（经由农村热到矿上，最后得到矿长青睐），这看似颇具嘲讽意味的个人命运反转，却隐含许多，它既有时代风气滑坠的隐喻，又有人生荒诞虚妄的暗指。经此，像是他的人生也成功了，走上一个貌似存在的虚置高点。可剧情至此突然发生逆转，他竟意外从矸石山上滚落而死，还死在“一个用矸石围成的迷宫里”。毁灭是自设的，完成这一自设似乎就成为事先计划好的预置演练。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打开的恰恰是作家寓身社会——真实与虚妄间的一个切口。

我在想，作家在一部作品中打开切口是一回事，而如何让这个切口具有意味是另一回事。与其说写作打开的是作家进入文本叙事的精神切口，不如说它是在更广义的基础上打开了一个人间现世——生活的切口。那么接下来的展示，就是打开这个切口的全部意义了。小说《永远的迷宫》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切口下，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展开，它的内部世界也在打开中得以呈现。我的感觉是，呈现不是裸露秘密，而是将秘密藏得更深。

老九的写作在其强悍霸凌的底面下，往往还会给人一种假象——作家像个胆怯的人，在做事之前一副战战兢兢、游移不定的样子。此时的他，亟需给自己注入一点儿勇气（进入写作场），然后，他就借着这点儿勇气的游息暗自膨胀发展起来一种野心。这时，已经斗胆的他，俨然换了一副面孔，恣肆乖张起来，完全没了规矩和束缚（有点儿我不尿你的意味，当然这只是在写作上），最后达到他早已密谋成熟的结果：让看似凡俗的事物在破败中呈现出独立的荒诞品质。我很奇怪，他是如何幸运地获得成功的。

在我的既定经验场域内，像他这个年龄段的人，该是一副四平八稳的写作姿态。但事实是：这个作家骨子里张狂得很。他本性中有一种恨不得回到二十岁去的疯狂念想。由此我相信了写作可以让人年轻或重返青春的狂悖逻辑。但这种“超级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获得的，那个门口看似敞开，其实最决绝的拒绝就发生在你或是他、我自认为可以轻松进入的瞬间。门槛像是虚设，但碰头的门钉是金属质地的，它无情而尖锐。被挡回的瞬间既具有戏剧性，又充满尴尬，但也足以让人清醒。

而支持这一徙变过程的秘诀，有吗？若有，也无非是作家内心经世的艰辛与磨蚀、砥砺与妥协，和涅槃于其间的写作技艺的日趋臻熟。引一段小说中的话：“天空先是一个豹牙床；不久，演变成绿色苍蝇的翅膀；渐渐地，又幻化为一块巨大的黛青的石片；后来干脆兑换成了一个金黄的棺材——在李贵不同凡响的目光里。”这一段话，完全可理解为作家借壳小说人物完成的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指认。失去这样的认知，就无从窥见作家内心世界的丰沛与沧桑。

四

起初，在我试图以批评的视角进入到小说集《连环劫》的文本之内时，我明显感觉到了阻力，那是一种莫名的抵抗。但等我换了一个身份——以一个合格读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抵抗竟消失了。它让我暗自兴奋。在我的理解认知中，阅读——这一行为自身就具有批评的质地和属性，与某些批评相比，它甚或表现得还要更纯粹。我相信批评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好的批评也一直是作家成长的助推器。但我也一直对批评怀有警惕。批评家不能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角上，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所谓自如的也是恣肆的“挥刀”发狠行为，更不能炫技、越俎代庖和“非法”僭越。我一向警惕这样的“狠酷式”批评。也适当同这样的批评保持距离。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深深地伤害到作家本人，更伤害文本。我认为，一个作家有所拒绝也该是内在的品质之一。批评家亦是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很容易就会拥有恨。他也有恨的权利。但我想——悲悯和爱，才是人性话题的永恒场域。我也愿以此来镜映小说集《连环劫》带给我的阅读得失。

——它在那里。也与我彼此交换过。

按照尼采的“永恒轮回”观点，生命自身消失后就会在永恒轮回中再次被创造。那么按照这一说法，小说集中的白大勤、张弓子、罐撅、老叫驴、冷雅馨、劳娜、丁冬丽、李贵、小石头等等重要或不重要的人物，以及隐藏在这些人物中间或隐或现的作者本人（他也是小说人物之一），都已经超越作品本身回到一个现实轮回中去了。至此，小说集《连环劫》的存在似乎才更具超越现实的文本意义。

他们还会再活一次吗？

人生的棋局仍在继续，那个无限循环的“劫争”还在，这没有什么不可能。或许他们已在我们中间。

骆同彦：笔名左马右各，1966年10出生。供职于某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一基层煤矿。在《收获》《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湖南文学》《上海文化》《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