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之间

意大利著名批评家昂贝托·艾科写过一个著名的小册子，叫《诠释与过度诠释》。它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对“误读”理论的权威阐释，还有反对“误读”的理论支持。它的论述自身精彩纷呈，并不失时机地为文本与本文的“诠释与过度诠释”划定了界线。在方法上，它延续上世纪初艾略特新批评的理论主张，在充分肯定文学“本文”意义的同时，转手赋予了文本批评的巨大空间，我甚至一直窃以为它是文学批评主体的一次“解放”。因为按照其“误读”理论的看法，文本批评对某一作品进行解析和诠释有着“无限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工作也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是一件冒险的工作，在文本的潜在意图与其“无限演义”之间，任何传统“合法诠释”都带有天然的局限乃至误入歧途的倾向。何况作者本人对某一作品的写作意图、包括导致此作品产生的社会意义，在误读理论里依然不能成为其诠释有效性的标准。所以在这里“过度诠释”几乎就是没有边界的。美国学者柯里尼还曾进一步引申说，批评实践就是要“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审美的客体，认为无依无傍，自由自在地阐述文学本文意义产生的动态机制才是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任务。由此派生出的一个‘次生观点是对所谓‘意图谬误的否定；认为作者在写作本文之前的主观意图会与确立本文的意义有关这种看法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

有了这样一把文学批评的“钥匙”，就让批评家牢牢地掌握了文本的解析与诠释权。这对传统和历史文本的评价虽然有益，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文学批评得以深入到文本的内部并借以参与了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创作的全过程，让文学批评成为文本创作的重要部分和有机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取消了文学、文本的“长子权”，至少是它取得了与之并行不悖的创作地位，成为共同的“本文”主体。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以降，可以说让文学批评备受煎熬，它们几近丧失了引领文学进步的权威地位和指导能力，在现代主义诗歌获得充分“自治”权力的近百年间，它成为一头让文学批评越来越难以把握和驾驭的“野兽”。它越来越隐晦、破碎、矛盾重重，越来越充满陌生化、非理性、非逻辑等传统诗歌完全没有的趣味，而这些恰恰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独立品质。用帕斯的话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在批评不能驾驭的前提下自己为自己开辟航向，在自己衍生的趣味里繁衍生长。”以河北诗人张伟良的诗歌《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悖论。这不是张伟良最晦涩的诗歌，但按照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你几乎无法找到进入这首诗的秘密入口。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面对它，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年来关于现代诗歌“晦涩难懂”的指责是一种“非专业化”批评，它们没有找到进入诗歌的密径和暗道，在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上因循守旧，在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上抱残守缺。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主义的登场，现代诗歌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既包括方向性的改变，也包括技術性的变形。过去，与传统诗歌有关的理性、线性、逻辑性的递进与展开方式在悄然变异，中国文学界更为熟悉的——几近上升为路径依赖“抒情言志”的艺术美学黯然退场，现代诗歌在方向上越来越成为隐喻的，暗喻的，转喻的象征和“直接是”。而这样的“是”的方向，不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抵达”，因为它们的“进展”必然地包含对它们意欲“去成为”的质疑、辩驳、冲突和“否定性激情”。可以说，现代诗歌的进展步步都带有瓦解自身的力量，它们努力抑制一首诗的目的和出口，使之在更大的意义上朝向四面八方。所以一首现代诗歌，无论多么短小，都拥有一个开放性结构，能够让自己预留的线索实现与物质世界或存在秩序的完美对接。当然，所谓“完美”必然是粗糙的、或然的，因为它总是携带着“反向”的力量，现代诗歌在语言组织和方法上也始终包含着冲突、折断和遮蔽，它只能在战战兢兢和惊心动魄当中完成自己……

张伟良的诗歌写作在同代诗人里带有突兀的“个案”特征。几十年来，他的诗无论是形式结构，还是语言意象似乎都没有大的改变；在“朦胧诗”盛行的时代，他的诗比“朦胧诗”更“艰涩”，在今天现代诗歌突然触“网”的“解放时代”，他的诗比“网络化”诗歌更开放。所以，我一直觉得张伟良的“不变”里带有一种“不同”“不同于”“不妥协”的决绝倾向。我曾经私下追问，长时间秉持这样一种艺术（甚或先锋）形式的勇气究竟是源于什么样的内在诉求和精神姿势？我想这一点我们必须结合诗人的诗歌文本来谈，比如《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我为什么要急于“解开一艘破冰船”呢？答案自然是：为了破冰，为了改变一种“拥塞”状态。这里，既有生命的拥塞，精神的困境，也有诗歌、艺术及语言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和桎梏。一句话：它急于表达的是一种突破、突围乃至短兵突击式的反抗和“革命性”激情。在这遭到了围困堵截的激情里，我从其诗歌文本里可以体会到一个诗人被粗砺的生活长期磨砺、自由的心灵是怎样的激愤和恼怒！须知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起码在一个“特色社会里”，人们需要的程度是大不相同。因为自由是昂贵的，在林林总总的人士当中，诗人的心灵最灵敏、脆弱、易伤，而反过来说，一个人“受伤”的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诗人的纯粹、决绝与否。决绝的激情愈强烈，被压迫、围堵的反弹力就越有力，冲突就越持久、越惨烈。当然，诗歌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或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要求成熟的诗人必须把道德勇气转嫁为诗艺和技术，把道德精神的锋芒转化为诗歌语言的利刃。

像张伟良在第一段里写的：“冰斧，是一群没用的牙医，此时＼离我的脸，很近＼在低洼的白色上不采纳绳子＼拖曳，我倾向于大家庭找回教习。”诗歌的语言意象是决绝、奇崛和险峻的，这是张伟良一贯的路子。“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在明确地写出题目后，并不是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是让诗歌立即进入新一轮的搏斗。他在第一句里就表示出新的不信任，因为破冰船的冰斧在围堵当中仅仅是“一群没用的牙医”。肯定有坚硬的巨冰它们不能够铲除、吞食和消化。“此时＼离我的脸，很近”，应该是它离我越近我就对它们越失望，越轻视。“在低洼的白色上不采纳绳子＼拖曳”，诗人已经真切地感到它们的低洼、苍白无力和摇摆不定，所以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它们。怎么办呢？“我倾向于大家庭找回教习”就是要升级，在更大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在大家庭和母系问题里深层次地开展工作，进行深耕。它们呼唤高处的答案，于是第二段自然呈现，为了以示郑重，诗的第二段就一句话，一行诗：“玻璃窗的明亮，不太像房间的问题”这一句话漂亮，挺拔，但是它没有或者并不是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把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好让一首诗在更新、更高的台阶上继续。

因为诗人已经点明“玻璃窗的明亮，不是房间的问题”，这几乎是明喻，就是说，开放的诗歌必须到房间、空间和此在地域之外去打开，“破冰船”任重道远，它必须远征，到我们习惯了的“故居”和存在的外面。“房间”之外是广阔浩渺的，但诗歌必须落到实处，从实体的、具体的意象开始。于是诗人的想象力和诗歌的整合力快速地把一系列远距离的意象组织与粘接在一起，像“瓷质的豆子”“爆裂了的照片”“深色的脚踏车”“物理的环行线”……应运而生。它们的距离虽然是遥远的，但它们的速度的迅捷的。从理论上讲，速度可以产生引力和引力波，它们紧紧地裹挟着诗歌的核心力量生成，展开。这期间有一段鲜明的话我们不能忽略：“应该有＼＼爱斯基摩人驱策马匹”。我觉得它与诗歌的意义与走向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非要有“爱斯基摩人驱策马匹”呢？我们知道爱斯基摩人是北极寒荒地带的土著，它的原意是“吃生肉的人”，现在，为了回归文明社会它们已经主动把自己的民族的名字改为“因纽特人”就是“新人”“土地上的主人”的意思，现在他们已经通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声明自己是“因纽特民族”。在诗歌里诗人故意把这个已经废掉的过去时名称写进诗歌，我想是旨在强化一种荒蛮、强悍和原始的力量感。因此它给人的印象是突出的，在诗歌形式里具有结构与骨架的作用。不过，诗人随后在这句话后面又添加了更为细腻的描述：“我不熟练在绘画岩＼为痛苦，祷告：手指。”诗歌的破冰与突围需要引入是古老和荒蛮的创造力，它是在向古老和荒蛮“祈力”，“不熟练”自然在所难免，但诗人真真切切地需要它。“在绘画岩＼为痛苦，祷告：手指”，这确实是痛苦的，因为我不熟练。“在绘画岩”又是一个原始艺术的象征，它进一步说明，诗人是在向原始艺术乞灵。在这里，有意味和拗口的是“为痛苦，祷告：手指”。七个字，分成了三部分，因为各自独立，所以其指涉与关系更为复杂。祷告本身就是用手指进行的，而我的困难是用手指祷告手指，或为手指祷告。显然，这是一种困境，但是在揭示这个困境的同时，诗歌的主体性与生命的主体性应运而生：它们就是祷告和手指，诗歌文本的形式与生命意识的形式在此混淆了。它们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诗歌与生命在欲罢不能的困境当中实现了“统一”。这是可能的吗？我说“在诗歌里是可能的，在张伟良这首名为《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的诗歌里是可能的。”因为它揭示的是创造，是创造力，而创造力在诗歌与生命之间是共生的，互赠的。

我完全相信，这一首诗如果有一个所谓“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一定是对创造和创造力的颂扬。在这首诗歌里，充满了向原始和荒蛮的乞灵的倾向，并表现示出对“文明”的不信任，认为“现代文明”是“小”的，“弱”的，是“牙医”“房间”“蔷薇”“肉体，野花”“书桌”“肺结核”……充满了“原罪”感。《圣经》说：原罪是“人性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部分所见的普遍的残废现象。”原罪使人的“元身”由于受到诱惑而“破”了，而且，人——背离神性的人，根本没有一种突破自身、恢复“元身”的能力，所以它需要向原始与荒蛮之力乞灵。奥古斯丁早就说过“神力就是荒蛮之力”，对此尼采有过精辟的论述，甚至他的“轮回说”就产生于这种“荒蛮之力”的阐释。所以，这首诗选择了“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作题目，它的目的也是要祭起“神力”和“荒蛮之力”的大旗。它们的题目与内容很贴合。我就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这首诗随后的几个段落和章节的。“怎么面对，你的原罪”。诗人接着写到“烟斗装满烟草，也没修好一排烟囱”，“这些书桌的拜访，太多肺结核”“尖锐，不属于蔷薇，而竹简阵＼只是其中的一项”“在药剂师的处方，最贫乏，严寒＼还是标榜止血的事迹”……其实，文明是一种疾病，我们现代人都是文明的承载者，因此我们只有在清洗了自身携带的“文明的原罪”之后，才能接近和恢复“元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在诗的最后一行，也是最后一个段落，诗人这样写道：“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在烤盘后面”就此戛然而止！“烤盘”这一意象让我一時懵懂，我感到衔接困难，诗歌内部的秘密线索断了。现代诗的意象营造与转换需要留有空间和空当，也叫“留白”，这是现代诗歌写作的尽人皆知基本方法和秘密技术，就像在夜路和隧洞里行走需要一盏灯接续另一盏灯，一定要疏密有致。但是，凭直觉我感到“烤盘”这一意象有一些生僻。那么，它是一个古老的词吗？它是与火和磐石有关的一种原始的意象吗？在被生疏的“烤盘”卡壳之际，我随手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结论是这样的：“一种精美的电烤制用品，不粘锅，不粘电。”还有一个绘声绘色的广告词：“日本烤盘，简直美得太不像话……”于是，我茅塞顿开。这最后一句诗，像整首诗和它的主题一样，充满了原始的蛮力对精致、精巧的文明时尚的反感和反叛。破冰船解开了，它驶了过来，但是它“在烤盘后面”，还用说为什么吗？显然不用，于是这首诗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了。

张伟良，笔名苏楷，19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作为伟良的老朋友和同道中人，我阅读和理解他的诗没有困难。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是同道中人和业内人士，进入和理解《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这样的诗歌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张伟良是一个决绝的诗人，他像古代诗人喜欢“险韵”一样喜欢坚硬、奇崛的意象，而且在意象选择上也有古人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勇气。在生活中张伟良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他的诗歌却任性、倔强、飞扬跋扈，他善于把语言意象逼到“绝境”，以求得绝处逢生。他倒是没有邯郸诗人的“反诗歌”倾向，但他的诗歌往往比较“惊险”，其诗歌的语言意象转换空间大、间隔长，有时候让人窒息。就像黑夜里他在给你提供第一盏灯时，第二盏灯往往放到一个偏远、偏僻的地方，所以阅读张伟良的诗歌，读者们要有承受晕眩和黑暗的准备。比如“冰斧，是一群没用的牙医”在“冰斧”与“牙医”之间，按照深度意象诗歌“自然属性序列”的归类，“牙齿”这一意象被省略了。“在低洼的白色上不采纳绳子＼拖曳，我倾向于大家庭找回教习。”“白色”一词在这里有一些“欠位”，因为“白色”在此词语的转换中不仅仅是“白色”，它还是“白色”的一个没有生成的“词根”，它同时还含有“苍白”“贫血”等引申意义；而“不采纳绳子”还是“不采纳绳子＼拖曳”也有一个语言意象的“引申意义”运用问题，他有时候用一个语言意象的“不及意义”，有时候用超出它们自身的“生长或引申意义”。因此我说，张伟良的诗歌写作没有“反诗歌”倾向，但是他更尖刻、更暴力，他“调侃语言和语法”，常常让诗意在合规与犯规之间飘忽不定。比如在“绳子—拖曳”之后他这样写“我倾向于大家庭找回教习”，这是一个改弦更张、动作很大、在同一行内突然改变了语言意象的指向。就是说我不再说那些“白色”“绳子”的什么了，我要到超出它们的更高的意义上重新开始。所以，我一直认为张伟良的诗歌有一种煽惑不定、大开大合的气象。这不能仅仅说成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含有一种“自由的能力”。在生活当中，人们都喜欢自由，诗人们都喜欢艺术的自由境界，但往往是当给你自由的时候你却不能或不会运用它。当年，马丁路德在实施宗教改革时曾经怀着巨大的怜悯说过一句话：“一个可怜的灵魂能走多远？”是呀！“一个可怜的灵魂能走多远呢？”因此，我觉得张伟良是个“自由”的人，是个“有福”的人，通过诗歌写作他找到了向一个大的、有力量的“灵魂”的依靠，这是一条“自由”的“皈依之路”。张伟良通过诗歌写作，通过诗歌写作的方式，通过诗歌写作对语言意象“陌生化”“乌托邦”的艰卓构建，与“自由”这个更为广大、豁敞的出口接通了……

附录：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

作者 张伟良

冰斧，是一群没用的牙医，此时

离我的脸，很近

在低洼的白色上不采纳绳子

拖曳，我倾向于大家庭找回教习

玻璃窗的明亮，不太像房间的问题

瓷质的豆子，爆裂了相片，有一颗深色的

被扔进脚踏车，嘴唇

包括物理的环形线：应该有

爱斯基摩人驱策马匹，我不熟练在绘画岩

为痛苦，祷告：手指

怎么面对，你的原罪，通常

烟斗装满烟草，也没修好一排烟囱

这些书桌的拜访，太多肺结核

尖锐，不属于蔷薇，而竹简阵

只是其中的一项，我在颅骨的内墙

也接踵肉体，野花，空荡荡的

我将抽出幽灵的箱子

在药剂师的处方，最贫乏，严寒

还是标榜止血的事迹

我解开了一艘破冰船，在烤盘后面

王建旗：河北邢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协副主席、诗学研究会会长。著有诗集《大水》《老苍会》，文论集《抒情与分析》，诗论《神明的俗语》《说出了它就战胜了它》，理论批评《禁欲、苦行与信仰——车尔尼雪夫斯基批评》，文学批评《小说的魅力》。作品获河北省金牧文学奖、河北省十佳作品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多篇作品入选《中国诗选》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