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之旅

张樯

大槐树下

不久前回到久违的新窑煤矿，我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儿时伙伴五堂。说五堂是我儿时的伙伴，实在有占他便宜的成分，他年长我许多，我本应叫他兄长才对，可因为他孩子气十足，儿时常常“屈尊”与我玩耍，自然与我结成了要好的伙伴。所以这次我回来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他。初秋的上午，细雨霏霏，他和我的一位堂哥陪我去新窑街道旧地重游。

新窑街道与矿区相连，与我当时的家仅一条长长的石墙相隔。作为矿区子弟，虽然偌大的矿区足够我们撒野，我们却并不满足，也常常将触角伸向新窑街道。站在石墙上，为捍卫矿区的领地不受侵犯，我们常常不顾危险地与新窑街道的孩子打石头仗，停战了，有时我们也去新窑街道的同学家中玩耍，或者随妈妈去职工家属家里串门。此外，我们去后河沟也不得不从新窑街道经过。

其实新窑街道根本算不上通常意义的街道，不过是一个凋敝低矮的村落，由一幢幢高低错落东倒西歪的土屋相连，一到雨天，脚下遍布烂泥水坑，泥泞难行。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眼中，新窑街道并无多少改观，依然低矮逼仄，只有村口的那棵大槐树比起往日似乎更加伟岸也更加挺拔了。儿时这棵大槐树可谓远近闻名，树下放电影，马车来歇脚，大槐树是新窑街道最醒目的地标。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距离大槐树几米开外的地方，我被它苍翠遒劲的枝干所吸引，拿起手中的数码相机拍个不停，五堂忽然问道：“还记得马三喜吗？他的家就在这里。他现在在新窑可有名了，是修理电器的专家，我们都离不开他。”

我当然不会忘记这个昔日的小学同窗，听了五堂的介绍，我不由得想，他的小聪明到底不曾偏废，如今发挥了作用，不过在内心也生出另一种滋味。

我不见马三喜已许多年了。记忆中的他，八字眉、斜眼，也许因为斜视，使得他的瞳仁看起来白多黑少。他还常常喜欢抽搐鼻子，于是鼻涕就流了出来，他就往袖口一抹，那件长年不曾换洗的黑棉袄，因为不断重复这个动作，那袖口已经灼灼闪亮。

别看马三喜同学寒酸、脏兮兮、其貌不扬，可在我们学校，却是大家公认的“小聪明”。他脑瓜子灵，反应快，课堂上总是抢先回答老师的提问。他最擅长的是算数，一道算术题我们在纸上鼓捣半天没有结果，他的两只手一比划就有了答案。

一日课间休息，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马三喜趴在太阳底下，拿着一只从矿灯上卸下来的玻璃片，将一小撮破棉絮烧着了。这虽然是简单的光学原理，但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又有一次，马三喜在太阳底下支起几根树枝，想通过日光经过的位置，计算出时间的刻度。大家一时大为惊叹，我则从一旁站立的班主任眼中看到了发现天才的惊喜。

就是这位天才，却终因家贫，初中一毕业，连高中也未上，就中断学业，回到了家中。此后我只约略知道他在家务农。

伫立在的大槐树下，我忽然想起某个暮色苍茫的夜晚，我曾经与马三喜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交易。

那时学校刮起学农风潮，劳动课开始在学业中占据了较大比例，每学期我们每人被分配了若干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比如交上一百斤农家粪就是其中之一。

农家肥主要是牲畜肥，农村的孩子好办，往自己家的粪堆一划拉用架子车拉到学校便可，可我们这些矿区的子弟，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粪？我只有早早地出门，架着铁锨和篓，在从矿区到学校的路上捡拾。这条路上常有马车经过，如果运气好，赶在别的同学前头，就能抢到一堆堆新鲜、热气腾腾的骡马驴的粪便，顾不上臭气扑鼻，赶快铲了装进篓中。然而就是这样起早贪黑地辛劳，却常常被黑心的劳动委员缺斤短两地克扣，满满一篓粪团每次只能算上几斤，这样要完成一百斤的任务比登天还难。怎么办？我想到了马三喜。

马三喜家门前的大槐树下不是马车店吗？那里的木桩上一天到晚拴着骡马，骡马身下不断滚落着粪团，铺了满满一地，铲都来不及。我早就侦察过，马三喜家的肥料堆成了一座山。

看到马三喜整天穿着露出脚趾头的鞋子，我就想，如果我拿一双旧鞋子换他一架子车的粪，岂不是两全其美？一天我将这个想法偷偷告诉了马三喜，不料他却拿不了主意，说要回家先请示他的姐姐。第二天，他就带来了同意的消息。交易是在夜色降临时悄悄进行的，之所以选择这个时辰，就是为了避人耳目，万一被哪个同学发觉，传到学校，可是不得了的事。

我记得那个傍晚，当我拉着一个空架子车出现在大槐树下时，马三喜，还有他的姐姐都来了，睁着警惕的眼睛。我先将从家里拿来的一双半旧不新的松紧鞋递上，马三喜的姐姐接过仔细检查了一番，然后飞快地让马三喜揣到怀里。接着我们开始在他家的粪山前铲粪，三两下就将架子车装满了。当晚在上晚自习前，我拉到学校过秤，一下子就完成了任务。那个黑心的班干部怎么刁难也不管用了。

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小雨，悄无声息地将眼前的街道房屋点染得绿茵茵的，头顶的大槐树也更加遒劲苍翠。五堂和堂哥站在人家的屋檐下聊天，我不顾雨滴，举着手中的相机，一阵乱拍。我记得马三喜的家就在大槐树的对面，如今那里却是一间间新盖的瓦房，早已换了旧时容颜。无法断定哪里是马三喜的家。街道静悄悄的，阒无一人，沿着小路，走过一户户人家，可以窥见那些篱笆编就的门扉虚掩着，里面的屋子黑黝黝的。或许这里有一户人家就是马三喜的家。也许此刻他正坐在一张椅子上在鼓捣一台电视或电脑。我猜测着如果在此相逢我们该说些什么？他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交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刚才五堂告知他如今那么“有名”，可以想见他依然还是当年那个“小聪明”。那八字眉和眯缝的斜眼混搭的面孔，也必定依然像儿时那般充满喜感。

因为中午要赶往县城看望一个长辈，于是赶快叫上屋檐下正等着我的五堂和堂兄。就要离开了，雨却更大了。回头望望，新窑街道上如此宁静，周围的一切似乎被清洗了一番，熠熠闪亮。大槐树高高矗立着，沉默不语，仿佛伸展着巨掌，依依不舍在与我道别。

姐姐回家

那年高考失利后，一心想继续高考的姐姐刚刚复读不到半年，遇到工行招干，居然偷偷报了名，结果凭着当年的高考成绩极为轻松的就被录取了。我在为姐姐的大学梦半途而废深感惋惜之余，也遗憾不能常常见到她了。以前她在外地上学时，每星期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家。

现在她只能偶尔探家一次了，间隔的时间也没有规律，有时半月，有时一月，有时则是更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姐姐工作的华亭县城距我们家所在的新窑有近四十公里的路程。这虽然不算很遥远，但一路皆是崎岖山路，尤其是新窑地处偏僻的山沟，从华亭没有直达班车，只能搭过路的班车到大弯岭，然后再找便车才能到新窑，如果搭不到便车就只能徒步了。但徒步谈何容易，从大弯岭到新窑还有十多公里。大弯岭一听其名就可知晓是一座极高极陡的山岭，汽车翻越这座山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何况是两条腿行走。

于是，姐姐想要回家一趟，就不那么容易了，她回家往往要搭乘凑巧开往那里的便车。当然，那时爸爸是煤矿的一矿之长，姐姐也可享受到一点儿小小的特权，比如矿区的汽车正好要去华亭办事，或者去邻省拉东西回来也会绕道华亭带上姐姐，但这只能偶尔为之，完全视情况而定。

通常姐姐回来之前都会来信告知家里，满满一张信纸上，除了介绍她工作的情况外，最后会写上她准备回家的时间，到时有可能会搭哪里的便车。得知姐姐不久就要回家，我自然很是兴奋，终于可以和姐姐一起玩儿几天了，而妈妈则张罗着为姐姐准备一些好吃的，好犒劳一番她在外被亏待的味蕾。

夏日的一个上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告，姐姐却突然回来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爸爸妈妈没有上班，我也没有上学。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隔了很长时间都未回家，姐姐的突然归来，让全家喜出望外。没有料到的是，姐姐却不是单独回来的，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

我记得那个夏日的上午，姐姐疲惫不堪，她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阳光洒满脸上，她因回家而兴奋异常。望着我们狐疑的目光，姐姐道出了原委：原来她刚刚结束了单位在平凉地区的培训，这天一早坐车回华亭，正好途经大弯岭，因为离家已久，姐姐就想借此机会回家一趟。虽然大弯岭到新窑还有十多公里的山路，但归心似箭的姐姐还是决意回家。那个与她一同来到家中的年轻后生叫小何，是姐姐单位里的同事。姐姐一个年轻的女孩，沿路都是荒山野岭，当然不敢单独行走，于是就央求小何陪她一同回来。尽管小何家就在华亭县城，去新窑随姐姐回家纯粹是舍命陪君子，但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们全家都对小何充满感激，一向严肃总是板着面孔的爸爸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一个劲地与小何聊天，询问他家中的种种情况。妈妈则是忙前忙后，又是倒茶又是递水果，旋即进了厨房忙开了。而我在一旁也是设法与小何套近乎。

小何，这个小眼睛细鼻子的年轻后生，就像我们家一个长久不曾来访的客人，一个老朋友，并不因第一次到访就显得局促和陌生，他落落大方，嘴巴很甜，对爸爸妈妈也是礼貌备至，叔啊姨啊叫个不停，很快也与我熟悉起来，还谈起了我喜欢的某部外国电影。

时近中午，妈妈已将饭菜做好。家门前白杨树下的小小圆桌摆满了碗筷，妈妈做了许多好吃的，因为姐姐回来了，也是为了感谢小何。妈妈不停地给小何夹菜，爸爸还拿出了自己储备的好酒，与小何喝起来。小何享受到了一个尊贵的客人的待遇。因为酒精，也因为兴奋，小何的脸变得红润，话也愈加稠密。他说了许多姐姐的好话，还透露今天这一路上他们谈了好多，对姐姐有了更多的了解。

饭罢，看看时候不早，小何提出要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少不了一番挽留，他还是坚持要走，毕竟从这里到他华亭的家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于是爸爸亲自送他到矿区为他去找拉煤的便车。

很快爸爸就将小何送走了，不过，一回到家，爸爸却拉长了脸，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到底怎么了？刚刚爸爸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晴转阴”了？难道是因为那个小何……

基于对爸爸的了解，我知道大事不妙，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降临了。

果然，很快我就看到爸爸站在家中，对着姐姐发起火来：你是一个女娃娃，怎么能和一个男娃娃单独走那么长的路，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

见爸爸为此事生气，姐姐争辩，他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小何是好人。爸爸却训斥道，即使是同事，也不一定就完全了解，他毕竟是个男的，叫他陪着回家，实在是欠考虑、太轻率，如果以这种方式，还不如不要回来。

我知道了爸爸可能一开始就想发火，但碍于小何在场，不好发作。现在小何一走，爸爸郁积了一个上午的愤怒就爆发了。爸爸越说越气，声音也越来越高，他全然不顾姐姐还沉浸在回家的喜悦里。就像突然被一盆凉水兜头浇下，姐姐的脸色由红变白，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

平心而论，如今这种行为极其普通，可在人们的观念普遍趋于保守的那个年代，我们又处在偏远的山区，姐姐的举动无疑显得大胆和超前。妈妈一向偏袒姐姐，这一次却毅然站在了爸爸一边，也在不停地数落姐姐。我因为在学校与异性严格恪守着“三八线“，对姐姐的行为当然不能认同，尤其是听说他们还说说笑笑了一路，心里也愈加觉得姐姐的行为不妥了。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不但没有令家人高兴，还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姐姐感到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她的嘴巴噘得高高的，终于泪珠夺眶而出……

那一天的风波当然不会很快收场，爸爸妈妈数落了很久很久，于是姐姐只住了一日隔天就返回了单位。

从那以后，姐姐再也不曾和哪个年轻后生一起来过家里了。很多年之后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姐夫。

美女王君秀

一直想说一说王君秀。这不仅因为她在那个年代是个美女，还因为她或者说围绕她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那时候，坐落在山沟里的矿区，本来女人就极其稀少，更别说是有姿色的女人了。王君秀的到来，无疑改变了这一现状，也从此紧紧抓牢了矿工们的目光。与此同时，矿工们平时的闲聊中也多了话题、多了内容。

乍看王君秀的容貌算不上艳丽夺目，她的眼珠有些发黄，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平素也是一副慵懒、漫不经心的神情，也许正是她的这些特点，使她与山里的女人们区别开来，有了独特的风韵。她不是当地人，她的家远在省城兰州，只是因为出身原因，才随父母下放到了邻近的乡村。

漂亮的女人总是机会多，在哪个时代哪个偏僻的角落都是如此，对于王君秀也不例外。在乡村做了几年知青后，她先是被抽调到公社的宣传队，然后遇到招工，她抓住机会，又进了矿区。

煤矿本来是男性王国，虽然深入百米的井下挖煤这些高强度的工作唯男性专属，不过，适合女性的工种也有不少，比如绞车司机、充电房、话务员等等。王君秀最初在充电房上班，这是个不算辛苦的岗位，每天上班就是通过小小的窗口把充好电的矿灯交给将要下井的工人，然后收回从井下上来的工人交来的矿灯。她穿上了煤矿统一发放的蓝色工作服，头发高高盘起，可这遮掩不住她的妩媚。工人们被她吸引着，总爱往她这里跑。那时候即使一个极为普通的女工身后也跟着一长串追求者，王君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工人们很快发现，王君秀与他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他们高攀不起。

与那些喜欢与矿工们嘻嘻哈哈打成一片的女工不同，王君秀文静，不怎么爱说话，即使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语，不喜形于色，看不出情绪的变化，可以说她的性格颇为内向，甚至有些冷漠和高傲。可是她来了不久，矿区却渐渐风传起了她的闲话。

有人说他和某个司机好上了。那个司机是县运输队的司机，平时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汽车是稀罕物，司机也无形中成了一门吃香的职业，虽然开着的是一辆解放车，可有很多人求着他。除了领导，平时矿工们要搭车回家捎东西，都要央求司机。一天下午放学路上，我还真看到王君秀和那个司机在一起了。也许王君秀刚刚搭那个司机的车回了趟家，正从驾驶室里下来，他们开始告别，那个司机穿着当时流行的的确良军装，极其殷勤地帮她提东西。

很快矿区又传起了他和县城某个头头的公子交往了。但这些传闻就和她与那个司机的一样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层面，也许当时有人看到了她和某个男人正好走在一起，然后再经过一番想象和虚构，其真伪无法证实。

不过，他和邓书记的绯闻却坐实了。说来话长，这个邓书记虽然能力强水平高，却英雄难过美人关，屡屡在作风问题上栽跟头，走到哪里绯闻都与他如影相随。他从县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调到煤矿担任书记，就带有被贬的性质。他到了煤矿也是故态复萌，已经屡屡传出了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闲话，那么他与王君秀又是怎么得到证实的？因为王君秀怀孕了。而我们家最先获悉了这一消息。照例邓书记贵为一把手，致使王君秀怀孕这么私密敏感的事情是不可能公开的，更不可能让我们家知晓。但那天我妈妈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要送王君秀到距煤矿四五十公里远的土谷堆军区医院做手术。我妈妈是煤矿唯一的医生，她以前曾在土谷堆一带做过医生，在那里有不少同事，那时做人流手术绝非小事，没有关系根本做不了，他们让妈妈送王君秀去也是想走走后门，并将事态的影响限制到最低。当时因为我年纪尚小，当然蒙在鼓里。我只记得那个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正吃着饭，就被他们叫走了，她转身向爸爸交待了几句，就脸色凝重地坐上煤矿的汽车，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

几天后，妈妈回来了，随她一起回来还有王君秀，只见她脸色煞白，仿佛大病初愈。从那天起，王君秀就成为我家的客人，住在了我家。因为她的父母不在身边，她孤身一人需要静养，无人照顾，住在我家接受我妈妈的照料，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知道这是邓书记的安排还是妈妈自告奋勇的结果。但看到王君秀落得如此境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的父母本是善良之人，这时候自然是愿意向她伸出援手的。

于是有一段时间，王君秀俨然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每天与我们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我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更要命的是她还与我同居一室。我们家当时有两间房子，爸爸妈妈住一间，我和姐姐住一间，各有一张小床，姐姐因为到外地求学，不常回来，这样王君秀就睡在了姐姐的床上。每当夜深，爸爸妈妈在隔壁房入睡了，这边寂静的房屋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也许因为我还是个孩子，不谙世事，那时候的她比白日里显得更加安静和冷漠，往往和我说不了几句话就沉默了，脸上极其沉静，猜不透她究竟在想什么。她慢悠悠地将烧热的水倒在脚盆里，就开始洗脚了，当看见她雪白的双脚泡在水里，来回搅动着，当时我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也不觉怦然心动。洗完脚，她就穿着睡衣睡裤躺在了姐姐的那张小床上，盖好被子，就不再说话。半夜里，我曾偷偷地打量过她，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见熟睡的她就像平日里一样平和，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连一个翻身的动作也没有，也不曾发出一丝声音，像完全睡熟了。有时候因为上了夜班，隔日一早她还会回来补觉，那日如果恰逢我没有上学，为不打扰她，妈妈就会叫我不要再进那间屋里，于是那间房就会拉上窗帘，关门闭户大半天，我就在门前温习功课，或到外面玩。

不久一个叫石宗琪的天津人将他妖里妖气的老婆李玲从外地调回矿上，接着还有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知识青年牛海琴也被招来了，善于拉关系的她们很快抱成一团，与生性风流的邓书记打得火热。因为有了新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见邓书记再来骚扰王君秀了，王君秀也依旧在我家吃住。看着她每天三班倒很是辛苦，正好医务室就妈妈一人，忙不过来，爸爸妈妈就要求将王君秀调到医务室，也许是为了补偿，书记大人恩准了。从此以后王君秀就与妈妈形影不离了，上班跟着妈妈，下班也跟着妈妈。王君秀虽然没学过医，上了班穿起白大褂，跟着妈妈很快就掌握了打针和简单的护理;回到家里，她俨然就是我们家中一份子，帮着妈妈收拾房间、做饭，她还会擀面条。这时候我想妈妈一定将她视作了她的一个女儿。

李玲她们的到来，很快将煤矿搅得乌烟瘴气，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仗着他们与邓书记非同寻常的关系，她开始觊觎医务室的岗位，妄图将做了多年医务工作的妈妈取而代之，背着爸爸妈妈逼迫邓书记偷偷下了一纸调令，决定将妈妈调离医务室。但在爸爸的据理力争下，加上李玲又不懂医术，邓书记也不想做得太过分，只好收回成命。看到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李玲有一天午后居然提着一把菜刀找上门来。叫不开我们家的门，就在房门上砍了几刀。为了息事宁人，爸爸妈妈没有报案，但无论如何李玲一家已经成了我家的仇人。一段时间里，他们挑唆矿区的女人们，甚至一度还想将王君秀也拉拢过去，以便彻底孤立妈妈。王君秀却不为所动，平时也不怎么搭理那伙人，依旧与妈妈在一起上班，依旧住在我家。因为总受李玲一伙的滋扰，妈妈心情烦闷。那时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煤矿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自然无法开导妈妈。但因为有王君秀陪在身边，妈妈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但王君秀因此也惹恼了李玲一伙，他们制造了不少王君秀的谣言。不用说，这些谣言都是不堪入耳的。

一晃几年过去，我因为到外地求学，很少回家了。遇到节假日回家，得知煤矿已发生不少变化，邓书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县法院，也算是归队了。因为失去了依傍，李玲一家消停了不少，矿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以后不久，改革开放了，一时之间知识青年开始纷纷返城，此风很快也刮到了煤矿，因为符合条件，牛海琴等人便着手准备调回省城了。突然间煤矿中有此背景的青年走了不少，唯独剩下了王君秀。她的情况似乎有些特殊，因她属于随全家从省城迁往农村的，只能算是回乡青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那段日子，我也看见了王君秀，还是漫不经心的神情，外界的变化对她似乎没有多少冲击和影响，她依旧在医务室上班，不过，早已搬出我家，到集体宿舍去住了。

我在做着高考的冲刺，一次偶尔回家却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王君秀走了，嫁给了地区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儿子，直接调到了地区。她走得如此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像一部电影的末尾，急转直下的结局，让你为之吃惊。听说专员儿子来到煤矿，一眼就看中了王君秀，马上提出要娶她，她当即就同意了。虽然这个副专员的儿子是个跛子，但因为他有显赫的家庭和出身，这个缺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王君秀嫁给他，不言而喻意味着嫁入豪门，栖上高枝，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阔太太。没多久，王君秀就调到地区，到一家银行上班了。无论如何，这个选择是王君秀最好的归宿。

没过两年，我们全家也随父亲的工作变动迁往地区。某年上了大学的我从外地回来，听说王君秀也曾来过家中。提及他的丈夫，那个专员的儿子，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连畜生都不如。她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她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我的父母也不便打问，心却悬了起来。

不知道她究竟过着怎么的生活，以后她和我父母的来往也渐渐稀少了，她依旧在那家银行上班，偶尔会在上班的路上与她相遇。在父母的印象里，岁月似乎没有改变她的容貌，她常常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映衬得她的脸色越发苍白。即使见了面，也绝口不提当年的事，只略略寒暄几句，就匆匆道别。我长年在外，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可以想象，在小城那条每天必经的上班路上，她慢悠悠地走着，许多年就走过去了。她的神情依旧漫不经心，好似昨天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午夜捉奸

当年批判林彪的一大罪状是他吹嘘自己是天才，脑瓜非但灵，而且是特别灵，是爹妈赋予的。我的印象中，那时在煤矿，有个叫关林的人堪与林彪一比，他自信心爆棚，牛气冲天，夸耀起自己来没有界限，而且他最骄傲的也是他的脑瓜，夸了自己不算，还忘不了要夸夸自己的宝贝儿子如何聪明，或者夸了儿子，总不忘捎带也夸夸自己。

这个关林也的确有些值得炫耀和吹嘘的资本。他来自县城，读过书，有文化，脑子活，见识广，写得一手好字，加上身材高大，篮球打得漂亮，吹拉弹唱无一不会，这使他在矿区那些大部分来自于乡村的“大老粗”中似乎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也许正因为他所具备的这些长处，他被矿部安排当上了工会干事。这虽不是个什么大官，却也算得上轻松风光的职务，无非管管职工的吃喝玩乐，诸如放放电影，组织打一两场篮球赛，借借图书之类。煤矿当时的工作被工人们笼统地称之为“井上”和“井下”两种。所谓“井下”指的是下井挖煤，穿上工作服头顶矿灯，在漆黑深邃的巷道里作业，不但异常艰辛，而且极端危险;而“井上”指的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天无非看看报纸、开开会之类，免去了下井之累，既体面又轻松。而关林的工作在井上的诸多岗位中都是叫人眼红的，不但好玩，还常常在人前出尽风头，而且一次井下都无需去——须知即使煤矿领导也少不了要下井去检查工作。

那时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极为单调，没有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多半职工家又在乡村，与家属分居两地，八小时之外无处可去，于是关林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兼卧室便挤满了人，成为矿区的一个中心，有的来打探今晚有无电影要放，或者来看看试片先睹为快;有的来借乒乓球或羽毛球拍子;有的来借书……而关林似乎是看人下菜碟，如果不是煤矿的头头脑脑，或者与他沾亲带故的同乡，他一般都没有什么好脸色，有时遇见那些无所事事纯粹来串门的，他还对人家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关林的办公室就在我家平坡下的一棵苹果树旁，有事没事我也去凑热闹，最吸引我的是他房间里的那个小小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书，关林看我是个孩子，根本没将我放在眼里，一次我发现书柜里上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电影歌曲选》叫我心醉神迷，就忍不住想拿出来翻阅，根本不敢奢望能借出来。但书柜却上了锁，我近乎是用乞求的口吻让他拿出来，他却死活都不答应，敷衍我等书编号后再说。

也许因为手中拥有的“实权”助长了他，关林变得更牛了，平素也总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久而久之有几句话便成了他的口头禅：“还真没什么是我学不会的”“我的脑瓜就比就是别人好”等等。他还逢人夸奖他的儿子惠义如何聪明：全部课文都能背下来，数学题一看就会。听到这些话，我这数学低能儿恨不得脚下有个地缝马上钻下去。那时候还没有基因一说，否则他肯定会说他聪明的儿子是因为他的高智商基因。

他还不止一次向人炫耀他对女人们的吸引力，有多少女人曾向他投怀送抱。因为他早已成家，而且还有那个聪明的儿子。对于他的这些话，就像他无数次说过的那些话一样，大家相信都不过是他习惯性的“吹牛”而已。

一天煤矿机电队长高珍良来我家，我听见他对我爸爸说：“这个关林可真把牛皮都能吹破！看着吧，他迟早会出事的！”

一语成谶，他果真出事了，但谁也没料到，他居然栽在了桃色事件上。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矿区放映朝鲜反特电影《原形毕露》。矿区放电影是件大事，一有电影要放，消息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早早传遍了小小的山沟，前来观看的不限于本矿职工，还会将周围厂矿企业和乡村的人们一股脑吸引过来，更何况那晚放的还是朝鲜反特片。晚上我从学校上完晚自习回来，发现家门前的矿区大院早已是人山人海。好在妈妈早已搬了家中的靠背椅占据了中心位置，只待我进去就坐了。

晚上电影场中最出风头的自然是关林，一卷拷贝放完，换片时银幕黑了，放映机前的灯一亮，这时大家都会将目光齐刷刷投去，关林遂成为全场的焦点。这时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高高的个子，似乎模样还过得去，好像是他的助手一般，在帮他递拷贝。大家都不认识那个女人，她当然不会是本矿的。但那女人前一阵子我似乎在关林的办公室见过一次，混杂在一群人当中，他那里经常人来人往，当时我也没多加注意。

电影很精彩，人们第一次在银幕上见识了狡猾的女特务马桃花居然可以通过整容，假扮“好人”，来欺骗善良的人们，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机智勇敢的侦查员马国哲最终揭开了她美丽的画皮，从而让“美女蛇“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了，人们沉浸在惊心动魄的剧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仍在议论回味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银幕下，关林和那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却上演了另一部“原形毕露”。

电影散场后，三三两两的矿工帮助关林收起挂在矿区大院的银幕，并将电影器材搬回去。在这些忙碌的人群中，还有那个高个儿女人。问题就出在这里，等到忙完了，人们都散了，那个女人却钻进关林那间狭小的屋子，再也没有出来。

也许他们过于张扬了，也许他们早就被哪个细心的矿工盯上了，一发现有了“情况”，便马上报告给了矿部，于是在政工科王干事的带领下，几位干部迅速出动，在下半夜将关林和那个高个儿女人双双“擒获”。

尽管当时矿工之间常常免不了开开带荤的笑话，看到某个矿工的媳妇来了，也会瞎起哄一番，但是，一个有妇之夫与一个陌生女人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几乎是公开留宿，乱搞男女关系，却是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也触碰了那根阶级斗争的神经。

据说在现场关林是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由于天晚，那个女人回不去了，便留下来跟他学习放电影。那为什么要关着灯？因为在王干事他们前来捉拿他俩时，敲了半天门，房间里的灯才亮的。关林解释，因为学累了他们才一起躺下了。

据关林交代，那个高个女人来自邻近的石沟煤矿，不知她后来去了哪里，自从那晚以后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关林却难逃一劫，不几天，煤矿就召开了他的批判大会，他在会上要面对几百号职工公开做检查。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大会。会后听大人们透露，关林的检查一点儿也不深刻，虽然承认自己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在检查中却时时流露出炫耀的口气，似乎是因为个人的魅力太大，那个女人缠着他，他实在没有办法脱身才与她发生了关系。我想这倒符合关林一贯的脾性，无论什么他都能扯到他的“本事”和“魅力”上。

后来，矿部做了处理，关林被打回原形，调离工会干事的岗位，回机电队做电工，从“井上”调到了“井下”。

平素我在矿区常常还能见到关林，那多半是他刚从井下上来的时候，蹬脚黑色大雨鞋，着一身褪色的工作服，肩上挎着沉重的工具箱，脸上还沾着未及清洗的煤灰。一旦站下，与他聊上几句，他又会不忘告诉别人他的儿子最近又考了一百分，脑瓜如何聪明，继承了他这个做爸爸的遗传等话题。但感觉他的气势已不如从前，那多半是因为听众已借故离开了。

但关林仍旧是关林，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他处理的不满，一旦牛脾气上来，他会怒气冲冲地闯到领导家中，大闹一场，领导虽然头痛不已，也拿他没办法。

关林自然是再也无法从井下调到井上了。

五 堂

有一种人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好学，如果生逢其时，一定会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成为专家和权威，五堂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可造之材，遗憾的是在他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他无缘继续深造学业也就被耽误了。

不过，比起大多数注定要去修理地球的农家子弟，五堂还算幸运，他的父亲在煤矿担任生产科科长，初中一毕业，五堂就被照顾进煤矿做了矿工。那时候，煤矿的大多数职工的家都在农村，常常就有他们的子女或顶替退休的父亲或被直接招工到煤矿。当工人吃了国库粮，意味着从此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再怎么也是叫人羡慕的。

五堂在煤矿掘进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矿工，每天都要下到一百米深的井下作业，穿着大雨鞋从井下上来往往一身乌黑，只有两只眼睛灼灼闪亮。井下工人常常戏谑自己是“煤黑子”，总担心自己找不到媳妇。但五堂却和大部分的矿工不同，他白白净净，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尤其是讲话时眉毛总习惯往上一挑，仿佛有许多想法。很快他就被调到井上，做了一名电工。这虽然不能排除有他父亲的因素，但电工是个技术活，没有一点儿文化是无法胜任的，五堂有文化当是不争的事实。他脑子灵，数学基础好，电工原理很快掌握得滚瓜烂熟。说起他，电工队里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那时候煤矿男女比例失调，放眼望去黑压压都是男性矿工，这些矿工大部分没有成家，即使成家的，媳妇也都不在身边，业余生活贫乏，多余的精力又无处宣泄，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工，总有不少人追逐，即使从外乡来了谁家的媳妇，也免不了要起哄、打情骂俏，但在这些人中，从没有五堂的身影，他要么整天背着工具在矿区出现，要么就在他父亲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里读书，他读的也不是什么闲书，而是数学和电工原理之类。五堂还有一绝就是下象棋，打遍矿区无敌手，唯一可与他比拼的是他的父亲，他们父子俩可谓煤矿棋坛双绝。

五堂年纪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尚在读高中，却与他成为相见恨晚的朋友。他之所以肯“屈尊下驾”与我厮混，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读书，有“共同语言”。还有一点他与多数大人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更多的保留了孩子气，或者说他根本就是个孩子。因为他父亲的办公室与我们家同在一幢砖房，只相隔两三间房，我有事没事总去找他。我当时语文好，数学却奇差，这成为我升学的拦路虎，于是一段时间内总是想方设法恶补。遇有疑难问题，我的父母说不出所以然，就只有请教五堂了。五堂也极有耐心，几何三角函数都懂，往往眉毛向上一挑，给我讲解得头头是道。

通过五堂一家，不得不承认遗传基因这回事，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这让五堂父亲在矿区颇为自豪。矿区地处偏僻的山沟，许多矿工长年生活在大山的重重夹击之中，多数人都没有出过远门，有的甚至连火车都没见过，可挂在他们嘴边的口头禅居然是：走遍哪里，还是这里最好。我想这大概是他们长期处在封闭环境里的结果。可我一直认定五堂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一定是胸有大志，不愿终生厮守在这山旮旯儿里。那时候，五堂的父亲已升任副矿长，将他调到县城也非难事。事实上，像五堂这样有文化基础的职工子弟，不少都开始盘算着要离开矿山，即使考不上大学，他们也会通过招干或者通过别的门路调走。可奇怪的是我没有发现五堂流露过一丝这样的念头，他仍旧像刚来煤矿时那样，上班，读书，下棋。

几年后，几经努力，背水一战，我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恰在这时，我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也将举家迁往邻近的地级市。这样，我们就告别了度过无数日日夜夜的矿山。

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若非必要，人们也都不会写信。我与五堂也中断了联系，不过，通过父母那里，我了解到他仍旧厮守在煤矿，循着大多数矿工的生活轨迹，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因为工作出色，他已经当上了煤矿机电队的队长。

因为对矿区充满感情，我不愿割断联系，每隔数年，我都会利用假期探访矿区，旧地重游。到了矿区，我首先想到就是五堂。有一年，得知我回来了，五堂一下班就匆匆赶到我入住的招待所，我们一谈就是一整夜。他明显发福了，也不再腼腆，仍旧眨巴着大眼睛，眉毛也总是习惯性地向上一挑。与我们在外闯荡世界的人不同，这些年他过得平静而充实，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妻子也在煤矿工作，听得出，他的语气透着自信和满足。

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有年夏天我又重回到矿区，再次见到了五堂。光阴流转，物是人非，煤矿因为被一家大型采煤集团收购，规模今非昔比，业已成为产量惊人的大煤田，但人员却遭遇大换血，以前我所认识的许多人退的退，调走的调走，干部中也仅剩下五堂和一个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小杜了。五堂现在是煤矿中控室的负责人。濛濛细雨中，他带着我和表哥去他看他工作的环境，他指着满屋的闪烁的仪表盘和电脑屏告诉我，现在煤矿从采煤到销售，全部都实现了智能化，然后向一位女孩交待了工作，带我们在矿区周围转悠。

路上他向我们透露，他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工作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女方也在县城工作，末了他还说娶谁他都没意见，他这个做父亲的所要做的就是拿钱出来。他的话语中透出一股豪气。我还得知，这些年因为煤价连年飞涨，他们的收入也大幅提高，他一年收入就有二三十万。他不但像许多城里人那样买了汽车，而且还在邻近的地级市买了房子，等到退休就搬去养老。

我不敢相信五堂已经开始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眼前的他依旧白白净净，眨巴着大眼睛，说话时仍是喜欢眉毛向上一挑，虽然身躯已拓宽了一圈，却也没有人到中年的臃肿变形。不过，他说也许习惯了矿区，他还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他去过我所在的南方那座繁华的城市出差，办完了事，他整日都在宾馆里睡觉，哪儿都不愿去。末了，我听到了儿时常常听到的那句熟悉的话：“走遍哪里，还是这里最好。”

雨声潇潇，我举着相机忘情地拍着矿区背后的街道、大槐树、石墙、泥路，仿佛要从这些昔日的场景里找回儿时的影子。五堂则和表哥站在屋檐下聊天。

时近正午，五堂还要上班，我们则要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拜访一位长辈。于是，我们与五堂匆匆作别。临别，我记下了五堂的QQ号和手机号。

回到我居住的城市，想与五堂在网上聊天，也仿佛因此就与矿区建立了某种联系，却因为疏忽，忘记了当时将他的QQ号记在了哪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打他留下的手机，却是一个女孩子接的，自称是他的女儿，并不认识，留下我的名字，就挂了。却没有等来五堂的电话。

又是几年过去了，因为矿区早已改了旧日模样，我再也没有重返的冲动，也没有五堂的消息，却常常想起他眨巴着的大眼睛，他向上一挑的眉毛以及他重复着的无数人说过的那句熟悉的话：“走遍哪里，还是这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