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于德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在《十月》《作家》《散文》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零点开始》《自然笔记》《青春比鸟自由》等六十余部著作。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河流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一条河流,它时常出现在你的梦里。这是我大爷爷说的。我没有见过我的大爷爷,他是我祖父的哥哥,离开故乡之后,就再没回来,在故乡的土地上,他只留下了一个影子。
我时常会梦见我的大爷爷,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好像被家族基因打了烙痕一般,有一种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的大爷爷,一个随着我曾祖父信佛的人:穿着朴素,手里拿着一串用核桃打孔穿成的念珠。年代过于久远,那核桃已经变得乌黑发亮了。
河流,我梦里的河流是什么样的呢?
梦境总是如此相同。
我溯流而上的时候,河水是清浅透明的,涓涓如歌,不急不缓。而当我要顺流而归的时候,河水湍旋倒转,泥沙俱下,时而形成污秽的水坑,时而又变成无边无际的泽荡。
一行人迷路一般,互相拥挤着、闪避着,尽量寻找干爽的地方立脚,可你立足未稳,水就又漫过来,把泥土和陆地吞掉。
在这一行人中,有我的至亲,偶尔也有我要好的同事、朋友,泥泞纠缠着他们,河流让他们疲惫不堪。
梦里的大爷爷住在一处有木桩的院子里,院子很空旷,一群穿着破烂而随意的人在他的周围,和他一起议论某件事情的发生和另一件事情的结局。我见到大爷爷——被梦境所追认的大爷爷,往往会喉头发紧,酸楚地叫一声“大爷爷”之后,跪地行礼。而就在大爷爷伸手扶我的那一刻,我倏然醒来。
母亲说:“你大爷爷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
我的祖父是有赌博的嗜好的,除了家之外,李家粉房子是他的长居之所,他只要一赌上钱,就可以十天半个月不回家。而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三爷爷打理。
故乡的人都知道,我三爷爷是一个“大眼儿木匠”,除了能打窗框、门框,什么也不会,让他管理家务,犹比登天,他常常在清晨或黄昏小跑着赶到李家粉房子,站在设赌的人家的窗外,向我祖父打问家中诸事的处理方法。
那设赌的人家就说:“老先生,你干不好还干不坏吗?反正你只要保证从家里给二先生往这儿拉粮食,就什么错也不会出。”
于是,一群人发笑。
我三爷爷急得更加发憨,一个劲儿地说:“二哥,大哥什么也不管呢。”
我祖父一屁股坐在窗台上,听他把事讲完,再对他说如此这般,等三爷爷重复清楚了,他就又回到牌桌上去了。
我想,如果在今天,我三爷爷或许可以成为长跑健将,因为,据母亲所言,三爷爷有时一天要往李家粉房子跑三四个来回。
我大爷爷和我祖父是上过几年私塾的,我祖父能半生不熟地讀《水浒传》《三国演义》,而我大爷爷潜心佛经,《金刚经》《妙法莲花经》《楞严经》等经书,均能出口成诵,倒背如流。我三爷爷本也可以读私塾,可天资太差,不用说提笔,就连精细一点儿的木工活儿都干不明白。他学艺三年,被他的木匠师父送回来了,师父苦笑,曾祖父无语,一双老友,相向作揖。
我母亲对我说:“其实你三爷爷下边还有一个小爷爷,十五岁被抓去当兵,刚到部队就给打死了。因为是国民党的兵,死了也不光彩;又因为年纪小,不成年,进不了老坟,结果在甸子边上做了孤魂野鬼。”
关于小爷爷的死,我只当一句闲话听,实在连不成一个立体的故事。所以,每次回故乡的时候,我只能站在远处望一望他的埋身之地,神情状若一张努力思考的白纸。
故乡的那条河流名叫旱子河,勉强算得上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它宽不过五米,深不过四尺,是拦不住人,更行不了船的。不过每至雨季,若松花江涨水,洪水倒灌,那气势也是十分汹涌,所有想出门的人都按耐住急迫的心情,凝视无法行走的乡道叹息,把一腔的愁绪化在白瓷散沿儿的酒杯里,唯求一醉不醒。
当然我大爷爷是不喝酒的,他也从来不叹息,除了诵经,他很少说话,就算是说话,一般的人也听不明白。
有人说三爷爷愚钝。
大爷爷说:“老先生虽然愚钝,但不起嗔心,不生怨怒,所以他心中原本就无百万障门。”
别人皱起眉头。
他就加上一句:“大禅喜,大吉祥。”
别人觉得高深,摇摇头,散了。
散了也就散了,像缕缕云、丝丝烟。
有人说我祖父精明。
大爷爷说:“赌就是心里的诳语,诓人也诓己。戒而有定,因定生慧,他若不戒,结果不如老先生。”
若干年之后,他的话有了应验。
我三爷爷无疾而终,临了给我早已死去的三奶奶打了一个杂木拼成的小炕桌,他喜滋滋地坐在炕桌边上,是笑着闭眼的。三奶奶没嫁过来的时候,知道三爷爷是一个木匠,就想要一个他亲手做的小炕桌,想了一辈子,到死都是遗憾。谁知,晚年的三爷爷“开窍了”,人糊涂,却用榆木、枣木、水曲柳,硬生生完成了三奶奶的愿望。
而我祖父就不一样了,我祖父晚年得了癌症,幸好有他的一个本家叔叔救治,吃了他从云南带来的中药,情形大为好转。可是,我祖父自己给自己打了诳语。他偷偷回到故乡去,沉浸在牌桌上不动地方,几天几夜之后,咳出的血把我母亲给他做的新布衫都染红了。
我曾祖父供过一尊佛,佛心是一粒金子,曾祖父去世之后,这尊佛一直供在大爷爷的屋里。佛是护佑众生的,谁能动一尊佛的心思呢?我的祖父动了,他赌钱输红了眼,趁我的大爷爷不在时,把那颗金佛心偷走了。
我问母亲:“后来呢?”
母亲说:“后来,你大爷爷就走了。”
“去了哪里?”
母亲摇头,说:“不知道。”
有人说,看见我大爷爷是沿着旱子河走的,走的时候,草色尚青。庄稼灌浆已满,正在迎接秋阳的照耀,阳光的炙热与充足,会让籽粒更加饱满。丰收在望的日子里,我祖父的双腿盘坐在李家粉房子的土炕上,把一年的收成全部输掉了,紧接着,把地也输掉了。FC89E369-5C10-4342-8CAF-35DFDC24599E
大爷爷去我曾祖父母的坟前叩了头。
他也在小爷爷的坟前念了经。
他告诉我三爷爷,说:“老先生,我在柜盖上留着信。分家吧。我的那一份,你和二先生一人一半,只是他的那一半寄放在你那里,什么时候他有难处了,真正有难处了,你再给他。”
“你要去哪儿?”三爷爷问。
“我要出趟远门。”大爷爷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三爷爷的声音有些急切。
“我不知道。”大爷爷摇摇头。
除了那尊佛像,一个铜碗和随身的衣服,大爷爷什么也没带走。他住的房间一尘不染,炕席每天都是用清水擦过的。
大爷爷走的那一天,三爷爷跟在他的身后送他,长亭短亭的,一送就是几十里。秋水盈盈,风波不起,旱子河岸边的车前子打着直直的挺儿,上面落满了红色的蜻蜓。马莲花一丛一丛地开着,紫色的花瓣像落了地的星星,白天是紫色的,到了夜晚就变得金光闪闪。
一路无话,他们就这么走着,一直走到旱子河和另外一条小河的汇合处,河道变得宽大了许多。
大爷爷说:“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三爷爷愣神儿的工夫,大爷爷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地的香气。
以三爷爷的表述能力,是无法完整地再现当时的情景的,有关大爷爷离家的经过,人们只能凭借简单的想象来推测。那天三爷爷走回家,已是次日的凌晨,等他到家的时候,祖父已经把家分得明明白白。三爷爷并不知道,也想不明白,一年的收成、家里的土地,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别人家的了?他带着分得的可怜的家产,另起炉灶,携妻带子,贫苦度日。
贫苦是福。
解放后,祖父和三爷爷的成分都是“贫下中农”,而赢了收成和土地的那户人家自然变成了地主,岁月的无常轮转,自在不言之中。
我大爷爷走了,他到底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一定是出家当和尚了。
也有人猜测他去“北荒”了,“北荒”即黑龙江更北的地方,那时属苦寒之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谜。
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我的祖母死了,死于贫血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人们说她给我父亲留下了一锭金子和一锭银子,另外还有一些散钱,就是凭着祖母的这份苦心,父亲才走上了求学之路。他去了县城,去了省城,又去了北京,一路被“保送”到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成为我们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首都求学的有志青年。
我父亲和我母亲定的不是娃娃亲。
但我祖母喜欢她是显而易见的,我祖母活着的时候,只要一见到她,就说:“桂玲子,将来嫁给连生子吧,给我们家当儿媳妇儿,我是不会打你骂你的。”
母亲当然是害羞地跑开,她的两只羊角辮儿在奔跑中被风扯直,像两根儿漆黑发亮的小麦乌米。
后来的事儿我多少知道一些——少年时期偷读过父母当年的往来书信;故乡亲人们种种夸张的演绎;以及母亲晚年专门为我撰写的一部“回忆录”,这些资料足以填充我的想象空间。
所谓的祖母留下的金锭子、银锭子,实际上是一枚铜鎏金的蟾蜍和一枚纯银的蟾蜍,它们并未在我父亲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功效,倒是大爷爷留在三爷爷那里的一点“家产”,在我父亲最艰难的时候,成为支持他走下去的坚不可摧的经济来源。
祖父分家时留下这对蟾蜍——它们原来也在大爷爷的屋里,是为自己日后留存赌资的,谁料想,三爷爷分得的那个不值钱的“破香炉”,却在几十年后,因底部有“宣德”二字而让文物贩子十分眼红。
故乡的人是不看好我父母的婚姻的,在他们的“戏文”中,陈世美终归是要抛弃秦香莲的。而我父母结婚之后长达十余年的两地分居无疑成为佐证,人们的闲言碎语令母亲一度十分憔悴而难堪。好在结局是花好月圆的,父母半生坎坷,最终得以团圆,时间以它自有的坚忍和洒脱给了生活最合理的答案。
我想,关于我大爷爷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在母亲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
“记得是1980年前后,他突然接到一封信,看到信后非常激动而惊诧。他偷偷的一个人在屋子里哭了。后来,他就出门了,去了三四天才回来,回来就把一尊紫铜的佛像交给了我,我问他什么,他也不说,问到最后我急了,他才说了一句:‘去见大爷了,他老人家还活着。再问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里的“他”指的是父亲。
而那尊“紫铜的佛像”就应该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
大爷爷把它交给了父亲。
又有——
“1987年冬月,我记得很清楚,他匆匆地回来收拾东西,又一次因私出门。回来时戴着孝,说,大爷没了。还说,大爷讲的,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一条河流,它时常出现在你的梦里。”
母亲的记述还算明晰。
三两年,父亲弥留之际,人已变得异常的糊涂,可不知为什么,他屡屡地断断续续地说起大爷爷。从这些零星的灵魂的“梦呓”里,我努力地组织了一下相对完整的书面语言。
大爷爷离家之后,既没有去庙里当和尚,也没有上“北荒”谋生。他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一生化缘,走遍了大江南北,逢庙烧香,遇佛便拜,穿百纳衣,吃百家饭,目的只有一个,替二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消业”,把他偷走的佛心赎回来。
他做到了。
曾祖父留下的佛像,现在就供在母亲的房厅里。那一对蟾蜍也在。银蟾蜍容易生锈,每次母亲都是用牙膏把它擦净;那只金蟾蜍,看着古旧、高贵,但是,那只银蟾蜍因为总是锃明瓦亮,所以看上去更为干净、喜庆。
另外,母亲每次烧香的时候,都会多上一炷。
我知道,那是格外烧给大爷爷的。
合欢
我祖母的坟已经好多年没人给填土了,我祖母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许多知道她的人还活着,活着也就活着,我知道这些活着的人将来也会死去,人们就是这样一辈一辈地过来了。FC89E369-5C10-4342-8CAF-35DFDC24599E
像一条河。
我祖母是在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死的,那一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其实,过了阳历年,我祖母的脸上已有菜色,她常常静静地对我父亲说:“连生子,我活不过今年了。”
“妈,不会的。”我父亲无助又悲伤地说。
“会的,我知道。”祖母坚持。
我不能为我祖母的死产生透体的悲哀,我很难受,可是这种难受是浅薄的,上边没有星点岁月的风霜。我知道,我父亲十三岁还没有定亲,当然也不会有我。虽然是这样,但,我想,那时的我的的确确已经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向我家族的所在地苦苦地进发了。
那种进发一样很艰难。
旱子河的水涨起来了,村里许多人去打鱼。许多孩子一大早就在阴霾的空气里狂欢,他们喊:“走啊——走啊——去旱子河打鱼啊——”
他们不去上学了,中学那个叫郁子文的校长站没站在校门口等他们,那是明天、也许是后天的事儿,反正他们今天去打鱼。打鱼呀,鱼都一尺多长,鳞片一律泛着耀眼的银光。
那时,故乡的鱼真多。
父亲坐在门槛上,用双手支着下巴,透过细蒙蒙的雨丝,向县城的方向遥望。篱笆另侧的柳林里通往县城的官道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车马,只有一只乌鸦飞过高高的树梢,不耐烦地发出一两声恼人的叫声。
我祖母从屋子里走出来,对我父亲说:“连生子,你想啥呢?跟妈说说。”
“没想啥。”父亲声音低沉。
“没想啥最好,你别总这么坐着,总这么坐着,时间长了就坐呆了。”
这就是那年最平静的生活的开始,后来,生活不那么平静了,怎么不平静了,起初谁也无法预料。一开头我讲过,那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早到了半个多月,雨接二连三地下着,七天八天也不见晴,野地里的婆婆丁和灰灰菜都像疯了一样的生长。
我父親十三岁那年,我祖父赌钱已经赌上了瘾,下第一场雨,他就钻进李家粉房子再也没有出来,从我们村路过的人都对我祖母讲:“你当家的赢了钱,装了一马褡子,他一个人背不动,让去马拉呢。他说了,他要等雨停才能回来。”
可雨一直没有停。
雨一直下着。
关于祖母的事,我父亲忌讳对我提起,我以为他对祖母的印象早已淡漠,甚至忘怀。在我的脑海里,我怎么也勾勒不出祖母的面容,唯有她留下的那根长长的烟袋,时常可以使我感到她的手臂浑圆而修长。
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祖母,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吹牛,而我没有祖母,所以只好依在角落里默无声息。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长大后,朋友们时时揶揄我,说我清高,我自度一下,大概也是指我的沉默寡言吧。
这不怪我。
雨季里,我祖母每天都盘腿在炕上做针线,她给我父亲做了一套土布单衣,一套土布染蓝的棉衣,另外还有两双鞋,鞋底纳得很厚很厚。
我祖母说:“连生子,咱家的樱桃树明年就能结樱桃了,冬天来时,你可别忘了给它们捆上秫秸挡风,省得把它们冻坏了。一晃都两年了,明年它开花一定盛。”
我父亲说:“我知道了,妈。”
雨季一来,我祖母就感觉不适,她总是心慌、无力,手有时抖得什么东西也拿不住。我祖母觉得自己要死了,她一件事一件事地嘱咐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盼着我祖父快点回来,回来抓药给我祖母吃,他想,吃了药,我祖母的病就会好起来的。
但是,我祖父并没有回来。
我祖母是一个贤惠的女性,她不干涉我祖父做任何事,我祖父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他不让我父亲去县城读书,我祖母就再没向他提起过第二次。夜深的时候,祖母抚摸着我父亲的额头和后背,轻声喃喃:“再等等吧,连生子,再等等,妈总会有法子的。”
她的抚摸常常把我父亲从梦中弄醒,听着她的话,父亲只好紧闭双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但他心里会想,有什么法子呢?
郁子文校长来过一次我们家,那时,还是春天,他站在门口问我父亲:“那篇作文是你写的?”
我父亲点头。
“写得好啊,写得好,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父亲写了一篇名叫《池塘的夜晚》的作文,他没有想到会得到郁子文校长的表扬。
我祖母倒了一碗红糖水给校长,脸上堆满虔诚的笑容。他小心地接过来,并没有马上喝。他仰望天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闷闷地说:“大嫂,让孩子去读书吧,新中国刚刚建立,最需要的就是人才,人才断不得,断不得啊。”
我父亲清清楚楚地记着郁校长的眼角含着一滴泪水,剔透晶莹。他很动情,也很忧伤。他是南方人,我们那儿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他,大家背地里叫他蛮子,当面恭恭敬敬地称他为校长、先生。包括他的学生。时间长了,就叫惯了,叫错了,叫倒了,叫得谁都不觉得出奇了。
从那以后,父亲常坐在门槛上发呆了。
那是我祖母的一块心病。
我祖母的雨季一定是被生活渲染了许多神秘的色彩,我站在历史的这边,总是不能用一种轻松的心情,翻动那几片缩水的叶子。
我母亲对那段日子还很留恋,她对我讲过,就在那一年,她挎着小土筐上苞米地挖菜的时候,我祖母站在她身后喊:“桂玲子,你嫁给我们连生子吧,他会有出息的。”
我母亲害羞地藏匿在苞米地里,她命令自己千万不要回头。
我祖母迷茫地站在雨中,她的一双小脚是赶不上我母亲的,大草帽遮住了她的脸,亮晶晶的雨点儿从帽檐儿上一串一串地滴落。
我母亲蹲在苞米棵子后边,用镰刀刨稀松的泥土,一下一下,恨什么似的。她的小辫子随着手臂的起伏一翘一翘的,像车轱辘菜打挺儿。她的动作过大,手臂划动玉米叶子“沙沙”作响,她的衣裳早就湿了,胸前鼓出两个硬点轮廓清晰。
打鱼的人都回来了,他们一个个脸色灰暗,叫福生的汉子落水淹死了,他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打鱼的人说,前一天,他们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旱子河的水突然变得浑黄浑黄,一个旋儿连着一个旋儿。旱子河里没有鱼了,他们守在河边,从清晨到傍晚,一无所获。有人预见要出事儿,果然第二天,福生莫名其妙地跃进河里,整个过程迅疾而无声。FC89E369-5C10-4342-8CAF-35DFDC24599E
打鱼的故事就此而止。
孩子们垂头丧气地背起书包又去读书了,包着大饼子的蓝色包袱一律斜挎在肩上,他们的叹息填补了官道的空白,也顶替了乌鸦的啼叫。我父亲的视线又活跃起来,他站在栅栏边,盯着那三四个小黑点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
一定是这样的,官道上零碎的脚印在我父亲的梦里无限延伸,他梦见自己也循着这些脚印向县城跋涉了,泥土在他的脚下发出的声音暗哑。郁子文校长有一把老油伞,油纸在雨水的敲击下清音悦耳,郁子文校长站在县一中的牌子下,一个不落地拍遍每一个学生的肩膀。对于我父亲来说,能被郁子文校长拍一下肩膀,然后大步走进学校的大门,那真是莫大的幸福。每每想到这些,他的心头都会抑制不住地生发出甜美的酸楚。
“连生子,我指定活不过今年。”祖母说。
“不会的,妈。”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不是不会的,这件事成了事实。我祖母真的就在那一年死了,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痛苦。她躺在炕上紧闭双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父亲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巧合,只是这种巧合让我父亲痛不欲生,也给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缺憾。后来,父亲不过生日了,再后来,父亲真的把自己的生日给忘了。
我父亲感到我祖母有些异常,是在雨下得最凶的那些天。那些天,我祖母蓦地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一心一意地干一件事,一件与她与父亲密切相关的事。
第一次看见我祖母的湿衣衫搭在横杆上,我父亲不以为然,以后,连着几天如此,我父亲的心绪开始不安。风声雨声的召唤,使他从百合花被里探出头,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祖母的青布上衣和裤子在他头顶上垂悬,水珠滴滴答答的,地上早已经湿了一片。
“怎么了?妈?”父亲疑惑地问。
“猪跑了,我赶猪去了。”祖母故作轻松。
我知道,我祖母的谎言不难戳穿,我父亲推开用纸糊好的格子窗向院里撒尿时,他眼前的情景足以让他迷惑。猪躺在圈里一动不动,雨季来了它就这样,除了吃食,它只能用睡觉来打发日子。它一直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我祖母怎么说它拱出了木栅栏门,怎么说它逃走了呢?我父亲看见一行小脚印向后院排去,一夜的雨已把它们冲刷得模糊不清,但我父亲认出来了,那是我祖母的,没错,她的小脚在我们村子里堪称美丽无比。
一阵一阵的苞米香味激荡着我父亲的胸膛,他叩问上苍,怎么了?怎么了?这个世界这个村子怎么了?
没人回答。
福生的媳妇疯了,他和福生是刘巧儿式的婚姻,她挣扎着从家里走出来,就是为了福生,他劳动,她生产,又织布,纺棉花,学文化,一年四季恩恩爱爱,准备白头偕老,没料到福生无声无息地走了,留下她孤单一人没个终结。
福生的媳妇开始挨家挨户地要韭菜,然后,神圣地跪在旱子河边。
这让人悲伤。
我父亲说,福生是一个爱吃韭菜的人,他对他的记忆仅存了这么可怜的一点点印痕。我曾和我父亲做过彻夜的长谈,我想弄清福生的事情,但我父亲的深沉冲淡了那些日子对我心灵的招引与诱惑,他对我说,忘记了,实在是忘记了,都忘记了。
他是过来人,但愿他不会欺骗我。
多少年来我总在想,自从偶然的一次,在我父亲那儿知道我祖母的事后,我为什么没有感动和惊讶?她的行动当然和反叛意识没有任何牵连,可只要我把她的秘密转述给我的朋友,他们没有一个不发出意外的惊呼。也许,我早就渴望我的祖母不同凡响了,童年的压抑对我的迫害的确很深。
我祖母用一把小镐把房后的小庙给扒了,扒得片瓦不留。那小庙是全村人集资盖的,是用来保佑村庄平安的。我祖母从庙底下挖出一个青色的罐子,从里边摸出一锭金子和一锭银子。我父亲藏在暗处,双手抱肩团紧身子,目睹了这一切,他有说不出的害怕。我父亲发现从坍塌的小庙里生腾出青色的火焰,围绕着我祖母久久不散久久不散,那一锭金子和一锭银子在我祖母手中不停变换,一枚為太阳,一枚为月亮,照耀着我父亲蹒跚而又狼狈地跑回家中。
以上便是雨季的事情了,在雨季里,我祖母总对我母亲喊:“桂玲子,你赶明儿嫁给我们家连生子吧。”
那声音很诱人。
我祖母从墙上挖下一块墙皮,从里边掏出个小布包递给我父亲。
她对我父亲说:“快去找你爹,跟他说我不行了。”
我父亲知道家里出事儿了,他拼命地向李家粉房子跑去,他湿漉漉地推开粉房的门,对坐在油灯下的我祖父大声喊:“爹,我妈说她不行了。”
“我知道了,你先走吧,我明天一早回去。”
我祖父说得冷静而无情。
我父亲哭了,他站在粉房的房檐下泣不成声。雨停了,天亮了,我祖父领着我父亲回到家。他有日子没回家了,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我祖母穿着新衣服躺在炕上,双目合十,非常安详。
我祖母死了,那一锭金子和一锭银子就放在炕沿上。
我祖父喃喃自语:“她把它们藏在哪儿了?她把它们藏在哪儿了?”
我祖父打开我祖母留给我父亲的小布包,里边是一些散钱。
我祖父苍凉地对我父亲说:“连生子,你上学去吧。”
我父亲用麻绳把我祖父的一双旧鞋的后跟儿缠紧,他始终没动过我祖母给他做的那两双鞋,他趿着这双鞋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走进了北京。他的一生经历坎坷最终顺利,他越来越少地回顾过去。
是的,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翻开历史,再轰轰烈烈的事儿也变得平淡无奇。我没有忘记我的故乡对我是一种责任,我不想推卸也无法推卸。我父亲十三岁那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在那一年里,我知道有五个人死了。从我母亲的口中得知,福生的媳妇是跳河死的,这并未逃出我的想象。另外郁子文校长也死了,他去一个学生家里做工作时,半路上被残匪打死了,他身无分文。
就这样,死在雨季里的五个人是——
我祖母。
福生。FC89E369-5C10-4342-8CAF-35DFDC24599E
福生媳妇。
郁子文校长。
福生未出世的孩子。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父亲去县城读书了,冬天他没回来,他没给樱桃树围秫秸,但樱桃树活了。第二年,樱桃花开了,开得十分茂盛,红红的果实压弯了枝条,也压弯了一颗少年的心。我母亲吃过那树上的樱桃,她说,我父亲扛着灵幡为我祖母送葬时,她是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土堆上看着来着。就在那时,她决定将来嫁给我父亲,无论他到天涯海角,更无论地老天荒。
“连生子,我活不过今年了。”
我祖母的话有了应验。
那天,我父亲突然对满脸胡须的我说:“孩子,昨天晚上梦见你奶奶了。”
他的声音里潜伏着无限的深情。
我想,那梦是什么样的?我祖母是什么样的?我无从得知。我踏着秋天黄黄的积叶走回到故乡去,一锹一锹的把我祖母的坟填高,我祖父此时已躺在我祖母的身边,为这一天他盼了许多年。
在秋风中,我自那条弯弯的乡路上回首,心里确实有一种愿望:让岁月的波痕再一次来临吧,把过去的一切再一次悄悄地抹平。
我回到我居住的城市里,回来了也就回来了,我在白纸上写“再见了雨季”,出自一片诚意,这一样没什么。
真的,这没什么。
就像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年的秋天,我坐在灯下认真地修改这篇旧作,我的心里没有忧伤,也没有眼泪。
欢乐颂
“秋风像把镰刀,剪得到处都是簌簌落叶。”
“月亮底下,一排三座坟,靠西的一座还没有长草,土色也是新鲜的赭黄,没经过多少日晒的新坟总是那样,在月光下也看得出。”
这是台湾作家朱西甯《新坟》的开篇,初读的时候,一下子变得无助和仓皇。其实大可不必,但是,不知为什么,这种无助和仓皇那么的逼真,让我无处躲藏。既然不能躲藏,那就赤条条地站出来吧,就算你学会了闪避和选择性忘记,凡是被泛黄的岁月打磨过的人,谁又能销遁时间对于他的无情又廉价的捆绑?
是的!
我无法拒绝我对舅母的思念,虽然这思念还有许多无奈和惨白。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我一踏上归乡之路,就会被舅母身上所特有的艾草的苦涩所淹没,离故乡越近,陷之越深,每当我走进我曾生活过的村庄,我的周身都沉浸在一片忧郁之中,无法克制,更无法自拔。
我终日以酒为伴,在推杯换盏之中麻醉自己的神经,期望最后可以从往日的阴暗中挣脱出来。我最怕一个人独处,无论在林荫道上,还是在庄稼地旁,只要我一个人拥有这空旷的世界,舅母的音容笑貌就会奔突而至,在我的四周频繁显现,她或卧或坐,旁若无人,恣意大笑,抑或哭泣,偶尔静思,神态和当年没有什么两样。
舅母死的那年我和二表哥都只有六岁。
舅母死的那天天气晴朗,她从炕上挣扎着一头冲到地上,然后大叫一声,气绝身亡。那时,我的表姐们一个个如花似玉,她们无一例外都从舅母身上继承了那种艾草的香气,她们聚到一起唱歌谈笑,很容易使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安静沉迷。
舅母死的时候,表姐中的一个快速地向北梁奔去,她大声呼喊舅父的名字,沿路撞倒的篦麻东歪西斜,籽粒纷落。
我记得舅母的棺材是由我三爷爷带领木匠们现做的,他们手脚麻利,动作快捷,四指厚的板材很快由他们一一拼好,头高尾低,白茬的木头在阳光下显得异常耀眼。漆匠先在板材上涂了猪油,然后一遍一遍地往上刷漆,新刷的棺材呈暗红色,阳光打在上面湿乎乎的,使人不敢用手触摸。
棺材停在院子里,等待它的主人前来享用。此时舅母正躺在房内的一块门板上,经过梳洗打扮,她的容貌又变得清丽可人,她穿了一身皂青的衣服,一双绣花的布鞋套在她的脚上,她的手里攥着两枚铜板,口里含着一块银元,不知道哪个女儿还在她的鬓角插了一朵小花,花瓣淡紫,和她脚上的绣花鞋相映成趣。
舅母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也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美丽的死人。
舅母死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哭泣,只有我和二表哥站在窗台不住地唱:“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嫌我脑袋大。”我倆面带童稚的微笑,互相鼓励,一遍遍地唱着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乡村童谣。我觉得二表哥披麻戴孝的样子非常好玩,曾几次想把他的孝衣抢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二表哥虽然和我一起高兴地唱着歌,但他的心里非常警惕,他的双手紧紧抓住孝衣的双摆,不时地把一只脚向后高高翘起。
舅母的棺材前点着一根蜡烛,虽然蜡烛在白天摇曳,它的光亮显得那么无力而可笑,但它依然固执地燃烧,像舅母最后瞭望人间的眼睛。因为有病,舅母原来秋波如水的眼睛已经干涩,她对遥远的事物已漠不关心,她曾有的爱、子女、性欲、劳动、盐、井水、集市、马、牛、鸡、狗、甸子上的荒草、天空中的流云、河水及鱼都已离她远去。她习惯黑暗,厌恶白天,一把一把地吞食大麻籽,时常裸露乳房在雨中歌舞。
通往黄泉的路上一定十分拥挤,有许多人放弃大道不走,想从小路抄捷径走向前方,抄捷径大概是一种犯规行为,所以,需要阳间的人时刻提醒。舅母上路的时候,二表哥站在高凳上手持灵幡,兴高采烈地大喊:“妈,奔东南走大道啊,妈。奔东南走大道啊——”
我也跟着喊:“妈,奔东南走大道啊,妈。奔东南走大道啊——”
母亲从后边拽我的衣领,我却泥鳅一样滑入人群。
舅母的棺材在二表哥的长声喊叫中轰然入墓,周围的亲朋们把黝黝的黑土推入墓中,此时正值初秋,天高气朗,田野一片丰收景色。我对许多人说舅母的身上有一股艾草的气味,他们都把我的话当成童稚戏言。也有好事者走过舅母的坟前提起鼻子使劲吸气,但他们一无所获,他们摇头苦笑,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说法都是天方夜谭。
倒是村里的小伙子对我的表姐们非常亲近,无论是舅母生前还是舅母死后。
令人无法想象,舅母的坟在第二年春天开满了大片大片的罂粟,罂粟近乎咖啡的香味暂时掩盖了舅母身上艾草的气息,是谁把罂粟种到了舅母的坟上,这毒艳至极的花朵象征着什么?许多年之后,二表哥在一个雨夜突然发狂,他奔出家门跑到舅母的坟边放声大哭,直至天亮,当人们在舅母的身边找到他时,他已气息奄奄,浮在罂粟丛中瘫软如泥。FC89E369-5C10-4342-8CAF-35DFDC24599E
在舅母的棺材前唱童谣是我童年时期少有的快樂之一,夜夜月洗,日日泉涤,这快乐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清晰。合棺的一刻,许多人趴在棺木上放声大哭,他们挣扎着想把舅母的身体挽留于人间,但舅母的灵魂早已飞入九霄,四处游荡,等待最后的平静和安息。也许,我和二表哥的歌声使她对她生活过的这个院落还充满依恋,渐渐的,我觉得我身体的周围染满了艾草的苦涩的清香。
“往东躲钉!”
“往西躲钉!”
当尺把长的铁钉深深地把棺木合二为一时,我的表姐们一个个哭昏在地,起棺的时候,她们伏在地上长跪不起,阳光把篱笆的阴影轻轻散落在她们身上。
你难以想象,洁白的孝服上缀满细碎的阴影是那么好看,好像舅母对女儿们的最后恩泽。她说:“快过年了,穿花衣喽!”
表姐们哭得更是汹涌澎湃。
长长的送葬队伍,几乎把村道占满,整个场面肃穆庄严,二表哥手持灵幡蹒跚在队伍的前面,他散乱的脚步使抬棺的人左晃右摇。我六岁的身体被淹埋在一片白色之中,我四目都是刺眼的阳光。我在我的心头刻上:死亡、棺木、美丽的死人、艾草的香气、表姐们红肿的眼睛、舅父铁青的脸,我和二表哥的童谣……然后这些随着舅母的棺材入墓而深深埋在我的心底!
我无法拒绝我对舅母的思念,虽然这思念有许多无奈和惨白,在我整个童年生活里,舅母对我说过的话只有两个字:“啊呀——”
她是一个疯子,她生活在她虚幻的世界里,她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她的“啊呀”里,她目光呆滞,行动迟缓,长年卧在炕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我思念我的舅母,思念那些杂乱而柔软的旧日的生活,我无法摆脱艾草香气的侵袭,恐惧又痴迷,我一踏上归乡之路,就会为之招引,在一片明晃晃的如水的漂流中,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极。
现在我又无比关注我的二表哥,他在那个雨夜之后变得日益躁动疯狂。我一看到他就会想起童年的歌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嫌我脑袋大!”我一样非常怀念这些歌谣,有时还奇怪,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都不唱它了?
为什么?
是的,没有人会告诉我为什么。舅母已经死去多年了,除了她的儿女,故乡村庄里的人早已忘记了她。她的儿女也有一半随她而去了,余下的老弱病残也都失去了怀念的力量。那一日,曾经美丽无比的三表姐一瘸一拐地来看望我的母亲,她沙哑着喉咙说:“姑,听说老家占地迁坟了,也不知我妈的坟还能不能找到?”
我凝视着母亲的静默,知道这样的话题,她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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