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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胜利的象征

时间:2024-05-04

贺志宏

前不久去赴一场音乐盛宴,音乐响起,当一段段经典乐章在指挥棒下流淌的时候,有一种明亮锐利、特别富于英雄气概的声音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小号。那些或激昂高亢,或抒情梦幻,或神秘莫测的旋律,不仅让演奏者陶醉,也让我陷入遐想,不由得回忆起我的短暂的号兵生涯。小号是西洋乐器,有100多个音阶,音色明朗辉煌、舒展悠扬。而号兵手里的小号是军号,战争的武器,只能吹奏1、3、5三个音阶,音色短促果断、质朴无华。总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小号,两类不同的號手,两件不搭界的事情。不过我的号兵经历却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光荣时段。

1982年10月我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边防军战士,3年后我超期服役从一线执勤分队调入政治部担任司号员(播音员)并兼任报道员。首长还专门安排我到沈阳军区某师(驻齐齐哈尔)集中进行业务学习。当时,我所在的师、团一级营区里起床号、开饭号、出操号、熄灯号都是统一播放的录音,使用司号员现场吹号的机会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练习号谱的热情。不管用上用不上,都要专心去练习,要掌握所有的号谱。这些号谱中,分别有“进入坑道”“已向你增援”“已送弹药”“要求增援”等分门别类的号谱,简直可以称之为一种公开的声音情报。当时号谱一共有90种。我们首先要把90种号谱熟练背诵下来,然后开始练习发声,加班加点练习,嘴皮磨破了也不停歇。要做到90种号谱熟稔在心,没什么特殊技巧,就是一遍遍练习,熟能生巧。

军号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战争中,唯一能够把军队集结起来统一行动的工具就是军号。号声一响,全员行动。上千人、数万人的进攻、后撤、隐蔽、起床、吃饭等等等等,都被一把军号所指引。

2014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取道若尔盖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抵达腊子口,在当年红军战役现场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1935年9月16日的夜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红一军团首长率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冒雨抵达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乡。“腊子”系藏语译音,意为“险绝的峡口”。这是红军进入陕甘、不再退回草地的唯一通道。两天前,红四团在旺藏寺受命“三日内抵达腊子口”。他们携带毛泽东赠送的用以“提神、解困”的一竹筐青辣椒,冒雨强行军两日,越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座座独木桥,穿越松涛呼啸的深山老林,如期抵达腊子口。呈现在红军面前的是驻守腊子口的国民党鲁大昌陆军新编第14师。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重兵在腊子口重重设防,还在岷州大拆民房,以扫除障碍、扩大射界、增设碉堡,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红军将士刚刚经过雪山、草地,体质虚弱,突破腊子口困难极大。这注定是一场恶战。

9月17日16点整,红四团的先头部队一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嘹亮的号音骤然响起,战士们纵身跃起扑向对岸。经过两小时激战,腊子口被一举夺下。你知道是谁在此时此地吹响了史上最急迫、最绵长的号音吗?那是红四团各级建制的几十名号兵。当他们齐刷刷站在阵前昂首举号时,人们听到了一首气势恢宏的进行曲。有道是,千丈峡谷挡不住红军闯关的坚定步伐,腊子口天险拦不住勇士们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枪声炮声风声浪涛声更无法屏蔽高亢激越的号音。

如果说军号是战争的灵魂(拿破仑语),那么,当灵魂沸腾的时候,号兵就是战争之魂的守护神。登高一啸,撼人心魄,要的就是这气场。号兵用军号迸发满腔的忠诚,令每一名战士发竖须裂、热血沸腾,即使负伤倒下的人也会挣扎着重新站起,怒吼着冲向魂飞魄散的敌人。号兵用号音凝聚行动的共识,让官兵们建立起明确的方向感,即使面对巨大牺牲,也会毫不犹豫冲向既定的目标。号兵用若断若续的呜咽表达极尽的悲壮,让音律寄托绵延不尽的哀伤,即使目睹最血腥的死亡,幸存的人们还是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战斗中使用军号,除了振奋己方士气之外还有震撼和迷惑敌人的作用。在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号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

在朝鲜战场,中美两军曾经在此迎头相撞。那是一场装备差异极大的战争,陆海空三军全部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对阵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美军无线电通信可一直到达排和班,已经没有号兵这一编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线电电台刚刚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依然靠军号、哨子等传统手段。美军的攻势几乎都发生在白天,因为能够清晰地审视目标,能够获得航空兵火力的大力支援。志愿军则将攻势放在夜晚——主要是为了避开占绝对优势的美军空中火力。半个多世纪过去,到过朝鲜战场的美军军官撰写的回忆录记下那一幕:“月圆之夜,突然响起‘尖利刺耳的哨子声和‘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志愿军发起排山倒海的冲锋。”

在这里,军号化为一支劣势装备军队坚韧顽强、奋勇冲杀、不惧牺牲的英勇写照。

一把军号,几乎可以说就是军队的象征、军人的象征、胜利的象征。甚至成为一支特定军队之特定形象的象征。我军最早的司号兵是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在连以上都编有号兵。红军时期我军司号兵的编设基本上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变化也不大。连编有司号兵,也称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设号目(班长);团和师编有司号排,设号长(排长)。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军、军团、方面军)司令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号长们带领上百名号兵列阵吹奏,其场面之壮观、旋律之齐整,与现在室内演奏的音乐会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番感觉。百十把军号发出的雄壮之声,在方圆十里或几十里的山谷间、平原上回荡,成为军旅独特的一道亮丽景观。

军号号谱就是军号不同号目的乐谱,是军号发出正确指令的依据。军号号谱分为战斗、勤务、名目和仪式几类。战斗号谱用于指挥战斗,勤务号谱用于起居作息,名目号谱用于表示部队单位或指挥员职务等,仪式号谱用于部队各种仪式活动。可以说号谱是“听得见的密码”,是部队生活的“镜子”。常用的军号号谱约20种,如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集合号、紧急集合号、上课号、下课号、休息号、开饭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号、熄灯号、防空号、解除警报号、冲锋号等等。但全部军号远不止这些。

在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静静地躺着一册《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本号谱,是一位红军失散司号员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1930年初,红四军从古田出发途经长汀时,年仅十五岁的小青年罗广茂毅然告别父母,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个头不大,说话却中气很足。部队领导发现了罗广茂的特点后,把他调到红四军第三纵队任司号员,之后又送他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训练,罗广茂便掌握了所有军号的吹奏。毕业时,部队领导把一本厚厚的红军军号谱郑重地交到罗广茂手中,说道:“小鬼,别小看这本军号谱,这可是红军的‘密码本,你的责任可大了,要好好保护它啊!”

罗广茂听完,激动万分,“啪”地敬了个军礼:“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回到红四军后,罗广茂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随后,他在红十二军101团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调到红五军团43师师部当号长。1934年,罗广茂在福建连城作战时背部中枪负伤,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

伤好后的罗广茂与队伍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中,为逃脱反动派的追捕,罗广茂躲进深山,但想起组织的嘱托,担心自己万一被抓军用号谱落入敌人手里,于是悄悄潜回老家,将号谱交给母亲,并再三交待一定要妥善保管。母亲左思右想,将号谱用油纸包好,钉在家里谷仓底的木板上。

解放后,罗广茂想找回号谱,可时隔多年,母亲年事已高,早已想不起号谱的藏身之地。直到1974年,花甲之年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了被油纸布包裹的号谱,当罗广茂小心翼翼翻开纸页已经发黄变脆却依旧保存完好的号谱时,沉寂了四十年的音符仿佛腾入云天,拖着长长的一缕尾音,化成一曲如泣如诉的号兵悲歌。

哒哒嘀哒滴,哒哒嘀哒滴……前不久,一声嘹亮的军号,在福建宁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再次吹响。它穿越时空,把人们带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那一阵悠远绵长穿越战火硝烟的号音啊!

军号讲述的是忠诚、勇气、牺牲、信仰和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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