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的寓意成因探析①

吕洋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和主要作用主要在于模仿，而文学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蕴藉，既反映事物的外部形态，又反映其运行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本质。神话也是如此，但这种反映不同于“镜子”，其特征是寓意化的反映，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依相生的规律实质运用于神话分析中，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神话中的意象与荒诞情节。寓意说的核心要义正在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寓意”既是一个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其具有动词的性质，有“寓情于文”“寓理于文”“寓意于文”之意。动物生人神话中的寓意，正是人们将对动物的情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理解寓入文本的具体产物。

一、用中国文论中“意象”概念理解“寓意”

我们提出文学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寓意，即“意象”，其为“表意之象”，这就更合理地解释了“寓理于文”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其意为表示某种人间真理、抽象观念和生活哲理的艺术形象。具体而言，意象是经过人的抽象思维参与的，其表现特征具是“象征”，形象特征具有荒诞性，在读者层面进行赏析时更要把握其求解性与多义性，即意象就是以表达哲理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口头神话故事文本是民族先民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特殊话语系统语境中，在抽象思维的直接参与下，寓情理于其中的产物，因此，无论是文本中的具体意象、母题、情节、形象，都处处充盈着情、理、意的因子，可谓“寓意于文”的典范形态。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③在民间文学中借助《周易》中的这一解释，把圣人理解为民族创造神话的先民，将民族口头文学文本整体作为“意象”，正可合理把握寓意之说。

二、“寓意说”观照下的鄂温克族熊生人、人熊关系神话分析

鄂温克族动物生人的神话正是鄂温克先民在对于自然与本民族关系思考中创造的。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也正是在鄂温克民族生存中，把对于民族生息繁衍中的抽象的伦理道德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用口头神话的外衣有意识的寓意化，将民族命运与自然相融合的过程中诞生的。通常情况下，民间文学中的熊被各个民族塑造成残暴、野蛮食人或憨厚笨拙的形象，但鄂温克族神话中，熊却被视为懂得人情世故，有情有义的图腾形象，甚至鄂温克人认为熊是鄂温克民族的祖先。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对于鄂温克族人熊关系的叙述，几乎都有丰富的熊是鄂温克人的祖先、人与熊婚配从而创造了鄂温克人的故事情节。

下面我们从笔者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重新被当地人讲述的、情节相似的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以及作家文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关于人熊关系的神圣性叙事中，分析其产生的特定自然环境、人类生活习俗及心理愿景构成，从而来阐释其寓意。

第一则：有一天，森林中的一只母熊看见年轻、英俊的猎手古尔丹，便对他一见钟情，并被猎手超众的容貌、魁梧的身躯所吸引。从此，母熊每天都要来到古尔丹的住处，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给他收拾里里外外的东西。每当到了晚上，还要给他铺好狍皮被褥。最后，母熊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古尔丹，古尔丹跟母熊组成了家庭，开始了共同生活。过了几年，他们有两个孩子。不过，后来由于猎手跟母熊的生活感到无聊，就离开了母熊和两个孩子。猎手和母熊的那两个孩子后来成为森林中的两个英雄。④

第二则：很久很久以前，在兴安岭有个名叫毛尔汗的猎手。一天，毛尔汗进山打猎见一个老人被黑熊扑倒，他便与黑熊搏斗，老人得救了，自己反被打昏。黑熊将昏死的毛尔汗拖回山洞，用巨石把洞口堵住，等毛尔汗醒来后便与他生活。后来黑熊生下了一双儿女，浑身黑毛。她怕毛尔汗逃走就寸步不离的看着他。儿女长大后，毛尔汗领他们在山中玩，母熊才放松了戒心。一天毛尔汗见山下河里有条船，便乘船逃走。母熊发现追来，见毛尔汗远去悲惨地喊叫，气得把儿女撕成两半。一半留在自己身边继续是熊，另一半就跟着毛尔汗回去成为了鄂温克人的祖先。⑤

两则神话情节基本相同，按照情节可以将第一则神话划分为“森林中猎人与母熊相遇-母熊恋人-人熊婚姻生育-人弃熊-后代英雄”。第二则为“搏斗救人-母熊恋人-人熊婚姻生育-人弃熊-后代成为民族始祖”。两则神话都体现了动物恋人和人与动物婚姻生人的情节，不同的是，第二则神话中人与母熊是在母熊要吃老人的搏斗中相遇，最后母熊将自己的孩子撕成两半。并且两则神话中都有“人弃熊”这一情节，这充分说明即使鄂温克人将熊视为自己的祖先，但是在其思想中仍然将熊看作是与人类不同的异类，仍然是自然界中具有残暴本性的低级动物。同时，两则民间文学神话又分别表现了母熊的情感欲望、生育本能以及渴望安定生活和谐家庭的心理因素，使熊的形象具有人格化的魅力，体现出万物有灵的动物崇拜。

鄂温克族先民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中，因生存需要渐渐分离出三个部落：索伦、雅库特和通古斯鄂温克，无论哪个部落都与自然相依相和，都依自然条件生息繁衍。鄂温克族熊生人的神话正是先民对自然敬畏并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寓意化表现。以在森林与草原中狩猎、放牧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的鄂温克人，避免不了与熊的接触。熊因为人类活动而受到影响，人类活动因此打破了自然界动物生存的原有规律，人也因为熊的出现而面临危险，熊伤人、人猎熊的事件自然屡见不鲜。受当时民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限制，鄂温克人无法用更为合适的方法来科学定义人与自然界特别是以熊为代表的自然界中的猛兽的相处之道，因此，以万物有灵视角观察自然与人类生活的思维模式应运而生。例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在一个神圣的风葬仪式之后会分食熊肉，但是“吃熊肉的时候，是不可以乱扔熊骨的。”有的甚至要把熊骨在特定的地点摆成一定的形状。在这种思维模式中，鄂温克族先民认为熊是有情感并亲昵的，它有灵魂、有思维，可以与人类和谐相处，能融入人类的生活甚至与人类通婚，企图以这种方式来从心里上减少人类对熊的恐惧，降低熊对人类生活的威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人类的这种心理图式做了这样的叙述：“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了罪，上天才把它變成兽，用四条腿走路。不过有的时候，它仍能做出人的样子，直着身子走路。”这种思维模式在当下看起来可能是滑稽荒诞的，但在当时的生产力与认知水平下，在鄂温克族先民找寻内心对于幸福平安生活追求的寄托背景下，熊生人母题口头神话的作用是无穷的。它是鄂温克人从容不迫面对自然动物威胁的精神救赎，它让鄂温克族先民内心坦然，能与鬼神对峙，敢与苍天争雄。不是任何的动物都能被鄂温克族先民所敬畏崇拜，只有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动物才能进入鄂温克民族神话当中。在民族自我认同中，鄂温克人认为自己是人和熊结合生育的孩子，熊就不会伤害他们，于是熊生人神话成为了鄂温克族先民内在恐惧与渴望情愫的释放，更是在认知水平有限的基础上有利于部族稳定，安抚人心最为恰当的契机。在熊生人神话口头文学样式的讲述与传承中，他们变得勇敢，他们的内心因此而充满了勇气的力量。这种情感哲理寓意于神话文本，使其自然具有强大的民族魅力。

另一方面，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具有鄂温克族先民对于寓“赎罪”之意于其中的形态。从寓意说的角度讲，鄂温克族先民认为熊是有灵魂的，他们将熊视为本民族的始祖，将之摆在一个无比高尚的位置，是为了化解熊与人杀戮中熊的怒气，达到“祈福、驱灾、避祸”的效果。民间文学的两则神话故事中，都把熊刻画为生育人类的形象，一则生育了草原中的英雄，一则生育了民族的始祖。而且《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萨满为熊的躯体进行风葬、为熊的灵魂进行超度时称其为“熊祖母”，把熊视为自己的长辈并在风葬仪式上唱到：“你倒下了，就美美地睡吧”“我们把你的眼睛，虔诚地放在树间，就像摆放一盏神灯”。可以看出，鄂温克人在内心深处把熊与人的关系拉近并高度神圣化，企图让熊不再愤怒，与人类和谐相处。但是，鄂温克族先民又是食熊的，在猎熊的过程中仍然会有冲突与对抗，难免还是会流血的，在人类面前，熊仍然是弱势的，因此在这种既复杂又紧张的关系中，人类希望熊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通过熊生人神话及相关的祭祀仪式等方式，来安慰熊的灵魂，平息它们的愤怒。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上述两则民间文学神话中都可以看出，人类与熊对抗搏斗，却可以与熊同居生活；人类与熊异种，却可以被熊的行为所感动；人类可以跟熊生育，却不愿意与熊保持长久的婚姻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女人与一只熊相遇，并逐渐熟悉接近，后来这个女人生下了与熊相似的几个孩子，把孩子养大后，她又回到熊那里。临行前留下话：三年内不要杀熊，那样做就等于杀死我。但是孩子们还是违背了母亲的告诫，第三年头上杀死了一只熊，当剖开熊腹时，竟看到那女人的乳房在里面”。《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与熊的故事正是人与熊之间的爱恨矛盾关系相互交杂的结合体。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的一生的所有大事件都与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为了能获得上好的熊胆，父亲找到熊‘蹲仓的树洞后，用一根桦木杆挑逗它，把冬眠的熊激怒，才举起猎枪打死它。熊发怒的时候胆汁旺盛，熊胆就会饱满。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圆润的熊胆，还有我”。“我”是伴随着熊的死亡而出生的，或者可以说，是熊的死亡把它的灵魂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拥有了熊的灵魂，拥有了熊的胆量和气魄，以熊的姿态代替熊生活在人间，于是“我”才能成为酋长的女人。由于黑熊的追逐，狼狈的“我”在“靠老宝”里和拉吉达相识，它把幸福带到了“我”的身边；但是“我”的第二个丈夫瓦羅加也被黑熊撕碎而置于死地。“它是我幸福的源头，也是我幸福的终点。”

所以鄂温克族先民对熊的情感是又爱又恨的，既敬畏崇拜又充斥着杀戮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结构十分复杂，将之寓于民间文学的口头传统，就出现了鄂温克族熊生人的神话。

三、结语

以上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角度，对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的内涵、情节、形象和价值作用等问题作内涵意蕴分析，我们就更深刻理解了寓意说“寓情于文”“寓理于文”“寓意于文”的深刻内涵。鄂温克族熊生人神话是民族先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知表现，将渴望、恐惧、期盼、无奈等系列心理因素寓于其中的口头文本。加之民族独特的奇妙幻想，结合当时语境，熊生人神话在鄂温克族中间广为流传，并成为鄂温克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正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驱动力，帮助鄂温克族先民获得勇敢，获得慰藉。

“寓意说”这种文学理论，在民间少数民族神话故事的讲述和流传中，并不会显而易见地被民间百姓察觉，然而，正确理解“寓意说”，并用其理论内涵对少数民族神话故事作分析，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者应该引起重视的重要理论方法。今天，我们必须以超越时空的历史视域去把握这些少数民族神话产生之初的寓意，对其进行情节、形象的寓意分析，才能正确认识民族神话在彼情彼景中独特的内涵价值，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对这些民族民间瑰宝的有内涵价值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

注释：

①课题名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学抢救性整理与研究”（课题编号：18ZDA269）

②《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童庆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29页。

③《周易·系辞》，见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91页。

④《人口较少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与内涵探析——以鄂温克族神话为例》，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35卷，132页。〔文章编号〕1005-8575（2008）02-0130-05。该神话在2019年2月田野调查中重新在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被敖嫩老人讲述，情节基本不变，笔者收集整理。

⑤《鄂温克族文学》，黄任远、黄定天、白杉、杨治经，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