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十大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经讨论，并用多种方式征求读者意见，再经张少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少雄（上海大学教授、博导）等十多位专家学者评议，推出“十位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廖仲恺 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廖仲恺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4年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的怂恿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 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从1936年4月到12月，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 共产党的知己

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书赠瞿秋白的对联，可见两人之间友谊深厚。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 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

1945年，黄炎培等人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霍英东 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霍英东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何贤 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有“澳门王”之誉，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1954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 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36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西安事变”发生5天后，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有关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 他是一个象征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唯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 “纸老虎女士”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她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 告诉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广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实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2005年，库恩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库恩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但他并不认可这个称谓。他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文／芦 垚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