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次送别

☉一 念

为两位老人办好的遗体捐赠证书

为老人收集心愿

2016年9月，大一开学，老师在课堂上询问大家的报考志愿。问到“哪位同学不是被调剂的”时，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举了手。这个似乎不太被重视的专业，是社会工作——在社区、医院、戒毒机构、残疾爱心社，帮助陷入困境的人解决问题，辅助他们回归社会。

有爱心，帮助人，还有收入，听起来不错。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一口气把6个第一志愿都选成“社会工作”。苦等两个月后，一封录取通知书邮到了家。9月已褪去难耐的热气，我和爷爷奶奶道别后，从行李箱中掏出奶奶硬塞进来的8个馒头，兴冲冲地背上大包小包，搭上开往苏州的绿皮火车。

校园生活平淡无奇，教室、图书馆和寝室三点一线，按部就班。转眼就到了大三专业实习的时候。学校可供实习的单位全都满员，于是我报名去了上海一家儿科医院血液科。每周五放学后我乘地铁、公交，再搭一班动车，每趟来回需要四五个小时。

第一次推开血液科的大门，我就闻到一股浓烈而持久的消毒水味。狭窄的走廊上放满了病床，许多小朋友躺在病床上输液，一动不动地看动画片。“啊——”突然，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直抵我的耳膜，我立即循声跑过去。只见小女孩正在病床上使劲儿翻滚，正被身旁几个大人死死摁着。大人哄道：“甜甜乖，医生说了不能乱动，一会儿就好了啊。”

“小朋友怎么了呀？”我走过去蹲下，握着她的小手。“刚做完穿刺，每次她都疼得哇哇叫，可是也没办法啊。”甜甜妈妈边说边抹去眼角的泪水。后来，我和甜甜慢慢熟悉了，我们一起玩芭比娃娃、过家家。有一回我临走时她说：“你要是我亲姐姐就好啦！”我笑了笑，答应每周都来陪她。

大概一个月后，又到了周五，还没放学就下起了暴雨，拗不过体内懒惰的基因，我自我安慰道：一周不去医院也不碍事儿。于是在本该出现的那周，我缺席了。

一周过后，我推开病区大门，正好一个病人被火急火燎地推过来，径直进了抢救室。我心里突然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赶紧向小甜甜的病房跑去。刚到门口，我就看见空荡荡的白色被子落寞地蜷缩成一团，小小的玩具正等着她的小主人。

分针又挪动了3圈，医生才出来。他走到甜甜父母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崩溃的哀号瞬间响彻整个病区。那一刻，一种强烈的懊恼将我淹没：“要是上周按时赶来，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我拖着僵硬的身体爬上公交，再也忍不住了，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

督导知道我的内疚和郁郁寡欢，告诉我甜甜本来在禁食期间，爷爷不忍心看娃挨饿，就喂了她一口炒饭，所以才……然而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始终沉甸甸的，我无法相信死神就这么轻易地把可爱的宝贝带走了。

2019年，我来到上海读研究生，在众多的实习单位中又选择了医院的安宁病房。

临近毕业时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每天刷屏，大家纷纷努力奔向精彩的未来。我滚动鼠标，漫无目的地浏览着网页，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家社区医院正在招社工，于是投去简历。3天后，我收到面试通知。一个月后，我又穿上白大褂，回到安宁病房。每天清晨，我骑着单车，迎着一路的朝阳和绿树，去陪伴一些人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窗外的喧嚣和病房的安静，像被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

与先前被父母簇拥着的小朋友不同，这里的老人大多独自躺着，床脚和桌子上堆着尿布、毛巾衣物和一袋袋水果。常年的放疗化疗早已把他们折腾得皮肤蜡黄、瘦骨嶙峋。

与二三级医院不同，社区的安宁病房配备了大量止痛药，专门用于缓解病人突然出现的剧烈疼痛。

安宁病房，似乎成了无力感的代名词。医生、护士、家属、病人，每个人都不说，却又扛着各自的无力感。

“这样半死不活吊着也是家人的拖累，还不如早点儿走了算了。”面对病人话语里的极度沮丧，我常常无语。我默默花了一个月时间去研究更有力的安慰话语，却发现最好的安慰是少说多听。他们需要在安静中宣泄，安静到无论多绝望都能被包容和承接。

“我的造口袋又脱落了，屎尿漏了一床，让护工忙活了一上午。”6床的刘婆婆小声说，显出无比内疚的神情。

“我们本意也不想给别人增加负担嘛，看得出您很为护工着想，要不一会儿我们送个小礼物给她？”我慢慢地顺着她的意思说，认真平复她话语里的微小情绪。

有一次，一位性格幽默的叔叔，因为肠梗阻禁食两个月，他说：“实在顶不住了，我就先去了，明年这时候给我送点儿酒就行。”我便应和着说：“行啊。”正好医生说下午来开两瓶安眠药，很快就不疼了，叔叔愣了一下，支吾着说：“老婆肯定不愿意……”说完，就翻身睡去了。

一边很沮丧，一边又被生的意志支撑着往前走，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常态。我也慢慢接纳了与无力感相处，试着想象把自己放进每一套病号服里，这样就能穿透语言表面，听到他们真实的心声。

2019年12月31日，我们准备了一堆小丑服和道具，在病房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元旦活动。平时老和妻子吵架的叔叔在大家的一阵起哄下，破天荒地拥抱了妻子，还在妻子脸上亲了一口。妻子激动得红了脸，不停“抱怨”道：“前40年干吗去了，早点儿这样不就好了？”妻子一边念叨着肾癌晚期、体重只剩90斤的丈夫，一边给他戴上了自己织的小红帽。

我们又来到一位身患胰腺癌的91岁爷爷的病床旁，拿着小话筒采访他有什么新年心愿。爷爷戴着氧气面罩，缓慢地坐起身，说：“我小时候家里穷，上学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全靠国家培养。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走了之后把遗体捐赠给国家。”一旁的老伴儿点头说，遗体捐赠把她也算进去。

元旦假期一结束，我就去相关机构为两位老人办手续，领材料的时候我心里一颤，也为自己领了一份。自那之后，我心中的无力感慢慢消失了，一直在带他们体验不同的新鲜好玩的事情，并乐此不疲。

春天我会去附近的花市买回一大束鲜花，带老人晒太阳、编花环；医院领养了一只小狗，下午3点我就带着输完液的老人和小狗玩；为以前唱苏州评弹的奶奶涂上口红，和场外志愿者连上视频，“走”到她心心念念的苏州河，那是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还有一次，我带大学生来探望老人，无意间瞥到一位老人枕边放着一个贴满胶布的收音机，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歌名。直觉告诉我，收音机的主人肯定有故事，聊过后，我才知道，这位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

第二天，我们就带着一份特别的礼物走到他的床前——他过去的战场故事被我们制作成一本生命影集。老人用干枯的双手颤抖地抚摸着自己身着军装的照片，激动地说道：“好啊，好啊……”一周后，老人离世了。

2020年9月，我被派去集中隔离点封闭工作一个月。任务结束后飞奔回病房，捐献遗体的爷爷、苏州河奶奶的床都空了。那一瞬间，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当我下定决心要更用心地陪伴这些老人时，却不知自己的奶奶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

2021年2月的一个清晨，奶奶起床晾衣服，突发脑出血栽倒了。抢救室外是爷爷一个人焦急踱步的身影。爷爷不想耽误我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隐瞒。等我知道时已经是两周后了。

我跟单位请了假，正收拾行李时电话铃响了，视频里是不停落泪的爷爷，奶奶的情况可能不太好了。那一刻我蒙了，拖着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就往机场奔，焦灼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儿。

飞机逐渐升空，胡乱飘荡的意识飞回过往。我7岁那年，父亲患肝炎去世，母亲改嫁，爷爷奶奶身旁只剩一个患有癫痫的小儿子；前年，奶奶骑三轮车被一辆汽车撞倒，我又在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忙着租房找工作。

这些年来，我好像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都因故缺席。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弥补，只是奶奶终究没能等到我回去尽孝。

火化那天，爷爷念叨着，奶奶还是享了福的，这些年我也算对得起她了。我看到爷爷眼角滑落的泪珠，听出他是在安慰我，不想让我太自责。

我陪伴了那么多人走到生命的最后，却唯独错过了亲人的临终时刻，我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原谅自己。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我回到医院辞掉有编制的工作，放下了所有荣誉。整理工作材料时，我发现上一位离去的病人，正好是我陪伴的第200位。

也许是因为做了临终关怀的工作，我才更加深知生命的意义。我不能再让年近80岁的爷爷，为患有癫痫的叔叔做饭穿衣。

一个月后，爷爷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轻微脑梗，住了院。我在一旁照顾时，熟悉的病房环境又让我想起曾陪伴过的那些老人，他们的笑脸、掌心的温度，我们一起录的视频，都历历在目。我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想法：为何不将那些一直温暖着我的故事写下来，去照亮更多人的内心呢？

于是，在安宁病房几千公里外的家乡，我开始写下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他们对疼痛的忍耐和生之意志、面对死亡难以言说的恐惧、来不及表达的爱和离别……我想每一个动人的故事里，都藏着他们给予世界的最后的善意，承载着他们真实走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