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文／占善钦

早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文／占善钦

早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因白色恐怖、战争动乱等，显得比较神秘，鲜为人知，但它对历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不断健全选举的组织结构

早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即指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因其都是在中共幼年时期进行的选举。这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间跨度为8年（从1921年到1928年），历经了党的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组织结构前后变动颇大。

综合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组成人员的增加。一大选举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机构；二大规定选举5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三大改为规定选举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四大维持三大的规定；到五大则开始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人数“由大会规定”，不再在党章中限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名额。第二，组成机构的健全。一大由于党的组织发展弱小，只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机构中央局；二大成立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并开始规定是党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关；三大规定在中央委员会中选举成立常务机构中央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四大开始规定中央委员会要推选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五大开始规定在中央委员会中选举成立中央政治局来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在中央政治局中再选举成立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从而开始设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将全党的领导决策工作和处理日常工作分开。这其中有很多制度被沿用至今。

逐步探索选举的方法制度

党在幼年时期，在对中央委员会选举方法制度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采取民主方式。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上，“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选出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一大代表刘仁静当时还投了李汉俊的票。“在开票时，当唱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脱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从而表现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可见，从一大开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就实行民主程序：无记名投票、自由选举、公开唱票、以得票多数公选领导人等。在以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党都继续保留和发扬了这种民主传统。例如在三大上，因代表人数已大幅增多，不宜再在整个代表范围内大规模选举，从而采取了提出候选名单进行表决的民主方式，“选举前，提出几个人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然后举手表决”。

在坚持民主方式的同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也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力量发展的需要，逐渐取消了一些过时的做法。例如，五大之前都是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这是因为一大至四大基本都是一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四大召开稍推迟了一点。而到五大，距离四大召开已有两年多。这时的党已不再是初创时的小党，而是有着全国影响的较大的党，仅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与会代表的选举都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革命形势复杂变幻、突发事件难以预料等等，在事实上很难做到一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五大取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的规定。再如，三大曾规定“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四大也规定“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按照此规定，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各个代表因地方不同，其选举的票数认定也不同。这反映了当时党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试图用这种方式保障各地代表尤其是党员人数较多地区的代表的权益。而到五大，就没有再作这样的规定，反映出这时党组织在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了改善。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选举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的，成立不久即加入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中共早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或多或少都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特点，对此要进行客观的评价。但是，一些学者夸大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影响，认为有操纵之嫌，这是不正确的。

在中共二大上，“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但因上海和北京的代表反对这个建议而未果。在三大上，马林在参加会议的笔记中对蔡和森很不满意，但蔡和森还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指导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他的工作作风有“宗派的意味”，“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

可见，共产国际对早期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起了指导作用，但还不能说是操纵，即使是六大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共产国际的主要作用是提出选举的原则方针，由大会讨论接受，而不能超越大会选举而直接指定。应该说，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都是大会代表选举的结果。当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也确实存在着消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