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

薛涌

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文理科之分，是我们“60后”读高中时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旧概念。想不到，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我们的思考方式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谓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个人感慨和情绪的发泄，像张文宏这样的理科生、医生、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人。

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面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有些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应对的结果并不理想。有些“硬核”技术并不强的国家，反而能取得相对的成功。为什么？因為对付新冠病毒，医学上没有针对性疗法，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软核”的社会治理手段，即隔离、“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

以美国为例，在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就会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取得突破。比如某种“神药”，现在被炒得火热，大家对其寄予的期望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20年前，西方就已经有人在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但人类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样，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借助14世纪黑死病流行时发明的社会管理手段——隔离。所以，有关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会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

所以，如何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耶鲁大学研究流行病史的学者弗兰克·斯诺登最近指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战争。斯诺登进一步指出，传染病和战争非常类似，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的成立。这次疫病流行，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发展？

当然，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性的落实手段。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加速了其转化过程。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能随时掌握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并获得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

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快递业、远程服务（包括教育）、自动化……这些都会随着疫病暴发而加速发展。

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编程、计算机科学、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近几年来，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数据分析、统计、计算机等。但是，5年、10年后该怎么办？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虽然这种手段5年左右必须更新），还要具备一种可以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须做到的不仅仅是听别人吩咐（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方便生活的东西。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先不论经济学，一般的社会科学，很少有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这次疫情中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不管你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流行病学家，依靠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确实会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互联网上，那里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你每年都可以通过不停地学习更新技能。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从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公司的工程师，读完雕塑专业的硕士后他再没有读过任何学位。这种“左道旁门”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

（贺 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5期，毕力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