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的背后

黄炎宁

从视觉冲击、情感动员、环保科普，到用政策和法理解读，国人的神经可能从来没有为垃圾绷得这么紧过。

“你是什么垃圾”

“耐人寻味的是，在21世纪，镜头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然而镜头很少对准我们食物的来源和能源的出处，以及我们制造的垃圾的去向……我们活在一种幻象里，感觉我们产生的所有废物——从排泄物、垃圾到有害废弃物，都可以凭空消失，就像我们冲马桶那样轻易。”《现实泡沫》的作者奇亚·汤汉说。在各种关于垃圾分类的网络段子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充当志愿者的上海阿姨对前来扔垃圾的年轻人的询问：“你（扔的）是什么垃圾？”该问句与互联网文化的自嘲精神完美契合，于是被上升为“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另一个是按照上海市目前推行的垃圾分类准则，处理没喝完的珍珠奶茶。正确的步骤为：先撕下封口的塑料膜，倒出珍珠和其他液体残渣（归为湿垃圾），然后将塑料膜和吸管投入干垃圾桶，最后把塑料杯洗净作为可回收垃圾。这一系列操作让不少人直呼麻烦，于是大家开玩笑说，以后在上海连珍珠奶茶都不敢喝了。

可问题是，倒推一下，一杯珍珠奶茶就是这样一步步打包完成的：取塑料杯，加奶茶，加“珍珠”，加糖，封口，插吸管，套塑料袋……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类迫使我们去正视商品的生产和包装过程、物质构成，以及与之对应的处理方式，而这正是我们很不习惯去做的一件事。这个时代的座右铭是“活在当下”——无须纠结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只需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也许是一杯珍珠奶茶，也许是一份外卖，也许是一部“爱疯”（苹果手机）。然而“垃圾分类”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我们拉回时间的三维当中，这样说来，它的确是“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

记得我从英国完成学业动身回国前夕，曾为处理一批电子垃圾大伤脑筋。英国的垃圾回收政策规定，废电脑和废手机之类的电子垃圾必须交给居住地所在的地方管委会处理，并投入指定的回收中心。而且，还需携带住址证明才能投放电子垃圾。然而，回国前手忙脚乱的我觉得特地去打印住址证明太过麻烦，而且回收中心离我家也不近。于是，我带着一箱废电脑、扫描仪等电子垃圾来到学校，心想可以交给学校的回收中心。然而，回收中心的工作人员询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后，拒收了我的东西。他们说要交回院系，之后统一时间上门收走。于是兜兜转转，我最终汗流浃背地把一箱电子垃圾交给了学院的博士生管理秘书。这是我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电子垃圾丢弃经历。繁复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电子产品物质构成的特殊性和有害性，也让我开始倍加珍视当下拥有的每一台电子设备。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毕利格曾指出，消费主义的愉悦建立在人们对商品生产过程的集体遗忘之上;令人感到不适的生产过程往往被产品的标价和各种酷炫的产品宣传所遮蔽。在我看来，消费主义的集体遗忘也包括我们对商品成为废品后流向何方的不管不顾。看似烦琐的垃圾分类也许是个开始，它让丢弃不再那么轻易，进而也就能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件商品都是人力和物力的结晶，亦会对我们的物质环境产生实际的影响。鼓励人们反思不计后果的消费方式，并减少此类消费，应该是垃圾分类政策的最终落脚点。

但问题是，人们有闲工夫思考这些问题吗？

环保的社会分层与背后的绿色正义

“老板，我不需要塑料袋，我想更环保些，关心一下地球。”

“哦，你这想法很好呀，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

“我就不这么想。我连饭都吃不饱，还关心什么地球。”

以上这段对话来自我在英国的一次买菜经历，它指向的是环保行动的社会分层问题。我有奖学金资助，衣食无忧，学业之余也有精力了解全球的气候变化和污染问题。但对那些终日为生计奔波的贫困人群而言，环保问题可能就显得非常遥远。这并非意味着环保就该远离这些所谓的社会“底层”人群。全球环保运动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绿色正义”。它的核心命题是：气候变暖、垃圾泛滥等环境问题对穷人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负面影响，要比对富人和发达国家的大得多。因此，环保并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

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感谢降雨》，主人公基西卢是肯尼亚的一个农民。他目睹自己的村庄因气候变化而遭遇连年的干旱和土地荒漠化。村民为了生计，只得砍伐更多的树木，造成当地环境的恶性循环。基西卢决心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他不仅发动村民停止伐树，还尝试进行生态种植，成了一名二氧化碳减排的行动主义者，在巴黎气候大会这样的国际场合诉说肯尼亚农民的生活经历。这个故事一方面表明，所谓穷人的环保意识绝非没有觉醒的可能;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更加开放的对话平台该如何实现。

在中国语境下，政策制定和执行者除了推广环保理念，更需了解来自不同阶层、职业和地区的人们是如何参与或是拒绝参与环保行动的，了解他们各自面临的生活困难，而非一刀切地对垃圾分类、燃烧秸秆等问题进行罚款。

从环卫工、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到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这些都市“隐形人”的想法和命运，都是我国全面推行各项环保措施不可绕开的考量要素。

同样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的是各地区在环境问题上不平等的可见度。十几年前广州、厦门等大城市由白领组织的反垃圾焚烧厂和PX化工厂抗议，虽然体现了市民和市政府间良性的博弈和协商，但我们也需要拷问，这类被大城市拒绝的化工厂和焚烧厂最终在哪里选址？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居民是否会成为发达地区环保举措的牺牲品？

回归社群，超越“单向度的人”

绿色正义也和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过程中，与会代表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限额争得不可开交。发达国家把二氧化碳超标的矛头指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也有西方的有识之士反思，英美等国既然已完成了工业化，也就完成了对地球“不可避免的污染”（这些污染如今依然持续影响着地球），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二氧化碳减排的义务。

这样的反思也适用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也早已位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远超巴西和印度。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可比肩甚至超过西方，城市居民享受着极为便利和高能耗的生活，浸淫于私家车、外卖、网购和各种电子产品构成的美丽新世界中。相应地，我们也有义务充当环保行动的急先锋。

我数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呼吁，为了控制垃圾的产生，应当减少网购、外卖和电子产品的更新频率。一些学经济的朋友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担心消费欲下降会令中國经济增速放缓，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还有人指出，如果大家的消费越来越少，到头来失业的将是电子产品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有外卖和快递小哥等。我承认这些都是切合实际的思考，但也想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虽看似文化昌明，却压制了人们的否定和批判性思维，使得我们不再想象或追求与既有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过去30多年，GDP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与此对应，追求更加快捷和便利的生活似乎早已成为单向度的国民追求。为了地球和子孙的未来，我们是否该适当地放缓经济发展的脚步，去思考一味地求新求快会付出怎样的环境代价？

当下推行垃圾分类的难度在于，人们花了不少力气去做这件事，但获得的好处是社会公益性的，暂且看不见，也享受不到。这样不相称的投入与回报令许多习惯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人感到陌生。

环保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场的。比如，雇人刷碗的成本要比使用一次性餐具大得多，因此许多餐饮经营者选择了后者。对环境这样的公共利益而言，市场调控多数时候是失灵的。因此，毋庸置疑，环保一方面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另一方面，关于减少消费和抵制消费主义的讨论，哪怕理论上可能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把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我们个体的欲望联系起来，这是打破“单向度的人”必须具备的舆论基础。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政府执行更为严格的限塑令才不致招来人们“这也太不方便了”的拒斥和不解。

我们太需要反思自己的“方便”会给他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不便”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口号何时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