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与自负

离原 王选

实际上，福岛核电站事故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日本法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被预演，只是日本政府和电力企业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

1973年，日本爱媛县伊方居民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对原子炉最坏的情况——炉芯熔化的可能性给出一个说法。官司从地方法院打起，一直打到日本最高法院。

爱媛县伊方建核电站之初，当地的居民就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必须放弃捕鱼生涯，给核电站让出地盘。在反对声中，当地政府与电力企业达成协议，核电站开建。

在法庭上，伊方居民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核电是不是安全的？”政府方面动员了一大批推进核电发展的核心人物出庭作证，全国的报纸都在讲核电的安全性，电力企业花大价钱为核电做广告，暗地里出钱收买原告放弃诉讼。

原告方是一群不懂核知识的百姓，在一次关于伊方是否在地震断层上、地震是否会引发核电安全事故的法庭辩论上，政府方面的证人赵启说，政府的原子炉安全审查测定书没有提到伊方在地震断层上。日本研究地震第一人松田时彦指出政府证人在撒谎，因为他们早已将伊方附近的地震断层报告上交给了政府。

“让我们来帮助你们。”一些科学研究者加入诉讼为原告作证，从而使伊方诉讼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大诉讼。诉讼历时19年，关于核电是否安全的辩论也进行了19年。

原告辩护团长：最坏的事态是炉内核芯熔化，难道不会发生核泄漏吗？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也有可能会变热，但可以注水降温。

原告辩护团长：如果制动设备不起作用了怎么办？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水泵动不起来的发生概率是万分之一。

原告辩护团长：即使百万分之一也不是零。

东京大学教授藤本一阳作证：制动设备是有可能失灵的，注水设备不起作用也是有可能的，从科学上讲是不可能做到不发生这样的事故的。

今天看来，当年法庭辩论的几个关键环节都在福岛接连成为现实：停电—燃料棒发热—注水—熔毁—泄漏。然而诉讼最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

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核电反应堆标准，日本依据这个标准设立了本国标准。在日本通产省前官员岛村武久的录音里，记录了日本如何削足适履，改美国标准为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规定，核电站选址必须是“低人口地带”，一旦发生事故可以有空间扩散辐射，以减少对人群的危害。

——在面积狭小的日本想实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们只能提高安全标准，尽可能不发生事故。

——为了有利于建设，可以向老百姓多说安全性，多说核电可能给当地生活带来的好处。

美国标准要求建立避难区。

——日本找不到建避难场这样的地方。

——如果标准里放入避难这个词，那就会有人问，这样的东西还要建它干什么？无法面对众人的质疑。

——为了有利于建设，就说这个东西是根本不会有事故的，以此为前提开始建设。

录音里的这些人，都是日本当年核电建设的核心人物，来自政府、商界和研究领域。

日本再建基金會主席、政府独立事故调查委员会负责人船桥洋一于2012年3月19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一些利益团体为了获得人们对核能的广泛支持而对其大肆鼓吹，我们的核工业因此陷入了‘绝对安全的扭曲神话。”

这种安全神话讲久了，连编造神话的人都相信它是真的了。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核电灾难。1987年到1992年，日本核能安全委员会开始讨论严重事故的对策。国家安全委员会、通产省科技厅和电力公司参与了讨论，但话语权基本为电力公司所控制。因为用来讨论的数字全部都是电力公司提供的，其他两方拿不出与之对抗的有力数据，经过5年的讨论之后，决定对严重事故处理对策国家不做规定，而企业要自觉感觉到自己的安全责任，并认为，目前的日本对严重事故的安全对策已经充足。

而对于企业来说，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要花多少钱制定事故对策也不是很清楚。东京电力第一核电站的笛木谦右说，会不会发生事故不知道，但若要花几百亿，这样的事很难办。

“从本质上说，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监管者假装在监管，核能企业假装受到了监管。”船桥洋一称之为安全的“空洞性结构”。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便是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建设。原始的福岛海岸有高达35米的崖壁，如果电站建在上面，福岛核电站会躲过此次13米的海啸。但当年为了节约建设成本，东电将崖壁硬生生削去了25米——当年引进的美国设备如放在35米的高处，不符合设备建设标准，而如果让美国修改设计，又要花一大笔钱。于是，东电选择了少花钱将就美国设计的做法。

东京电力原副社长丰田正敏说，当时想的就是成本，电力公司的压力很大，一定要降低成本，一定要比其他的方式便宜。

隐患的种子就这样埋下。

（石瑛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