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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32年的铁锹

时间:2024-05-04

朱玉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并影响深重的国家。

汶川地震前半年,中国地震局发布了《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

规划说,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但20世纪全球大陆35%的7.0级以上地震发生在中国;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120万人,中国占59万人,居各国之首。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位于地震烈度VI度以上区域;50%的国土面积位于VII度以上的地震高烈度区域,其中包括23个省会城市和2/3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地震的特点是,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灾害损失严重。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

但是,谁又敢拍着胸膛说,作为世界上灾难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有着一流——不,哪怕是二流的防灾装备?

反而,作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挣扎了5000多年的民族,一个经常面对灾难的民族,我们好像对灾难司空见惯,对防灾麻木不仁。

国际防灾界曾经有一个“怪圈理论”:地震造成惨重损失,震后人们积极预防,但地震“重复发生的周期”要比人们“耐心等待的时间”长得多。这样,人们的预防意识逐渐松懈,待到地震再次来临,又回到“无准备”状态,再次造成惨重损失。

其实,无防备的灾难所造成的损失,比起人们为防备所支付的成本,要高得多!

成立于2001年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是中国最好的救援队,它的成立,一波三折。

最初,很多人觉得成立这个队,要花很多钱,却没太大必要,以至于准备设立它的医疗队时,北京市的很多大医院不愿意应答。

武警总医院具备超前的眼光,积极响应,要求将这个医疗队设在自己的医院中。这个医院的一部分大夫和护士,无灾时在医院正常工作,有灾时随时出去救灾。从此,中国的灾难救援医学有了新的里程碑。

中国国际救援队自成立后,共参加了国内外10次大型灾难救援,其中包括发生在2005年的印尼海啸、2008年的汶川地震。

到了汶川地震时,没有人再说救援队有无存在的必要,大家翘首以待,盼望着它的到来。

事实证明,专业的救援隊伍、消防队伍,其救援理念、技术水平、装备,是一般的救灾队伍无法相比的。

中国国际救援队装备了一批国际上先进的救援设备,其中六大设备堪称王牌:

光学声波探测仪。又称“蛇眼”,是利用光反射来进行生命探测的。仪器前面有细小的探头,可深入极微小的缝隙探测,类似于摄像仪器。救援队员将探头放入需要探测的地方后,探头可360度旋转,而救援队员利用观察器就可以把探头探测到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声波探测仪。利用声音的震动搜救遇难者,仪器的灵敏度非常高,只要幸存者发出微小的声音,声波探测仪就可以探测到。所以即使是被埋在瓦砾中的遇险者已经不能说话,但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发出微弱的声响,声波探测仪就能够及时捕捉到。

红外线探测仪。夜晚照明不足是影响救援工作及时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赢得更多的救援时间,科学家充分利用红外线的反射,在黑暗中靠温度来探测事故现场还有没有生命存在。

液压钳。紧急救援队员们随身携带的液压钳,体积不过普通钳子大小,但是由于应用了液压原理,一把液压钳能把倒塌房屋中纵横交错的钢筋一根根剪断,为营救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救援队员们还随身带有月球灯,两个月球灯就能照亮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

在紧急救援队员随身携带的工具袋中,有一只不过1米见方的气袋,它的威力可以把楼板抬起,将钢筋顶弯。由于救援工作一般作业空间比较狭小,因而所有营救工具都很小巧。这个小小的气袋能够顶起68吨的重物!

以往救援队员们对夹在两层楼板之间的遇险者无从下手营救,现在可以用气袋将楼板顶开,将受伤者营救出来。

云南省救援队,在汶川地震时,显示了过人的救灾理念。行内的人说,云南省救援队在北川搜救过程中,搜完一片区域,就在这片区域的明显处画上一个圆圈,在圆圈内打叉,还写着:此处已由我队搜过,没有幸存者。另外,还要标上时间和队伍名称。不能小看这个圆圈,这是以自己队伍的名誉担保,告诉别人此处已无生命迹象,后来的队伍就不用再费力了。

一个圆圈,节省了多少时间!

唐山大地震,距今32年。这个城市遭遇的直下型地震,一下子从我们身边带走了24万人的生命。

在当年《人民日报》发出的3张救援大军奔赴灾区的图片中,可以看到,疾跑着冲进唐山的救灾部队,是徒手行军的。至多手里拿个铁锹。

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说,当时没有工具,部队看着沉重的楼板,只好用手扒。大型机械是震后十天左右才开进唐山的,进入的时间,对于救人已经太晚。

后来他们发现,除了大型机械外,最有用的工具,不是铁锹,而是那些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钢筋。救人者把它们集成一束,做成了耙子,手持这种耙子,一下一下,可以扒开砖头瓦块。

32年过去了,在汶川地震中,大部分救人者用的还是铁锹和手。

再看看汶川震后的救灾帐篷。

我国的救灾帐篷,1000多元一顶;国外进口的,四五千元一顶。单从价格比较,我国的帐篷有绝对优势。但是,我们的帐篷,外面温度35摄氏度,里面40摄氏度,只能暂蔽风雨;国外的帐篷,防大雨,防晒保温,考虑到了功能的舒适。

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相比可谓翻天覆地,而中国最基本的防灾用品,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2008年已超过3000美元,但救灾水平,还停留在1000美元以下。

汶川地震后6天,邻国日本向我们捐赠了50台血液透析机。同是地震多发国家,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震后患有挤压综合征的大量伤员,面临肾功能衰竭的危险,对血液透析机和相关医护人员的需求陡然上升。在这批血液透析机到来之前,成都各医院,面对的是来自灾区的大量需透析人员和在旁边落泪的医护人员。设备不够,专业操作人员也不足。直到日本的透析机到达成都,卫生部才反应过来,急令北京各医院组织血透人员奔赴灾区。

再推后22个小时,由北京25家医院40名血透人员组成的第五批医疗队,到达了灾区,这是一批全部由血透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进入时间,已是震后第七天。

能把卫星发射上天的中国,防灾装备这根本该粗粗的弦,为什么这样细呢?

汶川地震后,最让防灾减灾人员称道的是,来自德国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

德国红十字会此次运往中国的是一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移动医院。医院运抵灾区后,就可马上边搭建边使用,待全部功能启用后,它具有相当于中国县级医院的规模。它设有1个门诊部和8个诊疗室及住院部,有手术室、产房、急诊室、放射室、化验室、实验室和藥房等,一般医院所应有的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功能它都具有。这所医院由25顶帐篷组成,每个帐篷的面积为3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它能提供120张住院床位,可同时接纳120名住院患者,并可向总计25万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为了能尽快向灾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德国还同时派来了一支包括医护人员、技术保障人员在内的10多名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的救援队。

在机场,装进机舱的不仅有医院的各种手术设备、药品、帐篷,还有3辆野营车、一台发电机、消毒洗衣机、水处理设备和冰箱等。这些装备可以保证这所医院的人员在无水、无电、无给养、无外援的恶劣条件下坚持两个星期。

安装一座这样的野战医院,只需要不到3天的时间。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箱子里,箱子分为不同颜色:绿色代表门诊部,红色代表住院部,黄色代表手术室。不同颜色的箱子按特定顺序堆在一起,只需要依照顺序打开安装。

这个设备齐全的野战医院,其电力全部由一部携带而来的发电机提供。

帐篷分为两层,隔热防雨,防阳光辐射。帐篷里的每张床头都对着一个窗户,病人可以决定是否打开。

手术室是一个充气帐篷,内部高压,保证外部空气中的不洁物不会进入;一共有50~60个小型简易马桶,病人使用后,马桶会自动将排泄物粉碎,导入一个塑料袋,统一送到环卫部门处理。

X光室帐篷,与其他帐篷保持较远距离,其X光机的辐射在3米之内就衰减,不会对远距离的人造成伤害。

不仅仅是设备,一些救助常识的普及也远远不够。

对于中国救援医学的创始人李宗浩来讲,心灵上最不能承受的是,唐山地震时,他见到了大批的截瘫病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避免截瘫的噩运。如果抢救及时,现场抢救得当,不需要更高深的技术,只要懂得怎样把伤员放在平整的木板上,尽量不要动,相当一部分截瘫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救援知识没有普及,很多病人因为救护不当而终生辗转于床榻之上。

在随后的30多年中,李宗浩潜心研究救援医学,成为中国救援医学的创始人。他写了一本《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些截瘫病人惊人的平静。汶川地震,没有到现场救援的李宗浩,在电视上看到了救人的情景——这个扳着肩膀,那个拖着腿,“怎么回事?”李宗浩几乎喊出来。

30多年过去了,救援时的场景还与当年的唐山几无差别!

(周一凡摘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5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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