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意味着什么？

冯绍雷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以及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一场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动正在拉开序幕。

关于乌克兰危机原因的争论

即使从西方世界的观点来看，关于这场危机原因的解说也是众说纷纭。

从较为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场危机的发生缘起于西方对俄罗斯战略的彻底失败，认为俄罗斯远非如原先所想象，可以通过提供帮助或者接触引导，使其改变立场，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麦凯恩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这一阵营的立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敌人。而从较为专业人员的立场来看，犹如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的观点，是长期以来美国的傲慢，导致了俄罗斯的反应过度；而乔治敦大学的安其拉·斯坦因教授则干脆认为现有美国对俄问题的决策团队中根本缺乏有关俄罗斯的必要知识，才会导致这样的失误。当然，还有更为离奇，但是未必没有来头的另一种视角的断言，就像美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所说，美国是压根儿搞错了对象，根本不应该把俄罗斯作为敌人，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

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人脉联系；苏联虽解体，但维持对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乃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第一要务。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已经一再突破底线，如戈尔巴乔夫所云，先是两德统一之后违背承诺加入北约，后是把东欧甚至波罗的海国家拉入北约和欧盟，现在又要在俄罗斯周边最关键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通过颜色革命实行分化瓦解，这接连不断的步步紧逼，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国民历史感情，以及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抱负所不能接受。

在我个人看来，既不能把乌克兰危机单单解释为是“内因”，也不能够将此简单解释成为“外因”这样一种说法。乌克兰局势变化源于国内、国外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动和复杂历史文化因素的相互交织。

从长时段的背景来看，至少值得关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能力虚弱，乃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原因。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在二十余年中出现了多次重大宪政变化。从表面上看来，乌克兰的宪政权力构架在总统主导和议会主导这两者之间大幅度摇摆，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长时期来难以稳定；实际上，每一次宪政权力的变动总是受到外部势力的深度干预，而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势力的疯狂寻租，则促使乌克兰腐败深重，以及民众大幅度丧失对政治家的信任。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不断折腾的背景之下，一个原本资源相当丰富、工业基础强劲、有一定制造能力的乌克兰经济，先是受“休克疗法”摆布，后是在一轮轮的“革命”影响下，最后使得乌克兰的经济成为政治动荡的“人质”。

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地处世界上最大的欧亚文明结合部这一特定历史地理位置。一方面，来自欧洲和东方文明的长期交融历史，形成了乌克兰绚烂夺目的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也使其长期以来受外部势力的深刻介入。不光因民族人种、语言宗教、历史上的政治归属等因素使得乌克兰内部高度分化，而且，西方与俄罗斯的拉锯拔河，成为乌克兰内部左右摇摆的直接缘由。

世纪之交以来，西方的扩张、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一边使得乌克兰呈内部分裂状态，另一边使得脆弱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重大裂痕。而新世纪“黄金十年”中俄罗斯的复苏和国力总体增长，以及普京大力倡导的强国精神，使得俄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一系列东西方关系中的妥协产物，如美俄战略武器谈判，受到了反导问题的严重干扰；原本作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粘合剂”的能源合作，也因为页岩气等新因素的出现产生动摇。因此，本可成为缓冲地带的乌克兰反而出现危机型爆发，此乃是“偶然之中有其必然性”。

乌克兰危机的四个发展阶段

有必要从乌克兰危机的演进路径来观察一下这次危机的特点。

第一波：2013年11月21 日俄—乌协议为何成为问题

从亚努科维奇2010年执政以后所奉行的路线来看，他算不得一个亲俄派。自2013年欧盟下定决心要把乌克兰作为联系成员国的谈判开始之后，亚努科维奇政府实际上还一直在大力宣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优越性”。然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诺给予有限财政支持同时，却威逼乌克兰政府对国内司法程序进行大幅度改革，其目的是让亚努科维奇释放政治死敌季莫申科。在既面临欧盟政治压力，同时又得不到财政支持，而亚努科维奇本人又面临大选将近的背景之下，他才不得不决定转向俄罗斯。

2013年11月21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协议，俄方同意提供150亿美元以购买乌克兰国债，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供应价降低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乌克兰中止与欧盟联系成员国问题的讨论。遗憾的是，亚努科维奇对于国家取向的这样急剧转换，未作任何说明和宣传。于是，乌克兰国内形势开始动荡。

第二波：基辅街头的暴乱和政局突变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2月中旬。

自2月初始，外部势力大幅度加强了对乌克兰国内事务的干预，这一类干预直接关联到了未来乌克兰政府成员的组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反对派的活动，特别是以“右翼成分”为代表的激进势力影响突然上升。与2004年“橙色革命”的时候相比，激进反对派立场更右倾，行为更暴力，并无固定首领，但行动高度迅速和具有组织力。随之，亚努科维奇阵营开始分化，不光地区党骨干开始反叛，寡头势力逐渐转向与反对派合作。2月18日独立广场出现暴乱，亚努科维奇本人一退再退，甚至当时普京还曾建议，不能从广场撤出维持秩序的警察，但是，亚努科维奇并没有接受。2月21日在法国、德国、波兰，包括俄罗斯见证之下，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签署协议，同意回到2004年宪法——乌克兰政局再一次从“总统议会制”转向“议会总统制”，成立过渡政府，并同意于2014年年底之前举行大选。

出人意料的变化是，2月21日协议达成后，“右翼成分”突然宣布，不赶走亚努科维奇，他们将以武装暴动相抗争。在此背景之下，议会立场完全倒戈，不光“弹劾”了当时一度消失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而且于2月22日议会通过乌克兰反对派宣布构成的新政权。季莫申科的幕僚图尔奇诺夫担任了临时总统，季莫申科的伙伴、祖国党的亚采纽克担任了新政府总理。2月21日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现已确认，2月18日独立广场暴动和几十名人员死伤，是反对派雇佣的狙击手，向当局警察和反对派自身这两方面同时开冷枪所造成；而且，这样的恶作剧居然3月中旬又在克里米亚重现。

第三波：克里米亚动荡和归并于俄罗斯

2月22日政变之后，乌克兰局势没有得到平息，一方面右翼极端分子发出种族主义的威胁，西方媒体上曾广为报道乌克兰右翼分子“誓死要与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血战到底”；议会开始通过立法限制使用俄语。同时，在东部和南部出现广泛的抗议和要求独立的浪潮。3月初，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同意出兵乌克兰。据克里米亚官方数据统计，3月16日克里米亚居民以96.6%的高票通过克里米亚归并于俄罗斯的全名公决。普京于3月18日高调回应，并在议会做了令俄精英士气大振的讲演之后，当场签署克里米亚入俄条约。

第四波：对俄制裁和乌克兰走向提前大选

克里米亚的入俄激起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一片制裁之声。但是，从中短期看来，制裁并不能够给俄罗斯带来致命性的伤害。除了能源之外，高度自立的俄罗斯有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和余地。然而，如果西方下决心以制造能源价格下滑方式打压俄罗斯，看来，结果也只会造成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两败俱伤。俄美之间的货币战有可能浮出水面，但是，即使卢布处于弱势地位，俄罗斯也还有通过拒绝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来反制美国的工具。包括，一旦西方停止与俄的军事合作，但是天文数字对俄军售毕竟对西欧还有着巨大吸引力。如今的世界，还真是如此地相互依存。

乌克兰5月25日大选来临之前，无论是乌克兰国内各派，还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都有着异常激烈的竞争。虽然，奥巴马和普京之间通过热线已经就乌克兰宪政改革展开了沟通与辩论，但是，乌克兰的精英缺失和政局不稳，连季莫申科都希望推迟大选的时间。5月25日之前，乌克兰东部地区此起彼伏要求独立的呼声会连绵不断，这会使大选前的搏杀大大增加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整个过程看：第一，乌克兰危机中的极端化、激进化成分有所抬升；第二，内部和外部因素交替成为制约局势的关键；第三，事态牵涉面之广泛、背景之扑朔迷离为前所未有；第四，2月21日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在西方大国见证之下的协议未被执行成为一个核心事件；第五，俄罗斯决然反弹打破了冷战后大国政治的既有范式。

关于乌克兰未来的走向

布热津斯基曾在2月下旬形势急剧变化之下，提出过一个关于乌克兰“芬兰化”的建议。其内容包括：乌克兰可以像芬兰一样，采取实质上的中立政策，政治上可以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经济上可以加入欧盟、也可以和俄罗斯建立紧密合作，但是军事上不加入北约。鉴于俄乌与俄芬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这一考量未必会被俄方接受；同时，在俄罗斯已经明确接受克里米亚加入的背景之下，西方也未必仅限于乌克兰中立的立场考量，特别是乌克兰本身将会更加急切地要求得到西方的军事支持，乃至于提出加盟。但是从长远看，类似于“中立化”的考量还不失为一个思考问题的起点。

普京总统私人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曾经提出过乌克兰“联邦化”的主张，认为乌克兰可以改变目前的“单一制”，而通过“联邦制”的构建，真正赋予地方自治和自主权力，使其能够在面向各方的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度。显然，作为普京“欧亚经济联盟”主要设计者的格拉济耶夫，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国内政治结构的地方选择多样化，来逐渐适应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张。格氏建议问世之后，当时作为乌克兰反对派领袖的亚采纽克并不同意，当下的克里米亚局势的激化也未必会使各方把联邦制问题置于谈判桌上。但是，鉴于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异，从中长期看，“联邦制”也会是一个难以规避的政治选项。

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抗争是否会导致冷战，看来暂时还不具备重回冷战的所有要素，特别是俄罗斯已经不具有当年全面与美国抗争的实力。世界政治也未必会走向“文明的冲突”。但是，东西方之间的局部“文明间冲突”，以及类似于俄乌之间“文明内部的冲突”，看来还是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最为重要的挑战，可能还在于克里米亚的危机暴露了现有国际机制及基本国际规范还尚不足以有力解决当下纷争的弊端。看来，这一切还有待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同不懈努力，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