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直寻说”

时间：2024-05-04

徐晓林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 850000)

浅析“直寻说”

徐晓林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 850000)

“直寻”说是钟嵘《诗品》的核心思想，本文以其提出为分界，浅析其在提出前后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原因，可知“直寻说”不但是魏晋南北朝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体现，而且反映了文学发展过程中“求真”的本质。

《诗品》;“直寻”

1 “直寻”说的提出及其背景

钟嵘《诗品》有言：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直寻”说就是出自此。

魏晋南北朝既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学弊病百出的时代，而钟嵘提出“直寻”正是为了革除当时诗坛存在的弊病。《诗品》的时代存在哪些弊病呢？一是用典，《诗品序》：“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2]二是雕琢，“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三是声病，“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3]正是这些弊病的存在促使了“直寻”说的提出。

2 “直寻”说提出前、后的表现形式及其不同

2.1 提出前的表现形式

“直寻”说在提出之前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在被钟嵘赞赏而列为上品的诗歌中找到。在《诗品》中被列为上品的有《古诗》、《魏陈思王植》、《晋步兵阮籍》、《晋记室左思》、《宋临川太守谢灵运》等。《古诗》是指《古诗十九首》，钟嵘认为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曹植的诗歌被认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突出了其诗歌情词并茂。阮籍的诗歌被认为“无雕虫之功”，体现了语言的自然，认为《咏怀》“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体现了情感的含蓄。左思的诗歌被认为“文典以怨，颇为精切”，说出了寒门诗人左思对现实的不满，体现了生活对诗歌的影响。谢灵运的诗歌则被认为“兴多才高”“丽典新声”，既赞扬了谢灵运的才华甚高，同时也批评了其诗歌堆垛典故的弊病。

由此可见，钟嵘所认为的“直寻”的大概就是：生活经历、真实感情、措辞自然、才华、情词并茂。总的来说就是诗歌内容要来源于生活，必须融入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要一味地堆砌典故，以至于诗歌的措辞艰涩难懂，同时要以才华为诗。并且上品中的诗歌分析也回答了学术界对于“直寻”的两个误解：一是“直寻”必须直抒胸臆；二是“直寻”排斥用典。从阮籍的《咏怀》可以看出，钟嵘是赞赏含蓄的，只是有的诗人将含蓄异化成了艰涩；从谢灵运的诗歌可知，钟嵘批评了谢诗堆垛典故，但也赞扬了谢灵运的才华，才华在诗歌中的表现基本是用典这个方面，因此说明“直寻”并不排斥含蓄和用典，只是需要把握这个度。

2.2 提出后的表现形式

“直寻”提出后的表现形式没有那么明确的寻找方向，根据前人对“直寻”的研究，我们总结可知：王国维的“不隔”正是钟嵘“直寻”说的升华。那么，“不隔”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呢？

“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人间词话》以“境界”为核心范畴，以“不隔”为首要标准。何为“不隔”？王国维指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4]“不隔”是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境界、事物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得到一个清晰的正确的不含糊的印象。如何达到“不隔”之境？其涵义大略有三：一是“真”，即真景物，真感情。王国维认为只要能写真情实感即使用词“淫鄙之尤”也无妨，所以他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穷贱，撼柯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二是“自然”，则是要求诗歌素材和表现方法都应以自然为旨归，因此称赞“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要求“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5]“真”与“自然”就与钟嵘“直寻”说一脉相承。第三点“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就是对于“直寻”的升华，“不隔”并非仅限于浅层次的明白真切、直观描写景物与情志，其关注目标实已涉及对诗歌超越文字层面的丰富审美韵味的把握。

2.3 提出前后的不同及原因

根据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直寻”说提出前后表现形式的不同。在提出之前，“直寻”说的表现更多是集中在创作上的，认为诗歌在创作中应该立足于诗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情，诗歌语言要朴质。在提出之后，“直寻”升华成了“不隔”，“不隔”更倾向于读者接受时的一种感觉，要求诗歌传达出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感。这样的不同正好说明了文学的进程，文学的发展过程就像一个人的一生，从幼稚到成熟，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正像是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出现了声律等文学发展的条条框框，开始规矩着文学的发展，正如唐诗虽然是诗歌发展的顶峰，但比起《诗经》、《古诗十九首》，唐诗显得有些束缚，正如青年时期的懂事约束着人的行为。“直寻”说的提出就像一个人一生中的成人礼，它总结了一个人在成年前的懵懂无知、率性而为，同时开启了成年人社会性的一面，例如开始学习如何包装自己。“直寻”说正是文学自觉的高度表现，既总结并遗留着自觉前的个性，也指出了自觉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即文学发展的深层次依然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