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马鞍

何永康

鞍是战爭的产物。鞍子多用皮革制成，中有凹槽两头高翘，置放于马背之上，再加上马镫的作用，人骑上去就稳妥了，双手就可以解放出来做很多事情，如阵前厮杀，挥个刀舞个剑什么的。

不知起于何时，马鞍这个专用装置，成了一个运用广泛的造型参照物，凡是形状与此相似的，都会冠以马鞍之名，最多的当属“马鞍山”。天南地北，只要有山，就有起伏与逶迤，山形就有酷似马鞍的了。在人们丰富的联想中，山既是鞍，大地理当为马了，山顶飘逸的云朵，或许就是骑手吧。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在难以数计的“马鞍山”中，我独独钟情于故乡那一座———川东北仪陇县境内的马鞍山。

来到马鞍山下的仪陇县马鞍镇，首先会想到诞生并成长于这里的一代元戎、“红军之父”朱德元帅。

朱德首先是一个军人，大半辈子都是在戎马中度过。马，一定是他战争年代的至爱，是他的伴侣与战友。同他在和平年代至爱兰花一样，倾心而深沉。朱老总留下了一张很是伟岸的照片：一身戎装，骑在高头大马上，微皱眉头，凝视远方，嘴唇习惯性紧抿，似乎在运筹军机。而他写的若干诗篇中也多次吟咏到马。且录下最有名的一首：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单衣，夜夜杀倭贼。

年轻才俊朱德无疑是志向高远的千里马，驰骋疆场，挺进千里是生根于我们头脑中的伟大形象。然而，鞍前马后，鞍马劳顿，马是马，鞍是鞍，好马配好鞍。这就要说到另一个人———朱德的母亲。

很早以前，我就读过朱德的文章《我的母亲》，写得和作者一样朴实厚重，把一个客家妇女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朱老总这样描述他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

“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从这些文字间，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农村女性的勤劳俭朴和宽厚仁慈，看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一生的重要影响。

当朱德还是“马”的时候，这鞍就把自己的希望化为一种有弧度和柔韧度的物态，搁置在那“马背”上；当朱德成为一个军人和领袖，这鞍就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负荷起“民族希望”“人民救星”的戎马生涯。母亲让儿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马上，坐得稳稳当当、端端正正、踏踏实实，不论是战场上的风驰电掣还是和平年代的信马由缰，从来不曾跌下马来———虽然有太多的坎坷。

马鞍镇山高水远，地处僻壤。过去交通很不方便，信息也不畅通。又远离中心城市，现代文明春风不度，时尚文化山隔水阻。和“有人就有江湖”一个道理，只要有人，就有文化，就会有文化需求。马鞍人也不例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

在马鞍，我多次近距离地接触到红色文化，虔诚地接受精神洗礼和人文滋养。主人特意安排我们参观马鞍老街。老街就是过去的老场镇，多是清代和民国的建筑，略显破旧和冷清，但里面有一条“红军街”却被老百姓在战火纷乱和风雨飘摇中保留了下来，政府又拨付专款修缮，面貌依然十分可观。名为红军街，是因为红军在八十余年前曾经到过这里，打过硬仗，扎过营盘，发动过群众，建立了基层红色政权。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深远。老街上随处可见红军留下的石刻标语，虽经历岁月风化，字迹仍清晰可辨。

我曾到过一些革命根据地，参观过好几处红军标语石刻碑林。但在马鞍，面对这些字迹粗疏但刚劲有力的历史的遗存，我仍不免浮想联翩，眼眶湿润。记得巴中红军标语石刻碑林里有这样一条标语：“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是仪陇人。”我曾在那块石碑前徘徊良久，我为朱总司令骄傲，也为自己能成为朱德故乡人而骄傲。巴中离仪陇很近，红军的宣传员打的是亲情牌，用乡情来鼓舞士气，发动群众，扩充兵源，这是宣传的艺术。我想，如果那幅标语立在马鞍的老街里该多好啊！

选自《解放日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