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圣陶到叶兆言

赵普光

记得是在2013年的夏天，应友人邀，参加一次酒聚，席间与来自中原故乡的骆玉安先生相识。有同乡之谊，大概加之酒精的作用，于是我答应了写作“苏州叶氏文学世家评传”的邀约。

等到第二天早晨，酒醒之后的我才意识到，昨天应下写作任务，有些冒失和轻率了，因为手头的工作，已经够忙的了。而写出近二十万字的专著，特别是又想写得好一些，绝非易事。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承诺，就不能反悔了。

于是，就反过来想想。这个任务，可逼着自己去扩大眼界，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探究，未尝不是好事。这样一开解，就释然了。加之，这个时期，自己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选题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学者化现象研究，与此“苏州叶氏文学世家”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特别是民国文学与文化的独特风范，也正是自己以往非常着意的。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在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人中，民国文风的影响日渐淡漠。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叶兆言的选材、文风与韵味，是比较独特的，而这独特中，总能让人隐约感觉到民国某种文化痕迹的影响。这样看来，从叶圣陶到叶至善、叶至诚，再到叶兆言，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三代人一脉相承的东西。这种相承，并不是主观虚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毫无疑问，在现当代作家当中，叶氏三代人身上确实可以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世风、门风、文风三者的关系。我在大学任教也已有些时日，我认为，大学教授的授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表演式的，一种是本色型的。套用这个说法，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也有表演型和本色型两种，就写作过程中的感觉，叶氏世家从叶圣陶一直到叶兆言，他们几代人大致都属于本色型的：质朴、散淡，不失优雅。

当然，任何角度的选择，在彰显其有效性的同时，也自然难免其有限性。从文学世家的角度看叶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文学世家是决定一切的前提，也不意味着世家角度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如果将世家角度看作唯一，这是不科学的，也是反文学的。文学是最讲个性与独特性的，如同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独特的一样。所以，叶圣陶是独特的，叶至善是独特的，叶至诚是独特的，叶兆言也是独特的，虽然他们在一个文学世家中。

话又说回来，文化世家的角度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在其有效性之外也存在有限性，但是如果将文化世家现象放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背景中来看，其实蛮有意味的。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后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的巨大转型之后，从整体上说，文化世家的滋养、发育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几乎“革”去了文化的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世家的命，也被“革”去。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因为知识教育的体制，新兴传媒的发达，更年青的一代接受知识文化的渠道真正从一元和单向变成全方位展开，所以世家的作用，似乎也被大大地弱化。正是在这样的巨大转型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文化世家对于代际文化传承、人文氛围汇聚、斯文传统接续的某种作用，也是蛮重要的。在这一大背景下，重新认识叶氏文学世家的传承不无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倒是逐渐加深了对这一个写作选题的认同。

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在最初的设计时，还是想要尽可能客观地将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叶氏几代人各自的人生与风貌呈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世家传承角度而去削足适履地论述或论证。因为，我相信，呈现出各代的不同风貌和神采，即是勾勒文化世家的变迁，即是呈现世家本身。所以，在原来的计划中，做了一些有重点的考虑。比如，对于叶圣陶，其在民国尤其是从“五四”到抗战这一阶段，作为他生命力创造力最勃发的时期，理应泼墨特书；对于叶至诚，五十年代“反右”的打击，使其“探求”夭折，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这一时期在叶至诚一生中都极为关键，所以也不能不着力；而对叶兆言来说，因为新时期以来时代的相对平静平淡，对其创作的介绍与讨论，自然应该是重点。

职是之故，除了本书的楔子和余论部分更多强调从世风之变与家族演变的角度，集中谈及叶氏家族的文化变迁的背景、过程、特点之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尽量客观地叙述叶氏三代的人与文，而绝不是纯理论和学院派式的研究。对于文学来说，生命感远比理论操练更重要；对于历史而言，细节的还原远比空洞的概念更真切。

还应该说明的是，叶兆言这一代之后，叶氏家族还有第四代，比如叶子、叶扬，也都从事写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叶子在大学教书，叶扬做编辑，她们依然选择了从文之路，延续着斯文传统。但是，一方面，考虑到评传应该主要选择叶氏家族在文学和人生上已有定评的人来写，而叶子、叶扬就写作与人生而言还处于起步和上升期；另一方面，叶子、叶扬等“文四代”的成長处于传媒、文化的大转型期，受到家族之外的影响更大，她们的写作与祖辈、父辈的传统写作方式差异甚巨。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所以暂且不列入此评传之中。

这是我考虑这一选题时的大致思路和想法。当是时也，我开始招收研究生。牛亚南就成为我的第一个研究生。研究生入学后，即面临着选题和做论文的压力，我就建议她从文学世家角度研究叶兆言的创作。因选题本身与此书的写作关系密切，征求了她的意见之后，我决定尝试带研究生一起来写作本书。我将写作思路和框架设计详细地交代给牛亚南，并与之讨论。然后，我指导她先着手编写叶兆言创作年谱，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和对象来思考和写作。大到选题、角度，小到字词表述，我一一进行指导和讨论。渐渐地，牛亚南可以入手写作了。书稿主要部分的草稿完成后，我从六月份至今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核校、修改、完善。

这部书稿的写作，也可以看作是我指导研究生的开始。让学生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研究，在游泳中学游泳，是极好的方法。而且在指导过程，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其研究意识，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更为重要的是老师的历史意识、价值立场是会熏陶和影响学生的。比如，在写作关于“探求者”事件的《未完成的“探求”》一文时，我特别强调自由的和人性的文学观念是判断“探求者”事件最基本的原则，事实上，牛亚南写的初稿就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而我在后续的修改中又增强了该文章的批判性。

选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