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学家庭想象——以《红高粱》为例

董 洁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80年代文学家庭想象
——以《红高粱》为例

董 洁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新时期以莫言《红高粱》为代表的新历史家族小说叙述家族祖辈的传奇人生，它与以往的家族叙事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本文将从叙事模式和这种叙事模和这种叙事模式下所构建的家庭与以往的家庭结构具体阐释。

《红高粱》； 家庭想象

中国现代以来的“家”,始终是众多作家书写的对象。 “五四”以后,“家”被塑造成、成为束缚人性的象征，是需要冲破的牢笼，例如巴金的《家》。解放以后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家”被塑造成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绊脚石。例如《创业史》中梁生宝为集体的价值观,被赋予先进性。八十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文本,《红高粱》、《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扭转了革命话语的历史叙事,将家族与历史、文化嫁接起来,国家故事变成小家故事。特别是莫言的《红高粱》和《红高粱家族》，“将历史叙述从`国家’和`革命’的严密控制中解放和拯救出来”,突破以往家庭叙事模式的同时也构造了一个非一般的家庭。

1 家庭成为历史主角

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总是循规蹈矩的将革命政党塑造为主要歌颂对象，像如今的很多“抗日神剧”一样，它侧重于描写战争的我军和日军的军事对抗，以及其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精神内涵。例如《红旗谱》中的叙述模式。文本通过两个阶级对立的历史过程，最终证明 “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同样是对革命历史的叙述，在《红高粱 》中 ，作者开启了全新的叙事模式。它以作为孙子的“我“第一人称叙述展开叙述。“我”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爷爷奶奶从相识相知一步一步走向抗日的故事，并在其中穿插了罗汉大爷的抗日故事，值得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循规蹈矩的特意去刻画作为共产党员的正面抗日形象， 而是浓墨重彩“我”的爷爷作为一个土匪的抗日传奇的故事。 作为一个土匪头子，爷爷虽然杀了单家一家人，但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源于个体生命的爱憎本能。不可略过的是，爷爷最初抗日的动机也是值得一说的，由于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为了给罗汉大爷报仇，“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 “爷爷”喝下，去打日本人。传统的抗日题材中，共产党往往被塑造为正面的“高大上“的形象，而在《红高粱》里，从一开始，莫言就没有塑造爷爷对冷支队所代表的共产党形象的盲目崇拜和信服，在爷爷的眼里“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始终靠着为罗汉大爷报仇的情义，靠着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的信念，与日本人殊死拼杀。总的说来，莫言以不同于以往的手法构建出全新的全新的抗日模式，他不去赞美共产党的英勇神武， 而是把民众身上的那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和“红高粱”一样充满血性和反叛意识的民族的精神做以细致刻画。 作者解构了以往美化农民英雄的形象，把农民还原到本真色彩，塑造了一个 “最美丽最丑陋“的”最好汉最王八蛋“的真实面貌。

2 家庭结构

2.1 反常规的家庭模式

首先，爷爷和奶奶的结合并不是传统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如文本上所写“千里姻缘一线牵，一生的情缘，都是天凑地合，是毫无挑剔的真理。”爷爷和奶奶他们的结合是有极大偶然因素的。”爷爷本来是奶奶出嫁时抬轿子的轿夫，出嫁路上，奶奶面对轿夫们的调戏刁难不知所措而在轿中哭泣，爷爷在无意中握了一下奶奶的小脚便生情意，由此，在奶奶三天后回门的路上，余占鳌把奶奶强行抗在了一片高粱地里，并与其野合，以此基础，爷爷奶奶得以结合，而“我”父亲得以出生。

这种自由结合的爱情，反伦理的家庭组建方式，无疑是反传统的，可是在反传统的背后，我们应该究其原因。《红高粱》里也有塑造的制度的不合理性，然而比起桎梏制度的冲破，我认为，爷爷和奶奶的性格是最关键因素。相比于其他文本里的主角，爷爷和奶奶他们各自都是极自由的个体。文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点出高密这个地方的矛盾性质，事实上这个矛盾性质也是对爷爷的性格最具说明性的阐释，余占鳌就是高密这块“最美丽最丑陋“的地方生养出来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典型代表。他勇敢野蛮，粗而不俗。他杀人越货，但并非草菅人命。总而言之，整个文本在对爷爷的很多事情否定之外更多的流露出的是对也有的额赞美和崇敬。而奶奶，她弥留之际的一段默祷对于其性格的披露可谓最真切：“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我什么都不怕！”此段话不难发现，奶奶和爷爷一样，敢作敢为，她是一位充满生命张力的非贤妻良母式的妇女形象。她不是中规中距守在家里听从别人摆布的乖乖女，为着生命的充实，生活的圆满，勇敢的追求着自己希望的一切。

毋庸置疑，爷爷和奶奶的这种家庭和传统的家庭的组织模式大相径庭。“在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普遍认为”文革“是对人性、个体尊严、价值的剥夺和蹂荲。因此，在80年代，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话语资源“。这种家庭的组建，在符合80年代的话语资源的同时，也是最赋予自由，最具有人性的家庭。

2.2 家庭成员间关系

2.2.1 爷爷奶奶的情深意切

《高粱酒》关于爷爷奶奶的关系有一段这段的阐释：“奶奶是单家的明媒正娶的媳妇，爷爷与她总归是桑间濮上之合，带着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偶然性不稳定性……”，组建这个看似不合伦理的家庭之后，按常规的眼光，爷爷和奶奶的萍水相逢，放在如今便是一夜情，所谓“一夜情”，就是一夜之后就像什么都没有过似的，文本中塑造的他们却有情有义。

首先，从爷爷奶奶的关系来看，奶奶她对不是合法丈夫的余占鳌 “我”父亲浓情深意。在两人还没有正式在一个炕头生活之前，当奶奶被曹县长传审，得知单家父子被杀之后，当时奶奶早已猜到是她的情郎余占鳌所为，为了保余占鳌的生命安全，奶奶急中生智，装疯卖傻似的认下了县长为干爹，混淆县长的视听。之后，县长为了制服花脖子，睡在奶奶炕头余占鳌被误认为是花脖子又一次被县长强行抓走，奶奶二话不说，和罗汉大爷骑着我家的那两头大黑骡子跑到了县政府，奶奶哭天抢地的为爷爷辩白，再一次使爷爷脱离危险。

2.2.2 父子间的高度信任

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历史叙事中叙事者扮演的都是“子”的角色，可是这“子”却是大不一样的。巴金《家》中“子”与“父”是对立的，父的角色是压制性的，子的角色是反叛的，且两者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文本整个气氛的披露的是，“子”的眼中“父”的行为是愚昧可笑的；50年代的《红旗谱》中更进一步，父亲关系恶化到父亲去登报以示父子关系的决裂，父子关系也是非正面的展示。而在《红高粱》中，“我”父亲豆官和爷爷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和谐深情的。透过文本展示，得以确定的是，文本中塑造的父亲对爷爷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余司令看看我父亲，笑着问，干儿子，有种吗？”“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跟着爷爷打日本人时候，余司令说“不用我教你，你知道该怎么打。传我的令给哑巴，让他们准备好！”父亲对哑巴说：“让你们准备好。”哑巴斜了父亲一眼，继续磨刀。父亲又说：“让你们准备好！”这些言语重复看似十分简单，但是作者如此着墨却是极富深意的。这样的看似啰嗦的描写，可以看出在父亲对爷爷深度的信任之外，也披露了更多的崇敬。

由父子关系管中窥豹，看似不和伦理，自由偶然的家庭组建，在表面的松动之上，不论是从爷爷奶奶的关系，还是“我”父亲和爷爷间的父子关系，都确切的表明了这个家庭对传统的家庭呈现了超越的姿态。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家庭形式并非关键。

文本的叙述模式的改变一定是和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80年代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新启蒙”的主要话语资源的涌现，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模式都与以往有所不同。《红高粱》无疑是对传统的伦理学视域的超越，它开拓一种全新叙事模式的同时，也将这种叙事模式下所构建的全新的家庭结构带入人们的视野，不得不说，这使得人们对以往所熟稔的家庭观念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它给读者带来全新阅读体验的同时，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1] 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2] 洪子诚：《当代文学三十年》，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

[3] 莫言：《红高粱家族<高粱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董洁(1990-)，女，汉，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三管镇，研究生在读，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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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8-003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