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刘雨荷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浅析阐释学视角下的外语翻译教学
刘雨荷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本文首阐述了阐释学的基本含义,然后通过研究阐释学视角下母语与外语翻译教学的关系,得出阐释学在外语翻译教学中开放性,多元性以及翻译者主体性的三个特征。
阐释学;外语翻译教学;理解;文本
阐释学是一种研究理解、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它把解释本体视为‘文本’意义的审美生成过程,将读者的解读作为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既建构‘文本’意义又建构自我世界。“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通过阐释学原理的应用,在解释者对世界所熟知的意义和世界拥有的某种未知意义(文本)之间架构起一道理解的桥梁,缩短二者之间隔阂的距离(Steiner,1998)。”
在外语翻译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源语文本中的内容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作者本人的真正意图,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正确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真实意思。虽然阐释学的理论研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而论的,但“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Gadamer,1999)。”翻译就是解释的观念是指文本意义的阐释最终取决于译者,这就暗示了文本理解翻译开放、多元的可能。
我们该如何把握母语与外语的关联,是准确认识外语翻译教学不可忽视的问题。伽达默尔认为,“语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语中才能达到,亦即在人们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所说的语言中才能达到。这就说明,我们是用母语的眼光学会看世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语言能力的第一次扩展是在观看周围世界的时候开始得以表现的”。然而,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的,在外语翻译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思维从来不会消失。学习外语就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即使是同步翻译,这种转换也是存在的。学习第二语言不可能离开母语独立进行,利用母语是人类学习外语的通则。离开母语学习外语是难以想象的,母语是最先接受和加工外部世界的信息,然后形成概念,成为思维与交际的第一工具。因为母语的原因,我们在面对翻译文本的时候,难免会带入思维定式,然而阐释学的加入,对正确认识母语在外语翻译教学中的作用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力的支持。
在外语翻译教学中,教师很容易把翻译当成是一种语言训练。很多人都会说,翻译归根结底还是一门语言的过程,但是如果把语言仅仅当成是一种符号,那么翻译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所指的世界之间传递思想的功能就被忽略了。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创造性的心理过程(孙伯揆等,1997:114-116)。这样的理解就把翻译文本从纯粹的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使翻译文本呈现出更开放的状态,进而就有了更多元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外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强制灌输学生知识,更不能要求学生完全按照教师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去理解,而是要让学生带着自己的“偏见”去与文本展开对话,与文本作者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从而构建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感情世界,实现学生精神世界的拓展和人生经验的增长。
对于翻译文本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语言层面的解释,我们要学会通过作者的文字来深层次地捕捉作者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伽达默尔在答《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意义的理解既不局限于作者的意思,又不能局限于行为者的意图,这是我最本质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解的最高峰在于阐明无意识的动机,相反,理解乃是越出个体的视域,勾勒出各种意义路线,从而使历史传承物说话。”即是说,阐释学的逻辑是一种对话式的逻辑,文本的意义不只是作者的解释,也不只是读者的解释,而是双方平等的对话,是双方各自视域的超越,从而达到视域的融合。 在外语翻译教学活动中,对话指的是以外语翻译教学文本为中介,师生通过对话调动双方的前见,包括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外语翻译教学文字及影像符号所表征的内在价值和意蕴给予诠释,在此基础上,师生双方生成个人意义的过程,对话成为学生与文本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联系的纽带。在此过程中,学生与教师通过倾听、观察、检验自身的前见,达到拓展自己视野的目的,使学生能够借鉴他人的行为,也使教师在他人的评述中得到启发,最终使双方找到历史视域和现实视域的关联,达成双方的视域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阐释学在外语翻译教学过程中翻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翻译不是语言的训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外语翻译教学其实是一种唤醒,也是一种超越。从阐释学角度对文本真实意义的理解,要通过对它所产生的历史情境或生活环境的重建才能被人们理解,实现过去到现在的传递。同时,理解的过程,也是读者在文本的推动下让前见去冒险的过程,这种前见,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因此,过去和前见,都是意义的源泉。阐释学追求的不是原意,使用的方法不是解释的循环,理解的出发点不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性。阐释学视角下外语翻译教学的目的不是帮助学生追求文本原意或者所谓的作者原意,而是更强调外语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性,让学生站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通过想象重新构造作者当时所建构的意义时所形成的既融入外语国家文化,又融人中国文化的第三种意义。因此,对语言的理解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琢磨,不断回归文本,不断和文本作者“相遇”、“对话”的过程。对文本的理解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对文本并存的多种意义进行选择、评析的过程,最后达到融会贯通的水平。
[1] Gadamer, Hans-Georg. Gesammelte Werke. Stuttgart:UTB, 1999.
[2]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3] 李和庆,《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5] 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 孙伯揆,张一兵,《西方最新哲学流派》,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97:114-116。
刘雨荷,女,汉族,籍贯:山西,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口译方向)。
H059
A
1672-5832(2016)08-00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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