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祖先游戏》

古冬华 李 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1620)

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祖先游戏》

古冬华 李 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1620)

澳大利亚作家艾利克斯· 米勒(Alex Miller)的小说《祖先游戏》 (The Ancestor Game)不仅在澳大利亚被视为当之无愧的杰作，而且在其它国家也同样备受青睐。本文从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探讨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祖先游戏》，以期进一步更好地体会作品的深刻内涵以及它在重构澳大利亚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化记忆；文化想象；文化身份；《祖先游戏》

艾利克斯·米勒的《祖先游戏》将历史小说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它穿梭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时代之间，从而编织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打破了有关身份、地域的传统观念，抛弃了有关澳大利亚身份的定势，大胆地将澳大利亚置于亚洲这一空间。我们会强烈地为作品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及想象所折服和震撼，而这一切均出自一位澳大利亚作家之笔。

1 “文化记忆”在祖先游戏中的表现

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看来，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文化记忆有其固定点，它的范围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过去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其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意识、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维持的，人们称之为记忆形象。具体到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记忆指的是 “艺术家以属于历史的事实、现象、故事、人物作为创作的素材，但是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将这些素材转换为具有文化怀想特征与文化记忆色泽的内容，在作品中注入了一种丰富的有指向的文化意味。

《祖先游戏》所截取的时代背景分别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淘金热”时期，20 世纪30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时期，描写了中国福建移民凤氏家族四代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这与人们对中国文化乃至对澳大利亚文化记忆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米勒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如实地记录和呈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米勒巧妙地将故事的情节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通过时空交错，形成了澳大利亚发展的寓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大量事实细节的历史书。在空间上，该小说超越了澳大利亚小说多局限于欧洲或澳洲的限制，将神秘的东方文化要素植入小说中，使澳大利亚读者有机会体验和了解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也使中国读者重温自己的文化记忆，加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而在重温文化记忆的过程中，米勒以他超凡的能力将一些无形的印象和感觉转化成了具体的描述。例如，描述女主角之一的莲在结婚后重游黄玉华位于杭州的住所时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在她面前是又脏又窄的空地，四周是黑乎乎的污渍斑斑的砖墙，院子很像上海的廉价中式小吃店后的小巷，腐烂的白菜帮、草和鸭粪散落在院中。她快走四步来到了仓房的入口处，仓房里弥漫着家禽的粪便散发出的酸臭味。” “记忆形象”的运用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境地。这位在1937年并不曾生活在杭州的澳大利亚作家何以对当时的杭州有如此精准的描述呢？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的记忆作者是如何捕捉的呢? 这恐怕是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在发挥作用的最好证明吧。读者禁不住要为作者捕捉生活、再现生活的能力赞叹不已。

2 “文化记忆”赋予祖先游戏的时代意义

米勒在小说文化记忆情节的建构上是胜人一筹的，他转向亚洲而非欧洲和美国来探寻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和想象不仅体现了作者有意要强调澳大利亚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也道出了作为亚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小视的作用，同时也拉近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间不可隔断的关系。

有关凤氏家族第一代的回忆始于19世纪中叶，这让读者自然就想起了当时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以及在此过程中华人所遭遇的一切。有关第一代凤的个人经历描述很好地重现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淘金热”以及白澳政策盛行时期的华人的苦难经历。其实，这也是还民族文化记忆以本来本来面目的一种做法。

身为移民作家的米勒深知移民在澳大利亚经历的“无根”与“异化”的痛楚，作家将对这一心路历程的叙述用小说文本的形式定格在第二代维多利亚·凤的身上，她形容自己在母亲和姐姐中间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凭借她本人的作家身份，她预见死亡是她唯一的归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化处于相对较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阶段。然而，外部政策的改变并不能迅速地改变各国移民的生存状态，米勒的小说文本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则是通过凤氏第四代人—浪子来完成的。他从小接受的是父亲为他指定的西方教育，而母亲又试图将他拉回到中国文化一侧，结果致使错位感和异化感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他先是烧毁了象征祖宗的家谱，后又把世代相传的宝镜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扔进了钱塘江，可这样的举动都无法消除他的错位和异化感，于是，“放逐”成了他不可逃避的任务和生存状态。可逃离祖先文化疆域的短暂的解脱并没有让他真正释然，随之而来的“无根”的折磨更令他痛苦不堪，关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不时地在他的身上显现，表面上无论他怎么排斥祖先的文化，可心灵上的归属感还会使他很难完全融入到新的国度。米勒是想借浪子对凤氏家族祖先的文化记忆来昭示亚文化也应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流文化享有同等的作用，所有进入澳大利亚的文化都不应被视作“异类”，文化一经移植，就该成为当地的文化。

米勒的 《祖先游戏》不仅帮助读者理清了澳大利亚历史上中国与澳大利亚彼此间的关系，而且让读者透过文学叙事承载的文化记忆意识到澳大利亚正在日益变得成熟。虽然澳大利亚人未必真的能改变对亚文化的态度，但这部作品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 Alex Miller, The Ancestor Game, USA: the Graywolf Press, 1994.

[2] 简·奥斯曼(Jane Osman)(陶东风译)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新德国批评》，1995年第6期，第125-33页。

[3] 张明德，《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1-5页。

古冬华(1989-)，女，汉，河南，在读研究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李晨(1993-)，女，汉，河南，在读研究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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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6-00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