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困生成因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刘炳其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英语学困生成因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刘炳其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英语学困生的成因源自自身的主观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因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导致英语学困生形成的家庭社会地位因素、 学困生的性别因素和地域因素等外在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帮助学困生消除学习障碍，顺利完成学业，符合当今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社会语言学；英语学困生；家庭社会地位；性别因素；地域因素

二十年来教育的发展，我国在教育机会均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逐年增高。但学生的总体素质并不乐观，各个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英语学困生”的问题，帮助这些“英语学困生”克服学习障碍，取得学业成功，是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个难题，国外学者 Carla A. Peterson，Lynn Milgram Mayer，Jean Ann Summers，

Gayle J. Luze 作了家庭贫困会引起孩子语言滞后、认知能力低的研究[1]；SallyS. Scot 从人文、人权的角度作了研究，探讨了教育部门应该怎样去满足学困生的要求[2]；国内诸多学者也作了“英语学困生”及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武汉大学张颖作了“社会语言学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的研究，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有利于英语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3]；盐城师范学院黄道玉作了“社会语言学对现代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影响和启示”的研究，认为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注重文化差异教学和语篇语境教学；江汉大学李菊荣作了高职院校英语学困生的成因及对策的研究，提出了从学习动机、教师的情感关爱方面帮助学困生转化的对策。但国内外把社会语言学和英语学困生结合起来，即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语学困生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以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为理论基础，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着手探讨分析国内大学生英语学习障碍的成因。

英语学困生的界定，“英语学困生”即英语学习中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最早是由美国特殊教育家柯克 (Samuel．A．Kirk) 提出的。1963 年他提出了学习无能的概念。1962 年，柯克在学习不良的阐述中提出了个体内部差异(intra-individual differences)作为学习不良的特征，这种特征也被称为发展的不平衡。他认为学习无能是指学生在语言、说话、阅读和社会交往技能方面的发展存在障碍，有些学生语言不灵敏，但并不聋；有些学生感知不行，但并非眼盲；有些学生无法通过常规方法学习，但并非精神上有障碍。该界定涵盖了学习困难者在说话、阅读、语言发展、社会交往技能等方面明显低于他们应该达到的水平，比较明晰地揭示学习困难学生的特征。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会课题组把学困生界定为：在知识、能力、品格、方法、体质等要素及要素的融合方面存在偏离常规的结构性缺陷，智力得不到正常的开发，不能达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或医疗措施，给予补偿和矫治的学生。英语学困生的成因分析作为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一门涉及范围甚广的边缘学科，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社会和文的一部分, 研究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通过研究社会来研究语言。社会语言学主要社会语境与语言运用的关系，即语言是如何随着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地域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 J．A．Fishman 曾说过，社会语言学是考察“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语言对谁说什么话”。总而言之，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学的社会性。它的产生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静态描写”，“注意到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动态研究，侧重语言的社会功能，它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用社会的观点和方法动态地研究语言、语言变体、语言规律以及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等问题。从当代英语教学发展趋势看，传统的“如何教”已经逐渐向现在的“如何学”转变，即对语言学习主体及主体间性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对语言学习主体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导致语言使用个体差异的主观因素进行研究，还要对影响语言学习过程的社会因素进行研究。而社会语言学就研究的是各种语言变体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共变关系。因此，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英语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学困生问题，正好符合当代英语教学的发展趋势。英语学困生的成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内部因素包括导致学习障碍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人意志力、学习态度、学习动机等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学校师资条件因素、性别影响因素和地域影响等因素。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导致英语学习障碍的一些外部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家庭社会地位因素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家庭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影响着语言使用的不平等。组成社会的单位———家庭被无形地分为各种层次。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引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一项对十大社会阶层子女选择专业和科目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在英语教育专业中，机会的分布倾向于中下阶层子女。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为8.0%，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也较高，为6.1%。而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却不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英语教育专业的条件概率只有 3.4%。其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 20.8%，而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较高，为30.2%。下层社会子女就读比例的升高，主要是由于作为师范类专业，该收费标准比较低，为大量底层社会子女提供了一定的就读机会。大量来自低层社会的学生与较高社会层次的学生相比，在他们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所享受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少，这与他们所出生的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在购买课外读物、电脑、上网、电子学习产品、家长陪同、上辅导班等方面的支出。

这类学生在学习上的障碍可分为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方面的障碍和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ability)的障碍。

[1] 李菊容.高职院校“英语学困生”成因分析及对策[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6(1):79-82.

[2] Hudson R A.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203-227.

[3] 周慧英.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7(9):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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