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延续：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滑道效应”

姚 驰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借鉴与延续：尊重历史的客观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滑道效应”

姚 驰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所谓“滑道效应”，指的就是如同飞机在起飞上天前需要在陆地上做一段时间的滑行助力起飞准备，“滑道”所起的作用就是为飞机升空积累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积累的“滑道效应”为邓小平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起飞”的准备。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努力探索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挫折和迂回，也有失误和教训，但正是这些宝贵的探索和试错才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从正反两方面给邓小平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前途。

借鉴;延续;滑道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真实、连续、伟大的史诗，是不容被随意改变、否定的。真实的历史发展是连续的，而非任何人为的截然割裂的，因此，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非伟人的孤行独思和闭门造车，而是在前人尤其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积淀下的必然产物。

1 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和新中国的开创者之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揭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篇章。在这个艰辛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正确、重要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进而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多种历史原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造成了一定的失误。客观的讲，他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留下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我们党宝贵、丰富的历史遗产，不容否定、更改，也为邓小平探索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还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探索的成功经验，破除迷信和纠正失误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 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在发展模式上不得不仿效苏联和东欧。由于1956年国际上发生的若干事件，以及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开始有所暴露，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客观的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性。正是在这种国外国内背景下，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第一，党中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实际上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第二，党中央在纠正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同时，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三，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充分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总路线。第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第五，确定了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方针和任务。

1.2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

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毛泽东等人对八大前后形成的一些重要而又尚未付诸实践的科学观点发生了动摇，造成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第一，推翻了八大决议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主张以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从而加剧了党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以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取代了平稳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三，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主张实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悖逆了八大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设想。第四，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逐渐以家长制、一言堂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使党内的民主氛围遭到严重破坏。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这次探索造成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主观上，毛泽东等人是想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规模和速度上过于激进。在客观上，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起步，全党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依然十分肤浅，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积累。此外，我们不能否认，这次探索毕竟是我们党尝试打破“苏联模式”、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时就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1.3 五年“调整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扩大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危机，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重新的研究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整和恢复。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和措施。然而，历史总是在正确与错误的交织中曲折发展。就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党中央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却再度蔓延开来。毛泽东进一步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这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祸根。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如“四清”、“五反”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为“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起了前奏。

2 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对于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艰辛而不懈的探索，这其中既包含有益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作为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吸取了毛泽东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做出了开创性的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在民主政治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积极成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并在许多方面把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邓小平指出：“继续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但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判断上，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正确判断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人民、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最广泛统一的政治基础和爱国战线。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改革政治体制，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这是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面，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首先，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其次，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文艺委人民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第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对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主义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坚持了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分析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方向，吸取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教训，还表现在邓小平直接延续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邓小平不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且还以此为立足点，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从而迅速改变了国内的困难局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第四，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在外交战略上，邓小平反复肯定“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贡献。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实行了“两个转变”，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

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滑道效应”，为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上，开始谱写出壮丽的新诗篇。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龚育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和科学体系》，《理论学习》1995年第7期。

姚驰，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4级硕士生。

B03

A

1672-5832(2016)07-01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