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淬炼的红军标语——参观江西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记

文>>>周晓平

（作者系原省旅游局旅游信息中心主任）

这十多年不知去了江西抚州的乐安县多少趟，每一回踏上乐安这个曾经的中央苏区战略要地和北大门，内心的敬仰与神往都无法用语言表达。

今年5 月7 日，我再次踏上乐安县的绿水青山。这次第一站是设立不久、位于县城西南大约50公里的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在江西的原中央苏区中，抚州的乐安县北距南昌只有100 多公里，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敌我双方势力长期胶着，是红军五次反“围剿”浴血杀敌的战场。也许正因为是当年的“红”“白”政权交错、风云际会之地，乐安全县现遗存昔日红军留下的标语多达3826 条，占整个中央苏区20 多个县遗存红军标语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标语第一县”，整个江西省唯一的红军标语博物馆就坐落在乐安县。

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所在的湖坪乡大湖坪村，是一个有着1000 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伴随着古村的演变与浮沉，呈现出历史年轮与名人高贤的交相辉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发生的影响红军命运与军事部署的“大湖坪整编”，无疑应当是古村有史以来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

1933 年5 月至7 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来到湖坪乡一带休整，同时进行一、三、五军团的大整编。在这场中共党史、军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周恩来与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率领该军团驻扎大湖坪村，与随第五军团驻扎在附近善和村的朱德和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一起进行紧张的部队整编工作。如今的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就设在当年红三军团总部和军团教导团驻地国宝公祠里，历经战火与岁月熏陶的红军标语，是见证这场革命历史风云的红色“活化石”。

或许是历史渊源的巧合，清代乾隆年间村里的王氏族人修建五进式砖木结构的国宝公祠，是为祭祀忠勇卫国、战功卓越的湖坪王氏十一世祖、南宋抗金英雄王国宝。而祠堂前的“文献世族”石牌坊则年岁更早，牌坊上的石刻楷书是明末户部尚书张元祯为表彰湖坪名儒叠出的题赠。在红军时代，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滕代远、萧克、董振堂、朱瑞等数十位红军将领在此居住与工作过。再加上祠堂内外本身就遗存着不少红军标语，因此，把与红军密切相关的博物馆设在这里，厚重的历史沧桑感自不待言。

历经腥风血雨的红军标语，挟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印记——“常胜的工农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开展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红军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要拥护红军，应当做草鞋，送食品，当看护去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优待红军！”

这一条条以墨水、石灰、油漆和朱砂书写在近百年的砖石墙体、木板、土墙和竹篾墙上的红军标语，裹着激情燃烧岁月的战火硝烟，穿越近百年的历史隧道一路奔过来，是人们回首往昔的最好见证。

这些红军标语语言质朴，没有多少华丽的修辞和浪漫色彩，当然，其中还掺杂着一些漫画形式的标语和民歌歌词，耐人细看。比如竖写的“共产党”画成一位戴着草帽、顶天立地的工农民众；“国民狗党”的标语就连写带画成一只狗，“国”用浓墨画作狗头，“党”拖出狗尾巴和两条后腿。还有一些漫画反映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斗场景，再现当年红军标语的形式多样、思想鲜明、简明易懂、生动幽默。

红军标语似号角、如投枪，更甚于感召书，其内容有鼓舞指战员英勇杀敌的，有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号召民众参加工农武装的，也有威慑敌人、劝绿林从善投明的，还包括“反对翁姑虐待媳妇”“废止童养媳”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的纲领、政策和工作任务，信息量之大，几乎覆盖当时苏区政治、武装斗争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这些大大小小的红军标语后基本都留有落款，这些字迹红、黑、紫、白颜色不等，字体有行书、楷书、魏碑、隶书、行草等。标语以文字口号为主，还有字配画、字组画、漫画、留言、对联、墙报和识字牌等，不难想象当年苏区动员大量人力来书写这些遍布村村寨寨、街头巷尾的标语，需要何等的力量！

馆里的讲解员说，红军标语作为汉字中的一个专门名词，最初见于1928年9月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的这段话——“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陈毅认为，这些标语除了宣传的功能，还起到帮助红军战士识字、学文化和提高政治觉悟的作用。

当年的工农红军不仅是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也是一支革命的宣传队，这支队伍手中只有少量的土枪、土炮和长矛、大刀，却能够一次又一次取胜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确实不可小视红军标语在其间的力量。从馆藏纸张泛黄的文件中，我们感受到尽管苏区的宣传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标语宣传作为一项成熟和成本很小的宣传形式，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一份1931年2月的《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说得很清楚：“同志们要注意，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也许，这是当年红军标语巨大作用的最好注释。当年的中央局宣传部、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湘赣省委、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中共乐安县委、少共乐安中心县委宣传部等机关的《宣传大纲》《决议》《工作讨论提纲》《宣传动员令》等文件和《红色中华》杂志，都公布过与阶段性工作紧密联系的中心标语口号。中共湘赣省委不仅要求“画壁、标语要写得大，写得高，写得好，不要写鬼怪难认的字，写过了标语要看一遍才走”，还提出水、陆、空三种标语的宣传形式。少共乐安中心县委宣传部还在1933 年10 月通过决议，要求各区、乡建立宣传队和墙报委员会，明确扩大红军的工作和纪念十月革命为标语的主要内容。

为了做好标语的书写、发布工作，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对红军标语的重要作用都有高度认识。1929 年12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会议决议案》中明确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就是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红军标语宣传以《宣传员工作纲要》的颁布为标志，从此走上制度化的轨道。苏区标语宣传也从过去单纯以红军宣传员为主体书写，逐步扩充为“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城市由工会领导写，红军由士兵会领导写”新的宣传主体格局。毛泽东重视标语宣传，还表现在身体力行上，他在中央苏区巡视工作，每到一处都检查标语的数量与质量。毛泽东曾特地指出红军标语中出现的不规范书写现象，并告诫战士们：“你们写的这些字，工人农民是看不懂的。”1928 年12 月，毛泽东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专门提出解决标语绘画人才缺乏的问题：“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唯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省委派几个来。”我们看到1932 年《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1933年《列宁初级小学校组织大纲》和《列宁高等小学校组织大纲》的课程设置都有图画课，这些都是为苏区标语和其他图画宣传工作的更大发展在培养人才。可以想到，红军标语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与红军队伍的壮大，起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从1926 年底方志敏化名与乐安籍党员曾友颜等人来到乐安，秘密建立县里的第一个党小组，到1929 年2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乐安点燃革命斗争烈火和第四次反“围剿”前期毛泽东亲临乐安指挥“乐安宜黄战役”，以及红军在附近谷岗取得“登仙桥大捷”，无一不是在印证，乐安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开国领袖和将帅们运筹帷幄的身影，留下了红军战士们以枪杆子加笔杆子奋勇杀敌的斗争智慧。

历史的硝烟已经消散，如今这些在博物馆展示出来的近百年的红军标语，似乎又回到了生命的初始，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们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与民族伟大复兴所走过的百年风雨，而且将闪烁着红色的光芒，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坚强基因和红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