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禅中看宋诗雅俗关系变革

时间：2024-05-04

摘要：禅宗发展到北宋时期，受到空前推崇，形成了“文字禅”。而此时，宋代诗歌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以文为诗”。作为宋代文坛上并存的两大主流，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贯通。本文从文字禅的发展、文字禅对宋诗的影响等角度来看宋诗的雅俗关系变革。

关键词：雅俗关系禅宗文字禅

文字禅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文字禅是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变，包含了禅宗语录、颂偈、佛经等各种与禅宗有关的文化现象的语言表达。狭义来说，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①禅宗的传入，冲击着宋代诗坛，对宋诗雅俗关系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兴衰也影响着宋诗雅俗关系之消长。有学者认为，文字禅发展到宋代，“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接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②这是对文字禅的片面理解，文字禅与宋诗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其与宋诗发展结合起来看，才能真正发掘其内在价值。

一、禅宗颂偈与以俗为雅

（一）宗门语

文字禅的文字往往是简洁、通俗易懂的，以简明的语言传达禅宗思想与人生道理。“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③但随着极端否定文字的发展，另一种潮流悄然兴起。在唐代，“宗门语”是一种对话方式，到了宋代向外发展成为一种风气。“宗门语”由俗语和诗组成，朴素直白，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例如“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④语言鄙俗，道理却浅显易懂。又如王梵志所写：“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⑤其通俗程度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是禅宗中大量“宗门语”的发展，造成宋代诗人引用通俗语言入诗，文体也发生变化，用俗化的语言、体类展现平淡清新之雅。有学者认为，以禅语入诗，情况有三种：一是追求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二是追求禅偈的语言平易而含义深邃；三是借用禅偈中的俗语入诗，使其新奇而清雅。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都有此倾向。

（二）内容之“俗”

文字禅中描绘的内容往往是粗俗鄙陋的，取材于平淡的对话和日常生活，我们以杨万里的诗歌风格深入分析文字禅对宋代诗人诗歌内容的影响。

杨万里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平凡意向中摄取新鲜的形象入诗，语言通俗流畅，提倡口语、俗语入诗，注重表现日常生活场景和自然景象。例如他的《桑茶坑道中》：

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

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⑥

这首诗以生动、诙谐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清新的田园生活图景。本是通俗之意象、语言，在杨万里笔下就有了通俗、淳朴之意。这是杨万里通俗诗的典型特征，也是其效仿“文人禅”进行“以俗为雅”的成功尝试。

不同于杨万里，范成大的尝试主要体现在新型田园诗上，他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将细节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风格闲雅，相比于前代的山水田园诗有了生活气息和通俗化倾向，与文人禅的俗化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见，无论是杨万里、范成大还是苏轼、黄庭坚等诗人，他们都尝试将诗歌的格调降到日常生活，世俗化、通俗化书写，以俗为雅，使诗歌有了别样的闲雅之气。

（三）体类之“俗”

1.“绕路说禅，绕路说诗”

宋代诗人把禅人诗的“绕路说禅”引入诗歌中，而发展出“绕路说诗”。所谓“绕路说禅”是指避免正面解说禅意，而用类似的语言进行替换。“绕路说诗”也是如此，目的是使语义变得迂回曲折，意味隽永。简而言之，是以借代的方式对诗歌进行语义替换，苏轼、黄庭坚开一代诗风，江西诗派又大力弘扬，这使得这种写作方法在当时蔚然成风。苏轼曾说：“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水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⑦这是僧人对于一系列佛教戒律的忌讳，宋人却借鉴这一方法给文章增添新意。

相比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特色更为明显。例如其“打门何日走周公⑧”，这里的“周公”是“梦”的意思，不直接言“梦”而言“周公”，使诗文增添了趣味性和生动性，清新脱俗。

2.翻案法

六祖慧能是翻案法的創始人，所谓翻案法，就是：“正话反做，旧话翻新。”⑨杨万里在《诚斋诗话》里提出这一概念后，“翻案法”这一方法才算是正式定型。禅宗中的翻案法到文学中便成了新的理论，例如“以故为新”“以文为诗”以及“活法”等理论。我们以吕本中的“活法”为例进行论述。

活法，指的是遵守法度而又超越法度，富于变化却又围绕一个本源。活用诗法，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吕本中主张“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这与禅宗中的翻案法是一致的，都是围绕一个“活”字，正是因为这个“活”才能让俗变雅、点铁成金。

二、诗禅渗透与雅俗渗透

宋代提出了空前的重文政策，推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同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要求增强，文化逐渐向大众化发展。禅宗与宋诗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诗歌借鉴了禅宗中的语言、技法、寓意以及意境，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特点。在诗歌往通俗化发展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民间崇尚上层的雅文化，上层才子又向往市井生活。

在宋代，曾出现了一股“寒山热”。唐代僧人寒山的诗歌通俗易懂，对禅宗语言进行了平易的改编，以求更好地接近平民大众。看似浅显易懂，实则有着深奥的意蕴，这种诗歌风格不仅在僧侣中受到推崇，在宋代诗人中也备受推崇，尤其得到了上层知识分子的青睐。通过使用简单通俗的话语，可以使诗歌去掉华丽辞藻的修饰而展现古朴自然之感。在这一点上禅宗和诗歌是一致的，引禅入诗，简化语言，不是去雅，也不是去俗，而是使语言形成一种强大的张力，达到“雅”和“俗”的至臻统一。

宋代禅宗语录的流行，促使宋人“做事如说话”：口头俗语入诗，民间谚语入诗，大众故事入诗……民间文学对诗歌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民间大众希望效仿上层知识分子之闲雅的文学风格。为了实现其脱胎换骨，诗人采用内容的通俗化与审美风格的雅化，追求高雅、古典的审美风格，将本色与雅之追求融为一体，雅俗相济。

在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诗派后出现了江湖诗派，他们大部分为平民或者身份低微的下层官吏，有江湖习气。他们的诗风效仿晚唐诗风，字句精巧，长于写景抒情，大多描写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其诗歌刻意求雅，却往往流于俗套，未能摆脱模拟之气，却也成为集大俗与大雅于一体的产物。后期许多江湖诗人将诗歌作为献媚权贵、谋取利益的工具，这就使雅和俗走向了两端，背道而驰。

既然诗与禅相互渗透，雅与俗相互交融，我们再来反观宋诗对文字禅的影响。在文字禅的通俗诗得到流传时，宋代文人对其表示了强烈的认可，苏轼就多次对其表示赞赏。如其《子由作二颂，颂石台长老问公：手写 <莲经 > ，字如黑蚁，且诵万遍，肋不至席二十余年，予亦作二首》：⑩

眼前扰扰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

要识吾师无碍处，试将烧却看嗔无。（其一）

我们只引其第一首，但可以看出，苏轼对这种写作方法的效仿和认可。正是苏轼等大家、显贵的赞赏，使得使用文字禅的僧人对其由一般接受到积极创作，推动了文字禅的发展及传播，也对雅俗关系的变革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和推动力。

三、禅宗意境与新雅之构建

禅宗在通俗简洁的语言背后，有空远的意境，对宋诗意境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禅宗将修行分为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芳迹”；第二个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个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个境界都有一个“空”字，说明禅宗重视的是一种空远，一种“悟”，是隔绝人世的幽度清苦，是远离尘世喧嚣的潇洒解脱，更是一种至高至远之境。

在禅宗这种超尘脱俗的意境影响下，许多宋代诗人的诗风转向对“新雅”的探寻，不再单纯效仿前代诗歌之语言、结构，而是尋求自己独特的风格，形成一种“复雅”之潮流。王禹偁、苏轼、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等诗人纷纷为复雅做出自己的努力。严羽提出“诗禅说”，主张以禅入诗。试图一改前人理性诗风，把诗歌变为一种空灵透明、意境高远的诗歌。

欧阳修也为此做了较大的贡献。他一反前人对晚唐文体精雕细琢、注重藻饰的文风的学习，对杨亿、钱惟演等人的诗风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主张“平淡”，追求“意新语工”的诗境，讲求立意新颖、语句精炼，既通俗易懂又内含深意、韵味无穷。我们以其《戏答元珍》为例进行分析：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以小见大，怒而不怨，以平常的景物和简洁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沉思。写景清新自然，却又意义隽永，一波三折，感人至深。同时又包含着“绕路说诗”的特点，用“春风”与“花”来借代君与臣。使诗歌表面意义通俗易懂的同时又有着曲折婉转的深意。这是一种“新雅”之创作文风。这种“雅”不同于文体之“雅”、辞藻之“雅”，而是一种清新自然、通俗明了之雅，意境之雅。

综上所述，通过对禅宗颂偈、诗禅渗透以及对诗禅意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宋诗雅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以俗为雅又化俗为雅。宋代这种对雅和俗的审美态度，极大地扩大了诗歌主题，使宋代诗歌平民化、大众化，拉近了诗歌与大众的距离，也使诗歌题材、内容都向大众化靠拢，贴近日常生活并有独特意蕴。

注释：

①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

③释净修：《祖堂集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佛藏要籍选刊》第十四册。④惠能：《六祖坛经》，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⑤王梵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6页。

⑥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⑦《苏轼文集》卷七二，《僧自欺》。

⑧《后山诗注》卷二《寄豫章公三首》其一。

⑨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⑩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

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5-1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