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二题

门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县园林镇任副镇长，分管工业。那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突飞猛进的年代，有的地方竟连殡葬改革以后的小火葬也纳入上报工业产值的范畴。园林镇是工业大镇，以化工原料加工、服装鞋帽、安瓿瓶、橡胶制品、五金搪瓷、纸箱包装等为主，但产品附加值低，对市场風险估计不足。镇政府利用濒临倒闭的纸箱厂兴建的海绵制品厂投产后，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见效，把“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变成了现实。产值、利税直线飙升，预计年创产值千万元，几千元的成本能卖到一万多，可实现利税一百多万，企业规模一跃成为全镇的龙头老大。镇海绵制品厂成了省、地、县领导及省归口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县内县外到本镇参观学习取经的人员络绎不绝。厂长刘国良成了焦点人物。我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心里自然装了不少的成就感，真应了那首流行歌曲“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调，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刘镇长是六十年代机械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我按照刘镇长的安排，那段时间基本上天天蹲在海绵制品厂，除了随时掌握生产经营情况，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该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防止居心不良的参观者刺探机密情报。海绵制品厂在镇属企业异军突起，刘国良功不可没。厂长刘国良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上嘴唇留着胡子，颇似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吕良伟的造型。他以前曾当过镇化工厂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当过经销公司的副经理（倒爷）。他精明干练，有经营头脑。在走南闯北的商务活动中，他从东风汽车驾驶室的座垫、顶棚的内饰及家具厂沙发、席梦思的俏销发现了海绵的主要原料——聚氨酯的商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孕妇打屁——碰了运（孕）气。

他离过婚，法院将两个孩子都判给了他。现在的妻子是小他十来岁的黄花大闺女，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不能再生育了，可是女方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体面完整的女人，也是她父母的心愿，如果不生孩子他无法稳定娇妻的情绪，更担心的是缺少维系婚姻的纽带。一旦超生不仅面临巨额罚款，厂长也会被撸掉。倒是刘镇长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只要他能全力为海绵制品厂年创产值一千万，利税一百万，刘镇长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事去做工作。刘镇长的良苦用心是为了能稳住乡镇企业的人才。毕竟事在人为，那时，产值可比生殖重要得多。

驻厂蹲点，既可以学习一线管理知识，加快从教师到行政的转型，也方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还可以听刘国良讲述闯荡南方的新奇，那可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根据我的观察了解，生产的产品仓库的现货少，报表上的库存数字总是大于实际库存，发出商品总是比应收货款多，资金周转本来只要两个多月，报表反映却是三个半月。我还发现他生产的产品有“偷工减料”之嫌。根据产品的供求行情和不同的客户，他会及时调整海绵发泡配方。有时将比重轻的价格低廉的原料比例适量增加，聚氨酯在反应过程中就增大提速，每块成品的发泡时间就缩短，节省电，还可多赚几元，几厘米厚的制品他削切时会人为地减少几个毫米。他觉得，耍点奸商手段不违法，充其量产品的弹性、密度、厚薄差一点，产品包在沙发和席梦思里面谁也看不出“猫腻”。我担心刚刚成立的“消协”来找他的麻烦，影响企业声誉。他却说，根据我多方考察，国内尚未制订此类产品的统一标准，“消协”咋查？况且本镇的天空尚未沐浴“消协”的春风。瞧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回过头来就说我书生气太浓，不懂商业潜规则，不知道水有多深。

那天，我刚进厂，就发现院墙边堆着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平常修建平房很少见的钢材、琉璃瓦）。带着疑惑，我朝刘厂长的办公室走去。刘厂长的办公室就设在右边平房呈曲形的第一间。进门就看见一张气派的紫红色老板桌，刘厂长翘着腿斜坐在沙发椅上，旁边摆放长条沙发供接待用。相比我们办公用的五屉桌木椅方凳显得奢华多了。我坐下来问，这一堆材料是怎么回事？刘厂长放下腿转身对着我说，准备修建一座门楼。我又问，怎么还有古色古香的琉璃瓦？他说，修得档次高一点，影响会大些，不仅能提升企业的形象，也便于做广告。当我问他是否向镇里打报告时，他告诉我正准备报送，见我来了正好让我转交给刘镇长。我心想，你把材料都备齐了，打报告岂不是在走过场。有一个原因他没有写进报告，就是冲一冲原倒闭厂的晦气。我不能不收下报告，因为报告预算较高，在镇直企业还从未有花几万元建门楼的。

门楼很快就建成了。别出心裁的创意在整条街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气势，初升的阳光将门楼的影子照在路中央。门楼势伟，画栋雕梁，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碧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像旅游景点的牌楼，颇具观赏价值，让行人驻足流连。门楼正中“海绵制品厂”五个大字苍劲有力。修建报告中预算是两万，实际结算三万八，超出一万多，在当时建一栋二层楼房也只需几千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一天早上，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突然接到县府办的电话，说是王副县长要找刘镇长，我说刘镇长在企业搞调研，于是，王副县长在电话里对我说，有人写了海绵厂违规建门楼的告状信，信中反映两个问题，一是企业违反制度先斩后奏，二是大手大脚超标准兴建门楼。他要求我们迅速调查核实，把此事当作深入开展整党活动的反面教材。

按照刘镇长的意见，我第二天就到厂里向刘国良传达了王副县长的指示。刘厂长认为，建门楼是企业行为，上级不必小题大做，对信中反映的问题不以为然，更没有把我这个既年轻又不懂管理的副镇长放在眼里。企业老板有一个共性，你依着他，他对你很尊重，你为难他，他会不把你当回事。用他的话说，那是过喜事打瞌睡——是回事却不当回事。

他说，我早就知道是谁在背后告状，是原纸箱厂的厂长郑世华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当初接收他们时，郑世华毛遂自荐想分管销售的请求没得到满足，就对我心怀不满，找老领导托关系到处戳路子。一个倒闭企业的厂长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何况我按照镇委的意见接收了他手下的几十个员工，员工工资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我已经将那个“叫鸡公”辞退了。他自不量力地以为挖走一个技术员就能和我抗衡，如果他真有本事纸箱厂就不会垮了。银行贷款、供销渠道、货款回收、内部管理以及三教九流的人脉关系他哪一样能搞定？跟我玩儿，哼！他还嫩了点。其实郑世华大刘厂长几岁，刘国良说这话时的表情非常得意，他悠闲地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几个袅袅的烟圈。自从他接管海绵厂后，镇里的管理费他按月交，职工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及生日他都会安排财务有所表示，即便是镇机关的一帮爱“日白”的年轻人也喜欢到他那里蹭饭吃。而郑世华在大部分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眼里是只会讨好个别领导的阿谀奉承之人。

我知道，郑世华被辞退后，带走了刘国良的一个技术员（原纸箱厂的员工），他们找到原镇长、现在的民政局局长丁克山，希望利用福利机构安置残疾人的优惠政策，办一个类似的加工企业，不仅可以安排残疾人就业，还可以为民政局创收，把丁局长“忽悠”得心花怒放，不仅召开了动员会，还成立了项目专班。厂址基本确定下来后，郑世华就准备带技术员到沿海某地订设备，出门前，通过邮局给对方发了一封电报，那时，发电报是最为快捷的通联方式和凭证。也就是这封电报让他鸡飞蛋打。刘国良老婆的表姐是邮电局的职工，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掌握了郑世华的情况：生产厂家是广东顺德某厂，设备价格是七万五，交货时间是三个月后。刘国良日夜兼程赶到顺德与厂家洽谈，设备多加五千元由他买下。当郑世华发电报请示丁局长也准备加价时，刘国良通过表姨姐提前得到了消息，刘国良又出一万五千元与卖方签了一个君子协定：该设备不得再向本县转让。郑世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才出此招儿状告刘国良。郑世华的事情摆平后，刘国良将那套设备转让给了邻县的一个村办企业，多赚了两万元。

我说，不管什么原因，你对修建门楼一事应该有个交待。不然我无法向王副县长回复。我故意把王副县长搬出来压他。

刘厂长说，企业有了问题对你们政府官员也不利，即便不追责，别人也会说你们领导无能。你还年轻，出头的日子在后头，干革命工作不要太較真儿，不能操之过急，恨不得像我一样结婚就生娃。有些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工作中要多积累政绩，要注重成效，要像这门楼一样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再说，企业经营行为与政府工作不可同日而语，即使都是在追求最大效益，效益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他一直用一种不阴不阳又充满自信的口吻教训我，俨然他是我的上级领导。也是，像我们突击从教育部门选拔的干部要进入行政管理角色确实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至于企业管理更要在实践中重新加强学习。

我要他拿出一份整改报告，否则，难以通过正在开展的整党活动的审查关。他狡黠地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好像与当前开展的整党活动无直接关系。我正好借机教训他一下，对他摆起大道理说，你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厂长负责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能和你以前干“倒爷”相提并论，你的任命通知是镇党委的红头文件，企业党组织不是摆设，支部书记更不能当“独立大队长”。

我们打算向上写一份务虚的报告。报告由我起草，厂里负责盖章。理由原因找了一大堆，像墙角堆放的边角废料。问题的重点在于思想认识上存在“我行我素”的现象，“全镇一盘棋”的观念欠缺，至于超预算的问题，以施工难度加大和人工工资上涨为由。门楼建筑是木已成舟，只能下不为例，力争满负荷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我将刘厂长盖章的报告作为附件，又以镇政府的名义向县政府打了整改报告。重点检讨镇委、镇政府对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认识不足，企业的党组织相对弱化，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对企业的管理出现盲区。至于整改措施，不言而喻，总是与存在的问题一样避实就虚。

第二天，我推着自行车正准备送整改报告时，突然接到刘厂长的电话，说省局的张处长莅临海绵制品厂检查指导工作，王副县长已经先到厂里了，要我与刘镇长赶快过去。上级领导一般不下乡，下乡可就不一般。那时，上级领导有权增加贷款额度，有权减免税费，有权调拨计划物资，有权审批项目。下乡的上级领导或多或少都会给乡镇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与刘镇长赶到海绵制品厂时，省、县领导正在刘国良的陪同下参观海绵制品生产线，亲自了解聚氨酯发泡成海绵制品以及削切海绵的流程。一个像水池的模具混合着各种化学原料，几分钟就像发面团发泡成型，然后削切成不同规格的成品。刘厂长详细汇报了企业产、供、销的经营情况后，刘镇长又将全镇的工业规模向省、县领导作了全面的汇报。张处长在充分肯定我镇乡镇企业成绩的同时，对海绵制品厂这匹黑马非常满意，除了当场答应调拨相关计划物资外，还表态力争促成与东风汽车零部件的配套以及全省家具行业的协作，让乡镇企业既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也能够“抱团取暖”。

当张处长走到大门口时，突然指着门楼对刘厂长说，这个门楼很有文化创意，其精雕细琢很能吸引人的眼球，像你的企业一样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有无声的广告效应。办企业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搞营销，找机会推介不同于别人之处。这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整改报告，故意把刘镇长的胳膊碰了一下，又朝王副县长努了努嘴，刘镇长恍然大悟，即刻小心翼翼地问王副县长，那个整改报告怎么办？王副县长板着脸说，什么怎么办，你们按照张处长的指示迅速将刘厂长和海绵制品厂的经验写个材料。又对随行的秘书说，回去后给办公室打声招呼，材料在下一期的政府工作简报上印发，作为“未整先改”的典型向全市推广。张处长也对刘镇长说，顺便将典型材料也给省局报送一份。刘镇长回头看了一眼稍稍放慢脚步的我，示意我跟紧点，我赶紧加快步伐，脑子里想着典型材料该如何写……

吃食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机关都有食堂，只要不是家大口阔的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简单省事油荤足，即使困难家庭乡下来客了也会到食堂打一两个荤菜招待客人，那些客人回去后不把吃食堂的油荤嚼得干干净净决不会停嘴。

当时，镇机关正在修建全镇唯一的宿舍楼，最令人羡慕的是楼房里设计了卫生间，镇上前来参观房屋结构的络绎不绝，不少人好奇地询问卫生间如何接水，如何冲大便，冲下去的污秽流到哪里去了。

开工后从领导到办事员检场帮工的义务劳动也得到了人们的夸赞，无形之中赚了一点民意。既转变了作风，又节约了成本，是镇机关深入开展整党活动第二阶段“边整边改”的一个典型范例，谁都想通过此次活动积累“闪光点”，机关的义务劳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镇机关干部职工六十多人，班子成员和副科级以上就有十九个，宿舍楼只有二十四套。在当时，能不能入住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年龄、工龄、任职年限是分房（包括选择楼层、朝向）的依据。尽管只有五套分给中层干部，但接下来还有平房的重新分配，还有享受福利分房的“半边户”（配偶是农村户口）工作人员。尽管是平房，进门就是客厅，也是水泥地面白灰墙，还有防蚊子苍蝇的纱门纱窗，顶上钉着天花板，打架的老鼠掉不下来，屋后过道设有专门的厨房。这在当时是从单一的“宿舍”朝舒适、方便居住的生活理念的一个巨大转变。住房就像是贴在机关大门口的布告昭然若揭，一看就能分别出三六九等。

涉及工程最累的义务劳动就是搬水泥，卸黄沙、石子，办公室专门买了几十把铁锹，与开展义务植树造林一样。根据工程预算，大约有近两千方黄沙、石子，一百多吨水泥的卸载量。分管财经的李副镇长算了一笔账，每天按三十人次卸四车，每方可以节省一块五的费用，到工程竣工时，可节省五六千元的费用。开头几天，干部职工挥汗如雨干劲儿十足，运沙石的车一到施工现场，几个个儿高的就迅速上去打开车厢板，沙石就自动下滑，车上的人拿锹就往下掀，下面的人将沙石拢成一堆即可。扛水泥稍累点，用一件旧衣服顶在头上，人背靠车厢，车上有两个人顺手将一包水泥放在你的背上，手脚比花钱请的小工还利索。距离汽车几十米远的会议室就是存放水泥的临时仓库。

等候的间隙，有的到办公室处理公务或准备“边整边改”的资料。办公室是一栋红砖平房，每间办公室至少摆放五张办公桌，办公室门朝里，窗户对外，仿佛暗示着不宜公开。还有的则聚在一起闲聊，闲聊就是拿人开涮，以埋汰人为乐事。选准“课题”临场发挥，脑筋急转弯，顾左右而言他，张冠李戴，旁敲侧击是开涮的基本功。以前当过村支书的农办主任吴家金正准备娶媳妇，即将成为可以和媳妇“扒灰”的“烧火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拼凑了一副对联，上联“婆婆结亲灶前灶后”，下联“公公娶媳火叉火钳”，横批“亲上加亲”，只差笔墨侍候了。

年轻漂亮的妇联主任张桂芳是从村妇女主任招聘上来的干部。泼辣干练，以铁嘴闻名。用镇办主任赵世海损她的顺口溜：“没有她不敢说的话，没有她不敢端的杯，没有她不敢做的事。”刚从办公室出来，她就指着墙上一张宣判流氓犯的布告对赵世海说，看见沒？你受教育了吧！赵主任马上还击，你怎么不去告发我呢？你能告发我是我的幸福。张桂芳没占到便宜，话题又一转，听说你家里喂养的一头脚猪很赚钱？赵主任说，那是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好嘛，你别小看它蔫不拉叽，它管周边十几个村的配种呢，你下次经过时得小心点。张桂芳知趣地拖着锹退到一旁，赵世海得意洋洋地把锹把撑在腋窝下抖着腿大口抽烟。大伙儿都为赵主任的机敏喝彩，吴主任也趁机回击说，她这是叫花子背豆渣——自讨的。还有人说，嘴讲累了是不是应该考虑安排吃食堂，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那时，家庭条件差的工作人员还吃不起食堂，如能借此机会改善一下生活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

分管后勤的赵主任请示书记后便安排事务长为卸车人员准备每天中午吃食堂的具体事宜。机关食堂很简单。操作间与饭厅隔着一面墙，墙上留有几个排队打饭菜的窗洞，操作间一张案板就占到三分之一，揉面、切菜都在其上，开饭时盛饭菜的大盆小钵、收付饭菜票的盒子也搁在上面；饭厅顶棚吊着纤维板，地上摆放着几张方桌、条凳，家室不在身边的和单身汉一般都在饭厅就餐，他们可以边吃边聊。村书记、村长来镇上开会也在食堂安排。

那时，伙食尽管简单，但能进机关食堂吃饭是“端公家饭碗”的一种特殊待遇，更何况是带有赏赐性质，饕餮之后抹嘴的油手能饱嗅好几天。有时还不到吃饭时间，一帮人就早早地到食堂等候，在餐桌象棋摆擂又顺时而生，观棋的比下棋的还急，拍棋盘的声音比剁肉的声音还大。那时博弈不准带彩头，输家必须用双手给赢家递烟点火，口里还要恭敬地叫“师傅，请抽烟”，再钻餐桌才算完，按头的、踹屁股的争先恐后。每天中午吃饭的人渐渐固定在一张桌子，于是大家就将各自碗里的菜分类集中，仿佛变成了四菜一汤的桌餐。不包括急匆匆赶回来吃食堂的办事人员，那时，吃饭用不着三请四邀的仪式，有荤腥大快朵颐比什么都惬意。后勤每天至少安排三桌，还专门请了一个帮工。

饭量毕竟有大有小，吃到最后总是有剩菜，让人感到可惜，张桂芳在一旁嘀咕了一句：要是有酒就好了。说风就来雨。第二天，吴主任率先把准女婿孝敬他的两瓶“园林青”酒从家里拿来了。酒能打开话匣子，吴主任开始“忆苦思甜”：物质匮乏时期在老家，为了显摆他的虚荣心，把一根洗净的棉梗蔸子当鸡脚，反复蘸着自家腌制的豆瓣酱咀嚼，还喝了三两酒。如果不是隔壁眼馋的憨头跑过来跟我争抢棉梗蔸子，绝对不会露出“鸡脚”，那根棉梗蔸子至少还可以多嚼十天半个月。他说的那个憨头就是当队长的公公和儿媳妇“扒灰”生的儿子，离了婚的儿子媳妇远走他乡，憨头从生下来就没娘老子管，队长也只能暗中照顾本来是儿子的孙子。憨头冬天都拖着拖鞋穿着单衣服。偶尔遇到村里办红白喜事，就是憨头的节日，他就赶早去放一拃鞭，开一天的洋荤。吴主任突然打住了，他这个准公公怕引火上身再遭众人戏谑。

张桂芳说，你这是撩蜂蜇自己的眼，今天就撇开“扒灰”说你们村的棉花。当年，你们村的棉花就只长蔸子不结桃子，棉花田里是屁股大的叶子，卵子大的桃子，鸡巴长的虫子，那能高产吗？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李副镇长调侃吴主任说，那时候，全乡就属你们村最穷。老百姓还专为你编了一段《书记爱开会》的打油诗：“蜜蜂爱恋着花卉，喜鹊爱成双成对；人家的书记爱劳动，我们的书记爱开会；开了大会开小会，开了长会开短会；讲了生产讲形势，讲了国际讲国内；天黑讲到鸡子叫，问题还是一大推；叫声书记快住嘴，明天我们还要去送肥；小康社会喊不来，劝你今后少开会。”李副镇长一口气把它背出来了。吴主任解释说，我是在践行上级的指示。他还用顺口溜对复杂的农村工作总结了“四怕”：死人怕烧（火葬），活人怕劁（结扎），农田怕交（提留），水利怕挑（堤防）。

酒能将短音节拉得像面条，酒能把平时的意见当笑话讲。丁副镇长端起酒杯过来敬李副镇长说，一是感谢你的精心安排，二是有一事不明白，我和你工龄、资历、级别都一样，为什么选楼层你占先我排后？李副镇长也端起酒杯回敬丁副镇长说，因为我先入的“庙”。我再反问一句，你丁副镇长以前在经委当科长时，总是肯定我们镇的工业，怎么现在当了分管工业的镇长反而多了些许责难？丁副镇长矢口否认。我顺便插了一句，我作证！我此前管过工业，也是看戏不怕台高，决不放过“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干部斗干部”的大好时机。吴主任也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不说问题拿什么整改？就像不搞义务劳动哪来免费吃食堂？

大家笑着相互敬酒，热闹气氛不亚于一场喜宴。桌子上的菜碗渐渐见底，有的开始舔筷子，有的不耐烦地敲碗，事务长先是小碗换大钵，再后来就安排师傅添加菜肴。这种“循序渐进”的吃法我算是领略了，让事务长找不到拒绝加菜的理由。喝了酒肯定是要休息一下的，或继续下象棋，或回家睡上一觉，或借口下午有事。到下午卸车扛水泥包时，最多不超过十人。

第二天，即便上县里汇报工作后都马不停蹄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参加义务劳动，有时刚拿工具没掀几下就到吃饭时间了……慢慢地，凭票排队打饭菜的工作人员所剩无几。我初步算了一笔账，每天三桌，每桌最低标准二十元，一天生活开支至少需六十元，不到一百天就抵销了。但是领导们都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在搭建党建工作的平台，是对整党活动第二阶段“边整边改”的态度问题，是实践能不能出真知的问题，是一个单位齐不齐心的问题，它关系到“边整边改”能不能收到实际效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镇机关院内的部分家属也参与了残汤剩饭的“光盘”“扫残”行动……

作者简介：吴斌，湖北省潜江市人，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湖北日报》《速读》《长江丛刊》《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散文《乡下表弟》获“2017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散文《母亲节的守候》获“第12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二等奖，著有散文集《思海悟洲》。《散文选刊》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