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儒林外史》三题

王高旺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史家。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建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体系，至今仍为圭臬。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及其他书信和序文中，鲁迅对《儒林外史》做过专门的、相当精到的论述，本文拟就这些方面做些爬梳和整理。

一、“公心讽刺之书”——关于地位、主题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它是中国“讽刺之书”的“绝响”之作。

在杂文《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说：“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曾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1]当时许多读书人看不起《儒林外史》，鲁迅特地为其正名。在鲁迅看来，《儒林外史》是“伟大”的，丝毫不在《三国演义》等名著之下。而且，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还对《儒林外史》设专篇（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论述。认为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讽刺之书”。“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固抽豪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2]也就是说，《儒林外史》以前所谓“讽刺之书”，即便稍有成就者如《西游补》、《钟馗捉鬼传》等，也不过是插科打诨、怨毒恶言、词意浅露、直白谩骂之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讽刺之书”。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列举了清末出现的“讽刺之书”，比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并把它们同《儒林外史》作了对比。“（《官场现形记》）……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的，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因此鲁迅总结评价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3]

鲁迅对《儒林外史》主题的评述是很多的。他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他又说“时距明亡末百年，士流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在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我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固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4]。这里所谓“时弊”，指的是当时的科举和八股制度；所谓“士林”，即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前人多方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之高。这种评价是建立在鲁迅对讽刺小说的正确、独到的见解之上的，而且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后才得出的，因而并非简单的一家之言，而是有着定性的意义的。

二、“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关于讽刺艺术

鲁迅不但给《儒林外史》做了地位和主题的定性评价——讽刺小说的“绝响之作”，而且还对其讽刺艺术作了分析研究。

在杂文《什么是“讽刺”》中鲁迅曾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有它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都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5]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讽刺”的正确理解：讽刺贵在旨微而语婉，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学的价值。讽刺应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就是说，其基调应是忧伤的，不应当插科打诨，专为取笑；讽刺应该是婉曲的，不应该词意浅露。鲁迅认为《儒林外史》优于其他同类小说的地方在于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那么何谓“秉持公心”呢？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及《红楼梦》时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说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6]《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时间相隔不久，其写人手法也如《红楼梦》，很少写好人绝对地好，写坏人便绝对地坏，所谓“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事实上，生活中的人，好人往往也有私心，坏人也有良心发现之时。可怜之人，常有可恶之处；可恨之人，亦有一二可取之事。周进这个人物，并非作者喜欢之人，窝囊麻木，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靠着一个偶然的机会，侥幸中举，中进士，升御史，点学道，“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居然跻身统治者的行列。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写尽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但是，作者在写出周进麻木猥琐的精神状态的同时，又不忘写出他提携范进的一番苦心。王惠这个人物贪酷无极，读者对他不会有什么好感。自从他当了南昌太守，只听得“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可是，他对同年荀玫却非常慷慨，“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鲁翰林信奉八股拜物教，但是，他说杨执中之流“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却是没有说错；他看了女婿的文章，能看出“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可见他并非只会写八股。马二先生很庸俗，满嘴赤裸裸的功名富贵，可是，他却又有一副古道热肠。他倾囊相助，为蓬公孙买下惹祸的枕箱，将一桩弥天大祸消弭于无形之中；他资助流落杭城的匡超人，并不希图他有什么回报；娄家公子很肤浅，想学先秦的信陵君，但为人却非常厚道……

笔者认为，所谓“公心”，除“公正”之心，即不挟私怨、不恶言谩骂之意外，还应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文艺理论中常常讲到的所谓“灵魂辩证法”，也就是如何写出人物思想复杂性的问题。《儒林外史》的基本态度固然是揭露和批判，但却不是简单的“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这正是“公心”所在。因为作者身处士林，对其中情形非常熟悉，所以能“烛幽索隐”。鲁迅提到，书中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声谐声或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7]比如马二先生即全椒人冯粹中等。但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时能“秉持公心”，不挟私怨，恰如其分地写来；而且“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就是“含泪的微笑”，比恶言谩骂来得含蓄而且有力。

三、“集诸碎锦，合为帖子”——关于结构艺术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论述虽不多，但却一语点睛。他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多种人物，行将而来，事与其事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固亦娱心，使人刮目矣”[8]。“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集诸碎锦，合为帖子”十六个字道出了《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吴组缃先生把这种结构叫做“连环短篇”，也是这个意思。“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作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却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9]

中国古典小说曾名之“传奇”，追求情节的离奇是其一特点，因而往往悬念丛生、谲诡幻怪，无非是为吊读者的味口；线索清晰、人物命运有始有终是另一重要特点，这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四大名著，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上特点，唯独《儒林外史》没有这些特点。《儒林外史》以思想深刻取胜，因而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艺术的真实”，情节不离奇，人物故事零散，点到为止。“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也是《儒林外史》在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影响逊于其他长篇的原因之一。然而“集诸碎锦，合为帖子”，也有其长处。这样做使主题更凝练、更严肃，而且也更长于变化，不受其他因素的羁绊，因而能够更多地发挥主题。

《儒林外史》确无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也无贯穿全书的事件。第一回等于是全书的楔子，借王冕这一“名流”来隐括全文主旨，最后一回又添四位奇人，照应开头，再点主旨。中间五十三回则是“连环短篇”：第二回是写周进，实际上直接落在周进身上的文字并不多，大量的文字在写周进周围的环境，写夏总甲、梅玖、王惠这些人物。第三回，叙事的重心从周进渐渐地向范进转移。周进成了辅助人物，范进成为中心。直接写范进的文字并不多，突出的是胡屠户前倨后恭的表演。围绕胡屠户和左邻右舍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范进之流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第四回是一个过渡性的章回，张静斋带着范进去高要县打秋风，借此带出作者最憎恨的一个人物严贡生。第五、六回开始将叙事的重心向二严、二王转移，夺产成为焦点。第七回，借严贡生的活动，叙事的文字又回到周进，由周进带出来京会试的范进，由范进带出周进指名要关照的荀玫。再由荀玫带出同榜的王惠。第八回，故事的中心变成王惠，写王惠南昌府走马上任，写他如何聚敛有方，后来又如何投降宁王，宁王失败以后又如何落荒而逃。借此又带出蘧公孙，再由蘧公孙带出娄府二位公子。第九回，写二娄的访贤，带出“老阿呆”杨执中。第十回，插人鲁翰林，通过他的择婿带出蓬公孙。第十一回，借蘧公孙的新婚，递人八股才女鲁编修的女儿。第十二回，故事又回到娄府公子的求贤，递入权勿用、张铁臂一帮假名士、假侠客，写他们一个个出乖露丑。第十三、十四、十五回，连着三回都是写马二先生。求贤的闹剧告一段落，叙事的重心借蘧公孙转向马二先生，中心事件是枕箱案。凭着马二先生的古道热肠，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之中。接着便是马二先生的西湖之游，遇到了设局谋骗的洪憨仙。借马二先生的闲逛带出匡超人。从第十六回一直到第二十回，作者用五回的篇幅来写匡超人蜕变的全过程。写他事父之孝，如何地尽心尽意，写他进学以后心态如何变化，写杭城的一帮所谓“名士”给了他怎样的熏染，他在潘三的教唆之下又是如何迅速地堕落，变得利欲熏心，势利无耻。第二十回的后半部分借匡超人带出牛布衣。作者放下匡超人，来写牛布衣的行踪。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三回，牛浦是中心。先由牛布衣的死，带出老和尚，由老和尚带出“书中第一等下流人物”牛浦。再由牛浦带出牛玉圃。由牛浦的冒名顶替，带出牛布衣妻子的千里寻夫。第二十四回，由牛浦的冒名顶替引出一场官司，由官司带出向知县，由向知县的被参带出戏子鲍文卿。故事的重心逐渐向鲍文卿转移。第二十五回，由鲍文卿遇倪霜峰，带出嗣子鲍廷玺（倪廷玺）。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回，鲍文卿病逝，叙事的重心转向鲍廷玺。中心写了鲍廷玺和王太太的恶姻缘。插入鲍廷玺和倪廷珠意外的兄弟相逢。由鲍廷玺带出名士季苇萧。第二十八回是一个过渡性的章回，写倪廷珠突然得病暴死，鲍廷玺顿失靠山。叙事的重心转向季苇萧。写季苇萧的纳妾，借季苇萧和辛东之、金寓刘的对话，嘲骂盐商的鄙陋。由季苇萧带出季恬逸。季恬逸和萧金铉为盱眙来的诸葛天申选时文，“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借着寻房子的事，顺手递入僧官和龙三的闹剧。第二十九、三十两回，金东崖结束了龙三的胡闹，故事的重心转向杜慎卿。写他的纳妾、访问“男美”、主持花会。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回，重心转向杜少卿。由鲍廷玺的求助杜慎卿，带出杜少卿。杂七杂八地写出杜少卿的豪爽，同时写出他的滥施，带出古礼专家迟衡山。第三十四回，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章回，有杜少卿的装病辞征辟，有高翰林的嘲笑杜少卿父子，有杜少卿的解经，带出庄绍光。写他应征辟一路上的见闻和盗贼横行的情形。带出解饷进京的萧昊轩。第三十五回，仍以庄绍光为主，写他朝见皇帝的经过，如何的恩赐还山。归途中所见民不聊生的情形，地方官吏和盐商的逢迎，《高青丘文集》引起的风波。第三十六回，平空插人一个虞博士，写他为人的厚道，如何的淡泊名利。第三十七回，突破前面的章法，一下子将众多的人物集中到一起，写泰伯祠的祭祀大典。带出寻找亲父的郭孝子……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人物好像接力似地一个个往下传递。当然，前面提到的人物，后面还可能出现，但已经不太重要。譬如说，周进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第二回，但是，后面还会不时地提到周进，比如第六、七、十八回……无非是通过呼应来加强结构上的凝聚，当然也是顺手的利用。严贡生夺产的事在第六回，但官司的结果如何，却在第十八回才有了交代。荀玫的结局在第二十九回借金东崖和董书办的谈话作了交代：“荀大人因贪赃拿问了。就是这三四日的事。”小说第十九回，匡超人替金东崖的儿子金跃当枪手，后来潘三东窗事发，那款单上就有“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一条。那么，金跃及其父亲有没有受到处理呢？小说第二十九回，作者借金东崖的话作了交代：“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虽然‘真的假不得’，却也丢了几两银子。”第十二回写了“侠客虚设人头会”，张铁臂便下落不明，竟是泥牛人海无消息。谁知道第三十七回，出来个张俊民，蘧公孙认出他，心想“这人便是在我娄表叔家弄假人头的张铁臂！”“张铁臂见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过几日，拉着臧蓼斋回天长去了。”

叙事中心人物的接力，叙事重心的不断转移，淡化了人物的命运。书中的人物大多没有结局。作者真正有兴趣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是世态人情的玩味，是对势利虚伪现象的讽刺。这种结构是对传统审美趣味的极大挑战。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说：“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10]

注释：

[1][5]鲁迅全集，第六卷227、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2][3][4]鲁迅全集，第9卷228、345、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6][7][8][10]鲁迅全集，第9卷348、230、229、345页．

[9]《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人民文学》，195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