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

刘大程

陶器

刘大程

人事部陈先生看过我的资料，从抽屉里取出几幅半身仕女图，给我几张纸，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要我随便挑两幅。

这容易。我大约画了一刻钟，就快完成。陈先生看了看，说行了，我看看墙上的钟，还有二十几分钟下班。我觉得还有点没画好，不敢马虎，就抓紧时间画了十几分钟，交卷。其实，我不用再画，他已经决定录用我了。事后想起来自己也觉得有点多余，但当时的确太想把握住一个机会了。

第二天上午，办好宿舍，下午在写字楼，等陈先生安排工作。陈先生打电话叫来了阿柏，一个瘦瘦小小却一脸精明的中年男子。阿柏把我带到一幢楼的二楼，里面放着歌，嘣嘣咚，轰轰哈哈嗨，很吵。粤语，我听不懂（对流行不怎么敏感的我多年后才知道那是Beyond的《真的爱你》）。几排木制的工作台，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碗碗碟碟。工作台边的人正忙着画那些玩意儿，有的随乐曲起劲地嚎着，嚎几句，又画一阵。他们瞅了我一眼，又回头做事。

这场面让我想起书上见过的旧时作坊图。

阿柏给了我两支湖笔，两支油画笔，两支细线笔，把我介绍给一个叫阿兴的做学徒。阿兴就要我画他正画着的那批陶碗。这些陶碗是分工序画的，阿兴已经画了几道工序，我就按他说的，用笔醮了他调好的颜料接着画。阿兴旁边坐着一矮个女子，盘着发，也在画，后来知道是阿兴已经同居的女友。临下班时，阿兴给了我几张餐票，告诉我怎样买餐票，饭堂并不是每天都卖餐票的。

这天吃晚饭时我就领教了一个下马威。饭堂里当时放着电视，有的员工坐着看，有的站着看，我也在一条过道旁挨着长木凳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看。冷不防被一个人一把揪住，不由分说就扯下了厂牌。我一看，竟是那个不是一般矮小的侏儒般的清洁工。后来得知是厂里某经理的亲戚。他这一揪揪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他却只管揪着我凶巴巴地叫。我终于听明白了，因为他加上了比划，原来他是说你这样把凳子弄坏了怎么办？老天爷，我只是挨长凳站着，还算不上靠呢！解释了两番不起作用，我只好说我刚来，多关照。但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依，叫得更凶了，拽着我就走。我也明白了，他本来就是冲着我刚来，但这样撒泼却出乎我意料。这时，对面宿舍楼下冒出一个保安。清洁工马上冲那边喊，一副逮着了大鱼的神气。他拉着我往那边走，那个保安往这边走。碰头后，清洁工哇啦哇啦一通，把厂牌交给保安。保安拿了厂牌瞟我一眼就走了。清洁工这才放开我，拿起他的扫帚和垃圾铲，哼着我听不懂的歌或不是歌的乱语，凯旋地走了。

我去找阿柏，同他说。他说不要紧，我给你拿回来。第二天早上，他把厂牌给了我。

这样跟着阿兴画了一天半，阿兴说，你画得靓，不用跟着我了，自己画吧，划得来些。我只得跟阿柏说，阿柏又去问阿兴，然后就让我自己画了。

三天后，我给自己的这份工作了个分析：画是绝对没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怎样调颜料，颜料是自己去油漆房根据样板用原色调，有的颜色较微妙，不易调准，而要求又高；一是掌握在打有油漆底色的陶器上作画的诀窍，在底色上作画动作要干脆，利落，尽快到位，不到位也要等它干了再画，在同一块地方用笔多了，会让下面的底色烂掉、泛起，这陶器的底色并不比油画纸油画布的底色可以反复涂抹。除了这两点，还有些特殊工具特殊技法，比如用海绵蘸颜料拍打，用针管吸颜料或金粉银粉勾勒等，但难度都不大，容易上手。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能做到像那些熟手一样，画起来挥洒自如。

我很少说话，只是学着把白蜡纸蒙在样板陶器上，用铅笔把图案轮廓描下来，用针打孔，通过扑粉拷贝到新陶器上去，用刺鼻的天那水调颜料，学着画。阿柏是车间主任，这个车间所有的事归他管。他给我大致说了一套要领后就由我自己去做，然后随时跟进，发现问题就用不温不火的腔调批评、纠正，或勾着眼责骂、痛骂。

我记得很清楚，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样作品是两只50厘米左右高的玫瑰红陶瓶，图案是小朋友、气球等，按图画而不是样板取样。只能说还过得去。阿柏告诉我，这是用来做样板的，一只存留，一只送出去捞订单。

画好这两只陶瓶，阿柏要我画一只稍大的陶瓶做样板，因为原板已有损坏。这款陶器他们刚刚画过一批货，有的都还放在车间等着干透，上光运走。我不明白阿柏为何不从中挑一只做样板，而要我另画一只，我都还不熟练呢。但我二话不说，只认画。同样一只瓶子，画样板比做货的工价要高两三倍。这时，一个熟手走过来同我说，能不能画啊，让给我画吧。我笑笑说，阿柏给的任务，我试试吧。就埋头画。

这只陶瓶的图案比我先画的要复杂得多，是一幅西画，几个骑士骑着高头大马在野外打猎。要画的有人、马、猎犬、树木、房子、栅栏、草地、远山、天空等。我有点紧张，但下决心画好它。我画得慢。若按那些熟手的速度，一天就搞定了，而我画了三天。值得高兴的是，画好后，我偷偷和他们画的比了比，发现我画的比他们的要精细传神得多。果然，他们也都佩服地说，靓。我把瓶子交给阿柏，阿柏笑得很灿烂地说，很靓，很靓！

从此，阿柏让我专画样板。这时我已经知道，这家陶艺厂的三百来名员工，至少有二百五十名是海南的。那些熟手画工则几乎全来自海南。厂方是与海南一所美术学校挂钩，定向输入人才的，其他省份的员工极少。这些海南人拧成一团，其他省份的人很难立足。画着画着，两个打杂的就站在了身边，吊起眉问我是哪毕业的？我顿了顿说，我，是自学的。他们的眉就放了下来，明显地不屑。这时又来了一名新手，叫张健康，也是湖南的，我就有了个伴儿。

不过，很快让我失望的是，张健康是个笨笨的主。他的慢可是慢出了水平，一天可以解决的东西，他差不多要弄一个星期，涂涂抹抹的样子，他自己可能不觉得，看的人却急坏了。他也总是把底色弄烂，然后着急地在那里修补，越补越烂，直到挨阿柏的骂。车间的人慢慢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说话也答非所问，聊不到一块。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他可能连伙食钱都挣不到。

说实话，我爱上了这些陶器，也知道了它们是怎样来的。这些陶器包括钵、碗、盆、盘、杯、罐、瓶等，各种各样。偶尔也做些木器，比如书匣、梳妆盒、小箱子。厂里分几个车间，除了绘画的，还有做陶坯的、雕刻的、喷漆的等。从陶坯车间过，我怯怯地往里探头，看到一些工人在舂陶泥，和陶泥，就像旧时乡下舂谷米、和墙泥，就像《天工开物》里的《舂》等一些插图。一些工人在用模具做陶坯，一些工人在修饰成型的陶器──却没看见在哪里烧，想来应该是高温成型而不再是传统的烧制了吧，准备让它们被推车转到其他车间，视工艺需要按工序接受加工，喷漆、绘画、雕刻、上釉、上光等，最后成为符合客户要求的艺术品，运到指定和所需的地方，供人品评、挑选、赏玩。属于它们的将是另一种环境和氛围，优雅、豪华、富贵。它们必须保持沉默、乖顺、配合，挣脱意味着打碎，声音清脆，露出本色，回到大地。

上班后的第三天，写字楼一个女孩来车间找我。就是我面试那天坐在旁边，时不时看我画仕女的那个，叫阿娣，稍胖而黑，并不美丽。她先是在车间转悠，并不找谁的样子，然后到了我身边，看我画陶瓶。她问我能不能给她画张像。她说，我还从没来过车间呢。我说，画什么样的像呢？若画素描倒是不难，画彩色的麻烦一些，有照片吗？写生不大方便。她第二天就拿了张照片来，给我看。我看了照片，效果不是那么理想，她又要求画彩色的，而且画全身，我住在集体宿舍，一张窄窄的铁架床，没作画条件，初来乍到，忙着适应工作，也不能在车间当着那么多人为一个写字楼女孩画像。就说，我现在比较忙，等稍后有空再给你画好吗？她说好吧，拿着照片回去了。

望着她的背影，我有点感动。虽然她是来找我帮忙的。

也许是我没有及时给她画像，也许是她觉得没必要继续搭理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这样来去匆匆的异乡人有多少啊，后来在厂外的马路上，我看到她骑着单车从我身边经过，出于礼貌，就打了声招呼，但她没有任何反应，也没再找我画像。再次看到她，我也保持了沉默，悄悄避开了。

宿舍在三楼。名义上是十二个人住，其实并不止十二个人，因为有几位是和女友睡在一起的。这是我第一次进厂打工，也是第一次在工厂看到男女混居。每个床位都用蚊帐或床帘遮成自己的空间，独用的独用，双栖的双栖，一间宿舍，两种天地。我睡在一进门的上铺，那副铁架床不够牢实，翻个身就吱嘎一声，翻回去又吱嘎一声，仿佛有动作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我就格外小心。他们晚上都要吃宵夜，我身上没钱了，不吃，有时泡一包方便面。早上，大都不吃早餐，我胃不好，不能再让它报复，就早早地起来去打早餐。早餐很简单，一小勺河粉，白白的，几粒葱花，“一青二白”，看不到油水。但我感觉挺香，吃得有滋有味。

给我一起打早餐！有天早上，我走出宿舍，一个打杂的站在走廊，看我去打早餐，用命令的口气说。我懒得回话，等他拿出饭盆和餐票，接过了就走。

我的桶不见了几回，我满宿舍找，也没见，有两回是在二楼宿舍找到的，有一回是在隔壁。我要拿回时，他们都恶声恶气，好像理亏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我就把它拿到车间，用油漆打上大大的记号。

宿舍楼没有厕所，上厕所要下楼到两百米开外的饭堂背后去。显然谁都不愿意为一泡尿走那么远，于是那间大洗漱间的一个角落便充当了小便池，小便后打水冲一下，大便才往厕所去。我想不通居然有这样规划的，还和在学校读书时差不多。但后来到了东莞常平一家工厂，也差不多，宿舍只负责解决小便，大便要走去好远，不同的是每间宿舍都有洗漱间，而那家陶艺厂，是一层楼共用一个大洗漱间。

时当暮春，又逢一九九七，香港回归前夕，金融风暴，人心惶惶，是厂里业务的淡季。车间常常没货做，他们有的一天两天都看不到影子，我可以趁此练手艺。这个车间已被阿柏承包，为了拓展业务，他很想开发一些新产品。他要我也动动脑筋。我们合作很快弄了几个新玩意儿出来。其中一款是个高不盈尺的类似古代酒樽的陶罐。我们从我带在身边的一本书上的一幅画受到启发，那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副汉墓帛画。阿柏先给陶罐做了旧，看起来像出土的色彩斑驳的青铜器，我将那幅画加以吸取、变化，用金粉画在陶罐上，阿柏再略加做旧。整个陶罐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件出土的古物。这只样板送出去后，很快有了反应，单来了！而且很快又来了。

这些陶器全是出口的。一边画着那些瓶瓶罐罐，我一边痴痴地想，它们会漂洋过海去向哪里呢？我们还会不会重逢？世界如此之大！想到这里我竟有些莫名的伤感和惆怅，就用拇指蘸了油漆，在陶器的内壁摁下我的手印。就像动乱年代，面对分离，给自己孩子打下的标记。而对于那些接受者，又有谁想过它们的来历吗？成就它们的是哪里的籍贯，哪种性别，怎样的一双手，一张脸，一种疾病？就像余光中在《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和《白玉苦瓜》中对那早已成为无字历史的情景和那双早已腐烂的手的想象……

这是南方一个小镇的一隅，地处广州和某市之间，虽隶属某市但离市里还很远。这里的工厂并不多，这家厂独处郊野，到街上有二里来路，路旁是一些当地农民的旧屋，榕树，闲地，显得有些破落。近旁有铁路横贯而过，隆隆的火车拉着汽笛从窗外驶过，在车间能感受到房子的颤动。

晚饭后，无其他事情，我就独自沿着铁路走。走一阵，就坐在铁路边，看着前面一派葱茏的树、竹，猜想它们如此茂盛的原因，里面会不会藏着蛇，而低处的水塘里会不会有鱼、泥鳅？当然，还有水蛇？多年前，在家乡的溪里摸鱼时，我的手与它相遇，我熟悉它的质地。田野和菜地里有农民在劳作，看来他们也还并不宽裕。我把他们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作比较，觉得差不多，还有他们使用的农具，比来比去还是觉得家乡用的农具好看。不远处是苍翠的峰峦。此时，夕阳西下，天堂失火，烧红了半边天。有一天傍晚，我专看那烟焰的变化，真是妙不可言。而这时，我总会想起远在湘西山中的家乡和亲人——父亲的愁容，母亲的泪水，父死母嫁的天真无知的侄女，勉强支撑着上学的小妹，在东莞电子厂加班加点每月领着东扣西扣后四五百元工资的大妹，四年前成为山坡上一抔黄土的哥。回头又想到自己的出路。我感到惶惑，空气中尘埃般的惶惑。曾经的校园与村庄退得多么遥远啊，几年前的只身漂泊也如梦里的幻影，那样的离奇荒诞，不可思议……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大起来。远远近近稀稀落落的灯火次第亮起，越来越白。我站起身，拍拍屁股，沿着铁路往回走。

我没想到我引起了保安的注意。这是个年龄不大个子壮实看起来还有几分孩子气的保安。我进厂门时，他特地要查看我的厂牌。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原来我们是老乡，他来自湖南益阳。他笑着说，看你的样子有点狂呢，嘿嘿。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一介文弱之士，在县城时，别人常以为我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如今怎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来，我的头发已有点长，那时又喜欢穿大裤子，有点不修边幅，再加上走路从来就脚步匆匆像赶火车，从而给了他这样一种感觉。

这个保安叫阿云，皮肤白白的，小分头，爱笑。此后我们成了朋友，无话不说。他原在家待业，有一次和几个同伴在酒店喝酒时，看到当地一个“领导”也带人在那里喝酒，并挑逗酒店的女孩，几个年轻气盛的小青年一下子便上了火，上前挑衅，动起拳脚，把那领导打翻在地。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很快就被逮了两个。进去了就没好果子吃，阿云笑着说。英雄不吃眼前亏，他毫不含糊就跳上车跑了出来。出来后流浪了一段时间，露宿街头，帮人打过架，后来才进了厂，开始打工。他那时才十八，而此时已二十一。那领导只是受了点轻伤，被逮的早就放出来了。但他也不想回去了。一交往就看得出来，这还是个一脑子天真直率加一点顽皮胆大的毛头小子。我们一起逛过街，这小子学了几句半生不熟的白话，时不时就嘻嘻哈哈说几句，最爱说的是“我丢”。看到小摊上码着青青的李子，阿云就买了一捧，忙不迭往我手里塞，他往嘴里丢了一颗，嘎嘣一咬，就呲牙咧嘴，咝咝着流清口水。他说，我看它和家里李树上结的一个样，谁知道这么酸，我丢！

很快又熟了另一个保安阿武。阿武比阿云个子略高，也更粗壮，年龄大几岁，居然是与我一个市的老乡。他不厌其烦地同我说他十五岁就出来闯江湖的事，在哪里学了什么功夫，先是蹲过派出所，后来却成了派出所的座上客，在当地混得如何如何之类。与阿云相比，阿武明显已是个狡猾的老油条，但如果不通过接触，仅从外表，却也看不出，他的长相也算朴实。一熟识，他就要我哪天有空给他画像。

阿武是保安队副队长。他们的队长是一个很打眼的叫阿金的瘦高个儿，瓦刀脸，三角眼，皮肤有点像火苗蹿过，酱红酱红的，走起路来两条胳膊一划一划的，尤其是打篮球，投了一个球，马上调转身，两条胳膊一划一划，身子一歪一歪地跑开。就是我刚进厂时和清洁工一起给我下马威的那个家伙，一看就像旧电影里穿便衣的反面人物。他来自东北，听说不知在家乡犯了什么事，一天夜里从公安的搜捕网里逃了出来，先做保安，后来做了保安队长。在员工面前他比谁都神气，但我看到他在那个胖经理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两只手就像抽去了骨头似地垂着。他跟那些海南人巴得紧，尤其是几个不会做事的混混。

后来有天早上，许多人围着门卫室看。原来是昨晚值班保安抓了个翻墙而入的小偷，那个保安就是阿武。我也探头往里看了一下，那个被抓的人被反捆两手蜷在角落，已经被打得不轻，而阿金还不时地骂着脏话狠踹几脚。阿武则踌躇满志地晃来晃去。据说那个被称为小偷的并没有偷到什么，又说是没处住宿，来找老乡借宿。

一天晚上，我起来小便。就是往我前面说过的那个大洗漱间的小便池。我几乎是紧跟同宿舍的一个人去的，他先回来。进厂以来，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解决，没人管，我以为是默许的，也就放弃了那点“洁身自爱”的迂腐。这回却出了事。我走在回宿舍的走廊上，阿金在楼下篮球场放开破嗓大声喊叫，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喊什么，听了听才知道是喊我。他摇晃着手电光柱命令说，下来！我没有下去，纳闷干嘛要下去呢？他就咚咚咚跑上楼来了，一把揪住我，恶声恶气地说，谁叫你在那里小便？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大家不都是在那里吗？我差点说看到他和其他保安上来玩时也是在那里。他头一摆，都是在那里？谁在那里？谁在那里？带我去！

我不再同他分辩，而是认错。他却不依，拿了我的厂牌，要赶我出厂，还说，别以为你有两个老乡在这里，他们都归我管。看情形说得再多都没用，我就回宿舍穿好衣服，随他下楼，出了厂门。当时大约是夜里两点。我在厂外马路边走走停停，心里慢慢就腾起了火。捱到快天亮，保安换班了。我从大门口看到是阿云在值班，就走了进去，把事情同他说了。阿云吃惊地听我说完，骂道，我丢，他妈的阿金！他要我回宿舍，他等下去给我拿回厂牌。

上午我正在上班，阿云来了车间，把厂牌给了我。我以为没事了。谁知刚过一会，阿金就来了。他走到我面前，又一把揪住我，火苗蹿过的瓦刀脸一扬，谁叫你进来上班？走！我说，行行好吧，大哥，我赶工呢。他说，赶什么工？走！当时阿柏不在车间，阿兴和另一个手艺不错的师傅看不过去了，走过来推阿金，你干什么呢你？他们把阿金推到了门口，阿金冲我恶狠狠地说，等着吧，等下再来找你！

他还要来找我吗？我的怒火又上来了，按也按不住。我把笔一搁，离开车间，出了厂门，来到街上。身上还有十来元。我要买一把菜刀，放在工作台下面，等他再来的时候，用菜刀迎面回答他。在厨具店里，摸着寒光逼人的菜刀，我感到了快意。可是，我拿起一把，放下了，拿起一把，又放下了。我想到了千里外那个正被苦难和贫困夹击着的家，那一双双无助无告的眼睛。我回到了车间。果然，刚画了几笔，阿金又来了，还带了两个保安。他揪住我，这回明说要罚款，可是我根本就掏不出钱来。看到实在榨不出油水，他恼怒地说，去，把所有洗漱间和澡堂都打扫、冲洗一遍！我在心里已经说服了自己。就放下笔，按他说的去做了。在宿舍楼下，我看到阿武，他只冲我点下头。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不必对他有所指望，阿云都对他不满。冲洗女员工澡堂时，一个休假的女工提个红塑料桶和蓝塑料袋进了澡堂，看到我十分惊愕。大约是很快看出我是不必担心的，就仍然进了冲凉间，关好门，哗，哗，洗起头冲起凉来，一边同我说话。她说，是啊，他们就是那样的，我来这几年了……

阿云为没能帮到我感到愧疚。但事后，在门卫室，当阿金对着墙上的镜子歪着嘴拨弄他那张斑斑点点的瓦刀脸时，阿云一抬腿，那面镜子便唏里哗啦碎了一地。阿金吃了一惊，瞪着阿云，你怎么搞的？阿云说，哦，不好意思，没注意。阿金大怒，有这样不注意的吗？你的帽子呢？当着老子的面帽子也没戴？还想不想干？阿云压低声音砸石头一样说，小心老子揍你！阿金一脸诧异，不再说什么。他根本不是阿云的对手。

发工资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发工资说成出粮。我琢磨了一下，觉得有意思，我猜想这当是沿用粤语里的旧词吧，旧时穷人给人做工，普遍有以粮食计报酬的做法，祖父给地主做了多年的长工，就是这样拿报酬的。这是在新生事物辈出的开发区听到古为今用的词。我的工资才三百多块，最多的都才五百来块。阿兴说，淡季就这样，靠的是旺季。我早已问阿柏借餐票，扣除餐票钱，才两百多块。这工怎么打啊？我更加惶惑。刺鼻的天那水和油漆也让我感到受不了，每次收工都是两手油彩，有时还搞到脸上、衣服上，要用天那水才洗得掉，日子一久，皮肤都变了样，两手像灰树皮，鼻子里总感觉有股天那水和油漆味，反胃。阿柏后来告诉我饭堂间或有猪红供应，可以去打点吃。我知道自己的体质，这不是吃点猪红能解决的。

但要马上离开也是件冒险的事，盘缠有限，是一个在当地打工的老乡指点我进这家厂的，我还借他的一百元呢。于是我决定再做一个月，到时拿到工资就走人。

发工资时出了件事。一个叫阿建的同阿柏吵起来了，说怎么才两百多块钱？阿柏说你画了多少东西呢？有货要你做的时候你都优哉游哉不做，来，我算给你看，有多少钱！阿柏拿着个计算器。阿建却仍是不服。后来我去领工资时阿柏愤愤地对我说，那个人不行，做事不踏实，天天盯着货仓一个女孩子，给人家写信，人家不搭理，又到路上拦人家。不想干活又要拿钱！他再胡闹，我就要打他了！他不一定打得过阿建，但我理解他，阿建平时也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好的印象还会再加深。

领了工资后，不用上班，我去街上寄信。碰到阿建，他说，走，陪我去买点东西，一起回去。我随他来到市场，他买了一只烧鸭。老板把烧鸭递给他，他一摸口袋，却说，操，忘了带钱了，你有没有三十元钱？我说是五十元的，他说那就借我一张，等下回去还你。我只好给了他五十元，他又买了两瓶酒。回到厂里，他说，我今晚请客，等下你来吃。我说好，就去了车间，他回了宿舍。

等我估摸快到吃饭时间，回到宿舍，阿建和阿金等几个已经满嘴油光吃了一阵了，见了我声也没作。是阿兴叫了我去吃。我凑上去胡乱扒拉了一碗饭就离开了。

一连两天没看到阿建来上班，也不见他还我钱。别人告诉我他离厂了，去了附近那家山庄做保安。但两天后就听到他被炒的消息，原因是在山庄猥亵女人。

过了几天。晚饭后我从外面散步回来，阿武叫住我，说有我的信。我来到门卫室，拿了信，正和阿武说着什么，那个以命令口气要我帮忙打过两次早餐、后来还在车间找过我茬子的打杂的，一身酒气闯进门卫室，摇摇晃晃走到我面前，冷不防啪地给了我一耳光，就冲出了门卫室。我反应过来走到门口，他已脚步乱蹿走去了好远。我握着拳头愤怒地冲那边喊，狗日的！……

我转身对阿武说，太嚣张了！心想他可是见证人。而阿武竟淡淡地说，他今天心情不大好，喝醉了。

我算看透了阿武，也算看透了这个厂。我离开门卫室，又有了买菜刀的欲望，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而是换了一个决定：离开。

是的，多少年后我才痛切地感受到这个词语：离开。我不得不离开村庄，与众多离乡背井的同类一样，来到异地，那么努力地，想楔入另一种生活，却又如此艰难，不得不一次次别无选择地选择离开。就像一个细小的物件，一次次投向一个快速旋转的巨大轮盘，试图黏附上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却一次次被它无情地甩开。不少人甚至就这样耗尽一生。

当时我正画着几个书匣。我同阿柏说明了去意。我知道他也很难帮到我多少。阿柏再三挽留，说淡季是暂时的，上次我们做的那个样板很不错，希望我们继续合作，到时有提成的。我扫了一眼工作台，那上面还放着一批正在加工的那款古酒樽样的陶罐。但我已拿定主意，谢绝了阿柏的诚意。

独自站在宿舍阳台上，望着白花花的太阳，耳朵里有什么在叫。悲怆地叫，渴望咆哮却喊不出来地叫，如荒野，一只受伤的豹。而陶器在地上打滚，竟然不碎，它的口恰好嵌住我的颈。我一脸油漆和血，无法分辨……

阿云知道我要走，有些难舍，又无奈地说，我丢，这个厂这么烂，在这里也很难有什么发展前途，走就走，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待多久。他问我往哪里去，我说先周围转转吧，没合适的就去东莞看看。

父亲在皱巴巴的信里问我在外可好？虽然他只字未提，但我想他在拿起笔抖索着写信的时候，眼前一定反复出现汇款单的影子。我在回信中说一切都好，放心。我知道，对父亲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趁结账离厂前在周围转了转，一无所获，就决计去东莞了。从厂里到省道的站台有二里来地，阿云说明早你叫下我，我去送你。我说不必了，他坚持要送。我把剩下的那些早已清点好的餐票从裤兜里掏出来，给了阿云。

第二天一早，阿云借了辆破单车，咔嚓咔嚓车我去站台。我的行李不多，一个大旅行包就装下了。路上，坐在单车上，我说，阿云，咱们没文凭，这样打工混日子不是办法，最好还是学门手艺。阿云说，是的，我想学开车。到了站台，我的那个老乡也到了，来送行。就这样，我去了东莞。

那一次，我没能在东莞扎下来。但我得到了东莞首次给我的馈赠，那就是脚上的血泡，如同烈火对陶器，白花花的烈日对我的灼烤。这样的馈赠还将继续。三年后，我再次南下，在广州遇困。我又想起了那个陶艺厂，我来广东打工的第一站。我想去找阿柏，画些盘缠。因为那个厂管理很松散，只要有货做，在那个厂做过的随时都可以回去画些瓶瓶罐罐。三年过去，说不定那些混混也不在那里了。当然，这只是在当时那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想法和选择。我从省总站坐大巴回到那个地方，发现变化并不大。一下车遇上瓢泼大雨，我在一家小食店里吃了碗河粉，等到雨停，沿记忆中的那条穿过民居和闲地、铁轨的水泥加沙石路找到那个厂，门口的保安已是陌生面孔。我向保安打听阿柏。保安说，阿柏走了，不在这里做了。阿云呢？没这个人。我看了看那些厂房，变化也不大，新增了一栋而已。四周也还是过去的模样。我不知道宿舍是否已变了样，建了洗手间么？我睡过的那张铁架床还在么？……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可靠的熟人，只有无数的陶器和陌生的面孔，晃动，舂、和、磨、喷、雕、画、搬、运，空气中洋溢着天那水和油漆的味道……在另一个厂的老乡也回家了。我必须再次离开——我不知道我还要离开多少次，但除了不时袭来的疲惫，对这个词语我已没有半点惧意，甚至没有了感觉，我随时都准备这样做。我没有停留，把包往背后撂撂，回头沿着那条路往站台走。路上行人来往，我不认识谁，谁也不认识我。雨后的空气十分清爽，我想唱一支歌，就在心里唱了。身后，一列火车一声长鸣，带着风声，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