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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峥嵘岁月

时间:2024-05-04

武书杰

我的峥嵘岁月

武书杰

访亲记

农村合作化前夕,我们屯曾住过一户老刘家。户主有三个儿子,均在土改后结婚成家,并在一起生活,堪称我屯的一门大户。土改以后,我们家也分了几亩地,养了一头小毛驴,但是人单力薄,在种地和过日子方面,得过刘家的不少帮助。特别是我母亲在1951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了一趟关里老家,是老刘家主动借给了路费并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平火车站的,百里长途,分文没取。为此父亲常念人家的好处。

世事沧桑,一晃多少年过去了。老刘头早已去世,三个儿子也各自分家,并且全都搬离了故土老屯。我父亲呢,也因几次政治风雨的冲刷,早就丧失了屯首威风和办事能力。对于老刘家,我父亲总觉得还欠着人家的人情没有报完。

1967年2月,刚过完旧历年,我被生产队派往南山采石场“出民工”,为修四榆公路的桥涵采石头。南山地处我县石家岩镇,离我家一百多里。我父亲不知怎么探得老刘头的大儿子刘天兴住在那里,嘱我一定要找到他家,拜访一下。

我父亲虽然在外面已经彻底垮塌,在家里却仍然是一言九鼎的君主。我带着父亲的圣谕去了南山。

在南山采石头,我们民工的工作是俩人一伙,抡锤打钎凿炮眼。由采石场的工人装药崩山。给我们定额每伙每天凿出两米深的一个石洞,凿完就可收工。那时节昼短夜长,开始几天,天刚亮就开干,直到天黑看不见了,也完不成任务,还耽误炮手装药点火。更别寻思收工后探亲访友了。一直锻炼了半个多月,才逐渐熟习了这个技能,达到四个钟头就能拿下。这回不用起早了,日头老高就可收工。

每天收工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望着四周连绵起伏的山脉,不断地向当地人打听这个乡镇都有什么屯子,都在哪个方位。一位工友就学着《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台词笑我:“熟悉地形啊,你要在这打仗吗?”我一想也真傻,你就是把全镇的屯落都掌握了,也不知道父亲的恩人在哪住啊!

又过了一个多月,事有凑巧,一个放羊的人知道刘天兴,他们之间买卖过牲畜。他告诉我刘天兴住在三道岭大队,在采石场的西北25里地外,并且细指了行走路线。我向老汉表示了千恩万谢。

第二天,我干活格外卖力,早早就凿完了那个炮眼。没敢和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一个人奔了西北的羊肠小道。

老百姓指的里程都大。你若打听道,都是这样说:“前边不远,二三里地。”可是等你走了一会儿,再打听,仍然是:“前边不远,二三里地。”又走出多远了,还是二三里地。

当我走得满裤裆都是湿漉漉的臭汗,好不容易找到刘大叔的那个小院,拉开那扇柴门的时候,已经是家家油灯映纸窗,满天星斗无路人的时分了。

两间小土房,开门进屋的那间被东北人称为外屋地,是做饭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地方,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收拾锅碗瓢盆。见我进来,一脸的疑问。

我说:“您是大婶吧?这是刘天兴家吗?”

听我叫出了户主的名字,她让我进了里屋。

炕上头朝里躺着一个人,被子蒙着头,却露着脚。刘大婶扒拉了一下那人的小腿,说:“来人啦。”那人也没动弹。刘大婶问我:“你是谁呀?”

我报了家门,刘大婶这会儿好像有点耳沉,又大声问:“谁?”我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大婶接下来就转向了,不管我怎样介绍我父亲其人以及她也曾经住过的那个屯子,提了很多乡亲,这位女主人就是一个不知道。我们之间那么大声地谈话,炕上躺着的那个人不但没有醒来,鼾声反而更大了。

我只好告辞。莫说吃饭,连一口水都没喝着,客套话也没听来一句,我的脚刚迈到屋外,刘大婶就在屋里带上了门。

很多人家的窗户已经没有了灯光,冷丁儿出来,还有点看不清道。倒是满街的狗吠为我热烈送行。出了屯子,确信身后没有狗撵出来,我就甩开了大步。

这就是我父亲念念不忘的恩人么?刘氏父子对我家有恩的时候,可惜我小,我真的不知道;而现在,我可不是又来求借您老来啦?怎么是这个态度呢?哦!莫非是因为那正在疾风暴雨般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咱们相隔百里,音讯不通,今天我秘密地来看看您,即使是有人知道了,我也不是我父亲,我并没被管制,能对您一个不求仕途以种地为生的老农有啥妨碍?看您二老的表现,这哪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热诚朴实的贫下中农,倒好像是隐居于此很怕被人发现的负罪逃犯!

我的住处在工地东南,与三道岭接近三点一线。如果从工地到三道岭真是25里地的话,那么,从三道岭到我的住处就是32里地!我靠着电影里的那些英雄人物给自己壮胆给自己鼓劲,向前疾走。当我把那不用上闩的屋门轻轻拉开,摸到火柴点着油灯,又把油灯凑向那个嚓嚓作响的小马蹄表,一看时间,已经是午夜一点!

此时,我才感到了两腿酸软脊背冰凉肚里咕咕的混合滋味。翻翻饭盆,啥吃的也没有;工友还挺好,把被子给我放下了。我像一滩稀泥一样躺在被窝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着那黑黝黝不见一点光亮的山中林间的小路,如果走转了向,怕是这一夜就不用睡觉了。工友们迷迷糊糊地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说,走迷路了,强找回来。我也知道这谎撒得太笨,工友们能相信吗?我本想在刘大叔家住一夜,叙叙衷肠,第二天从那儿直接上工地,啥也不误。唉,怎奈人家不留我呀!

1986年秋,我的父亲去世,7年之后,小父亲4岁的刘天兴大叔也不幸寿终。按照咱们当地的风俗,刘大叔的灵柩运回了故里,我也参加了刘大叔的安葬仪式。当我给他老人家的坟头填土的时候,我心里想:刘大叔啊,我家欠您老的情我实在无法偿还了,谁欠的谁还,就由我的父亲在那个世界里慢慢地偿还吧。

“报告:我家来客人了!”

1967年冬,我爹有一天被传到大队听会,带回来一条训令:鉴于目前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上级要求:四类分子的家里如果来了远道的客人特别是需要留宿的客人一定要向队里报告,不得遗忘;客人要接受队里的审查询问,不得拒绝。否则,出现一切后果拿你是问,云云。而四类分子想要出去到亲属家串门,早就被严令禁止了,不准“乱说乱动”嘛!

我爹每次听会回来都要向家里详细传达会议精神。这次“传达”之后,我说:“这一条咱家大概不会犯规。”因为我家无亲无故,谁会来我家“驻扎”串门?

凡事都有一个想不到,这条训令发布不多日子,我家还真的来了两个需要留宿的客人:家住“北荒”怀德县的我的大姐夫领着他的孩子来了。

我的大姐是我爹娘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武雪芬。她17岁时远嫁到辽河北岸的河夹信子屯,23岁时死于痈病。她生有一女,在她死后一个多月,小孩因思母成疾,也追她而去,年方6岁。从我大姐嫁到河北,直到去世,我家只有我的二姐去过她家。二姐以下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知道姐夫的窝棚坐落在哪里。大姐出嫁那年,我才6岁,年幼无知,而我最小的弟弟,大姐死时尚未出生。大姐出嫁以后,因路远不便,只在最初回来过两次;后期患病,卧炕不起,只能望乡流泪,所以,我们对大姐都没有印象,更没见过她的孩子。实际上,我们的这门亲戚从那母女俩去世就算结束了,多年来都没了音讯和来往。

我大姐夫是个正宗的贫下中农,上查三代,都是给地主扛大活的本分农民,社会关系除了我爹这个已经退位的老丈人,没有半个污点。但是他没能没耐大字不识一个,天生的窝囊废一个,再加上身体欠缺,弯腰驼背是远近闻名的赵罗锅,不然说不定早就升到哪一级机关上班去了,可惜现在,在生产队里也只能当个下三等的社员。

从我大姐卧病在床再到去世以后的数年里,也属实难为了我的大姐夫。孤身一个以后,他为了节省烧柴,做到了真正的“以社为家”,在生产队里栖身,队里也顺水推舟,安排他当了饲养员。这次他大老远地来串门,其实是他新近又重组了家庭,前来认亲的。

他刚续的这个妻子,是个从关里流浪过来的逃荒女人,带来一个8岁的男孩。这个小孩还挺乖巧,按照我大姐夫的指点叫着姥爷姥娘大舅二舅的,眼睛里透着对这个新姥家的新奇,只是对他的新姥爷那张阴沉的脸有点不敢正眼相瞧。

他们爷俩来到时已经快要天黑了,吃完晚饭以后,我爹就说:“家里来人啦,我得报告去。”说完就走了。“咋?来人还得报告?”我姐夫一脸从没听说过的表情。“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了,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震动;当然,以他的水平,也根本不能体会到我家承受的压力能有多重。

一会儿,我爹回来了,对我大姐夫说:“叫你上队里去一趟。”说完,就把我大姐夫和那小孩领走了。

过了老半天,我爹一个人回来了。我娘问:“他大姐夫呢?”我爹说:“在队里住下了。”“咋还不让回来了?”“不是。他说队里的炕怪热乎的,和饲养员说说话。”爹说完叫我给送一条被子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大姐夫吃饭。到了队里,不见人。饲养员说:“你大姐夫一早领着孩子回去了。让我告诉你,把被子拿回去,他就不到你家告辞了。”

星星不是那个星星

30年前,我们家是八口人,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六人,这个家庭构成是从1947年前我小弟降生开始的,到改革开放开始那年,17年间没有变化。除了小弟外,我们兄弟五个,一个接一个地,全都从十多岁起就到农社干活,和学校没多大缘分。苦累脏险自不必说,最难受的是地位的不平等。我父亲年轻时不愿意当“顺民”,参加了抗日战争。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以后,最终却成了一个反革命,被劳动管制,弄了个四类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头上。那些年,不单他自己挨了无数次的批斗,还株连了全家,就连受了一辈子苦的母亲以及根本不谙世事的小弟,全家人无一幸免地都陪过批斗场。因为我是老大,属于半个家长,挨斗或陪斗的场次比诸弟都多。10年的峥嵘岁月,我们兄弟在低头干活弯腰挨斗的环境中长大了。屈辱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我们的心上。

1976年,我父亲在挨斗时被打烂了脊背,他趴在炕上不能动弹。望着站在炕前树幢幢的一帮光棍,不禁嚎啕痛哭:“是我坑了你们,我死都不能瞑目啊!”那一年,我29岁,往下每差两岁,五弟都21岁了,全都挤在两间泥草房里的一铺大通炕上,苦恼透了。有人预言:再搞几次运动,这家人就自然灭绝了。就在这个时候,狂飙为我从天落,四人帮比我们早灭绝了一步。

我四弟第一个冲出了这个家。1978年春天,一个纯属偶然而又复杂的机遇,他被招赘到四平市泉沟村,和一个辽宁籍的女孩成了亲,赡养女方的父亲。安家后,我去他家看望,两间更加矮小的土屋,四壁空空,三口人吃饭只有两只饭碗。每当我给后人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儿女们总是露出疑惑和不解的眼神。但我说的全是事实,没有半点虚构和夸张。那时候,中国人实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

犹如久旱的大地上迎来了一场透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年我是在工地上收听了全会公报。我注意到了公报中的一句话:今后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紧接着,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给全国的“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的决定通知。这就像一声春雷,震撼了我们那颗快要僵死的心。当年3月,我父亲回到了国家公民的座席上。随后,我们家一年娶一房媳妇,五年时间全部成了家,并且都有后代。凑到一起,共有25口人,上和下睦,其乐融融。

我结婚那年,已经36岁了。妻子是我儿时一个同学的遗孀。她的伯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任大队书记,是一个“坚决跟党走毫不动摇的人”,号称“老坚决”。其人思想转弯较慢,然而在这件事上他倒很开通,明朗表态支持和赞成。那时候,我自己心中的阴影尚未消除,她因丧夫,心情也很低落。我们别说置办家具嫁妆,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没换洗一下,只是在办理登记时花了五角钱的手续费,就算是把婚事操办完了。过了好多天,大队书记率领着全体大队干部和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带着礼钱来到我家,闹着要喝喜酒。这位大队书记与我父亲分属两个对垒了20多年的阶级阵营,我父亲每次都被他斗得头破血流。现在他们二人竟坐在一起痛饮了起来,这真使我感慨万分。那年,我四弟出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前来送别,都怕“划不清界限”。他一个人赶着一辆小毛驴车,拉着他的行李和必须用的锹镐刀锄,上路时不禁呜呜大哭,凄惨情景,哪里是去结婚,简直就像逃难一样。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先前穷,并非百姓不会过日子;现在好过多了,也不是国民都长了三头六臂。先前斗,不是人类生性流氓;现在善,也不是转身都变成了菩萨。个中缘由,想必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整明白。

电影《青松岭》引发的故事

“长鞭哎,那个一甩呀,叭叭地响哎,哎嗨咿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嗨吆……”活泼欢快,好唱好听。30多年了,偶尔还能在一些“红歌”会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给50岁以上的人一种怀旧感。这是电影《青松岭》中的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电影《青松岭》是1973年拍摄的,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恰是我国文化事业的衰败时期,一连几年全国连一部故事片都没生产,人们对文艺的渴求若枯苗盼雨。那一年,也不知道是落实了什么政策,拍摄了4部故事影片。其中一部是工业题材的,其余三部是农村题材的,全都是宣扬阶级斗争的。

那四部电影,特别是《青松岭》,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说它是最接近农民生活的一部影片。恰巧,我们生产队里也有这么一个车老板,他的形态长相、说话口吻,都和电影里的钱广一模一样。甚至钱广戴的那顶歪遮夹帽,大伙都说简直就是从我们队那个车老板那儿借去的。立刻,我们队的那个车老板就成了钱广。甚至开会点名时也半开玩笑地呼其钱广。那些年,我们队年年上四平市去掏大粪,车老板子们也总利用进城拉粪的机会卖点农副产品,我们队的钱广在这方面比起电影里的钱广也毫不逊色。但是社员们只是从表象上同他开玩笑,并没有从政治上联系什么。他本人也没感到“钱广”这两个字对他有什么压力。

也记不清钱广这个绰号在社员当中流传多久了,这时候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突然有一天,从党校学习回来的大队书记洪英明来到了我们队。白天搞了一天调查之后,晚上召开了社员大会。洪书记虽然是个农村的土干部,没上过几天学,但是政治理论水平很高。他在讲了一番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之后,威严地说:资本主义思想,小农经济意识,始终顽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铲除这些东西,将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长期不懈的艰巨任务。大家都看了《青松岭》这部电影了吧?我在党校期间,县委特地组织我们又看了一遍。我说同志们哪,不要光看个热闹拉倒,要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理解这部影片。在我们这个生产队里,不是也有钱广式的人物吗?那么,我们也要把握在他手里的鞭子夺回来!咱们也不能让他再摇晃着个鞭子,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跑了。

听到这里,大家面面相觑,都以为我们队的“钱广”要被撤下了。可是等我听了队长代表队委会宣布的变更大车组人员的决定时,真不禁目瞪口呆:被撤下来的竟是我的二弟!那位公认的钱广是贫下中农,而我家的兄弟是“四类子弟”,你说得撤谁?大车组里的社员属于高精尖,“四类子弟”在里面岂非僭越?其实我二弟只是个跟车的,而且很少出门。等轮到他出门了,那也一定是多车一起行动,他除了白天跟车干活,晚上还要喂牲口,其余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压地头子”。有时候也顶班赶赶车,但干的都是送粪拉土之类的活,鞭子怎么摇晃也是在社会主义的田间大道上转,走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一部《青松岭》,使我二弟离开了生产队的大马车。后来,大后来,他买了机动车,跑起了个体运输。这回可大大地超过钱广了,但是却再也不用担心挨批挨斗了,因为老爷子说了:那也是社会主义的路。

学习班上评宋江

文化大革命时期,自从发布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这条最高指示以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管什么问题,统统地拿到学习班上来。这个办法也真灵,真是个“好办法”,不管是谁,不论啥事,只要进了学习班,没有解决不了的,而且都必须按照办班人的意愿解决。我就很荣幸地进了两个学习班。不过,我进的两个学习班,却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第一次上学习班,是1970年冬天,那次主要解决我拉拢腐蚀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起因是工作组在知青集体户里发现了一本“毒草”。那时候,我恰好刚刚与某个知青有了借书往来,工作组便怀疑这本毒草必定是我的,于是便把我保送到学习班里去“解决问题”。进了学习班,自然就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往简单了说,就是“即使不是你的书,腐蚀问题也存在,必须认罪”,简单得一句话就说完了。说得详细一点,我曾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多字的回忆录,记述那段往事的前因后果。尽管写了那么长,与之相关的一支插曲还是没有写进去,现在不得不另起篇章讲述它。因为这支插曲,使我进了两个学习班,并且还牵累了我的三弟。

因为拉拢腐蚀知青的错误是由书引发的,我的书自然要被检查。我当时只有一个破纸箱装着几本破书,运动一来高潮就被翻查,都记不清折腾了几次了。那次我奉命把箱子搬到了队部,交给了工作组。那里面其实就剩下几本破教科书,还有几本毛主席著作了,已经没有一丝犯禁的东西了,我自己心里有底。工作组翻了翻,也没细看,大概工作组认为:在集体户里查获的那本书,就足可以定我的罪了。就在工作组叫我把书装起来的当口,陪同工作组检查的大队治保主任侯朝山突然喊了一声:“等等!”

侯朝山是从文化大革命初期脱颖而出的,此前还真没从过政,这主要是因为他不常在队里干活,是个特殊社员的缘故。他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见过世面,手里有光荣证,每月享受着国家22元的补贴,这已经超出了社员满勤的收入,还用得着起早贪黑地上队里去遭罪吗?愿意干了,拧着八字步来到队里,队长就得马上安排点“适当的工作”;不愿干了,在家一待,谁也管不了人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他带来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此人出山以来,还真不像其他的“运动员”那样瞎咋呼乱积极或是爱动手;倒是恰恰相反,他说话不冲办事不横,他主持了很多次批斗会,但是他自己绝少亲自动手打人,给人一种温和稳重的感觉。我父亲那时候是正被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正好在人家的监管之下,几年下来,我们全家都领教了侯主任的厉害。如果将他与哪个人联想的话,我觉得称他为康生的高徒是当之无愧的。

原来,那天他在一本小学语文课本的后封皮上发现了《水浒》人物宋江在浔阳楼上题的那首反诗。小孩子在书本上瞎划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注意过那本破书,被人家检查了多次也没发现问题,这次却落在了侯主任的手掌心里。

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认为有变节行为,因此,在1961年年末被判处劳动管制四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为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两大运动接连爆发,满期的帽子延续戴了下来,并且经过运动的精心培养,我父亲还成了挨批挨斗的首选代表。这回,侯主任就巧妙地把宋江与我父亲联系在了一起。

抄在语文书背面的是那首《西江月》: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在山东老家犯了案,被发配到江州服刑;我父亲在冀中平原沾上了污点,在松辽平原上被改造,都在体验着“潜伏爪牙忍受”的滋味。应该承认,侯主任的联想水平确实高人一筹,幸好他没有硬把抄写这首反诗的罪过安在我父亲的头上,如果安排成功,我父亲就得被他整死。他认为我是在借抄写这首诗抒发对社会的不满,替反动老子喊冤叫屈。所以,他反反复复地追问我抄写这首反诗的动机,要我交代抄写反诗的时间和背景。

其实,这本语文书是我三弟上六年级时的课本,诗也是他抄写的,抄写时间是1965年,他小学毕业以后。当时,我父亲虽然已经戴帽被管制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尚未发生,家中并没蒙受劫难,对一个小孩子的心灵根本没有创伤,哪有什么愤恨情绪?那时我父亲从外面借来了一本《水浒》,我们哥几个轮着看,包括当年只有12岁的四弟都把那部大书通看了一遍。看过之后,我三弟就把那首诗抄在了他的书上。其实抄写的时候,别说有啥政治联想,甚至都不一定真正理解那首诗。纯粹是瞎抄,乱抄,抄着玩儿。况且,书皮上也不是只抄了那一首诗,那首诗也只抄了上半阕,整页书皮其余的地方也乱七八糟地抄满了诗句,什么“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漫蓝关马不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都不是一个时间写的。可是侯主任偏偏能从这篇乱糟糟的“诗抄”里把那首“反诗”挑出来。

既然侯主任把我打中了,我必须首先就得承认是我写的,语文书也是我的。为此我疾速地推算了一下,我1961年夏季之前上小学六年级,我父亲是1961年冬被专了政。我如果是在使用这本教材的时候随便抄写的,则不存在“政治联想”问题。

老谋深算的侯主任并不对抄写于何时过早地定案,因为“何时抄写的”根本无法核查鉴定。倘若承认了我的抄写时间,那么,“政治联想”的问题便不能成立。为使“联想”成功,侯主任首先把斗争的焦点转到了对宋江的评价上。

在“向党交心会”上,侯主任问我:“你说宋江是个什么人物?”

我说:“学历史课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侯主任拖着长腔抑扬顿挫地说:“宋江确实参加过农民起义,但是他最后成了叛徒。”他的这句话使所有的参会者都会立马联想到我的父亲。

好像是在开学术研讨会。可是周围是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而又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正确代表,而畏畏缩缩站立在会场中央的我,只能谨慎地应答,不敢作稍显顶撞的反驳。这个跟我无亲无故的宋江,此时却成了左右我的瘟神。我若承认了他是叛徒,下一步就必定被“上挂下连”了。

这时候,我的文化知识起了作用。我说:“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近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于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老人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在封建社会,只有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毛主席列举了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其中有宋江,他老人家没说他是叛徒。”

侯主任问:“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在哪里?”

我从容回答:“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上。”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心里非常自信我没有说错。我们中学三年级的政治课本就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我几乎能把全书背下来。

聪明的工作组长说:“好吧,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对宋江这个人物应该怎么评价,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作结论。不过,对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还要紧紧地抓住。”

一连几天也没为了这事找我,每天我在学习班里过着“正常”的“学习生活”。一天,工作组通知我:收拾行李“转学”。原来,他们把我“介绍”到公社的学习班进行“深造”了。

公社的学习班称为“不法分子学习班”,据说是进入监狱前的预备队。进到这里头的人多数是出身不好的,但也有生产队管不了的“根正苗壮”的“刺儿头”,“案情”也各不相同。学习班虽然高了一级,但是对“学员”的管教并不比大队那一级的学习班严酷。

我的管教是公社的文教助理,他找我谈了话,我才知道:我的“案件”都经过了县公安局,大队是当作重案来呈报的。那本语文书经过公安局文检科的检验,发现字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父亲写的。既然不是我们父子写的,就不够立案了,所以给退了回来。但是侯主任认为他受了欺骗甚至是戏耍,对宋江的评价也没有战胜我,丢了面子,就把我上交了。

现在我就得老实交代那首诗是谁抄写的了。原本想由我一人承担下来,这回反倒是卖一个又搭了一个,我的三弟也被揪到“不法分子学习班”里来了。当年他瞎划拉的时候才14岁,到“犯案”时刚满18周岁。小学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就告别了校门,回家打杂,16岁入社劳动,仅有两年“半拉子”工龄。我三弟性格内向,胆小怕事,内无承受心理,外无申辩口才,哪见过这阵势,让他往前边一站,吓得腿肚子转筋,哇哇直哭。开了他一场会以后,管教人员其实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也就不再搭理他了。文教助理也没有按照侯主任的思路把我们搞成“借抄宋江的诗为其反动父亲鸣不平,并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大犯罪”,只是要我深刻检讨隐瞒事实真相欺骗“组织”的错误行为。当然,不整你了也不能马上放了你,必须在里面熬着。一直熬到腊月二十几,新年迫近了,才把我们统统放了出来,“问题”也都不了了之。

“抄写反诗案”过去以后,我们继续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中一年一年地生活着。迷离惝恍中,来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忽然有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发布了最高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必须深透地学习。在一天“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中,听到了播音员用播送重大新闻的语调播送了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转发《红旗》杂志的一篇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随着“评论”的深入,就变成了一场全国全民性的“评《水浒》,批宋江”的群众运动了。甭说别的,光是《水浒全传》,不知加印了多少万套,我们这儿,每个生产队都给发了一套三卷本,供社员们当“反面教材”用。

这些年来,不管上面有什么风向,只要一变成群众运动,我父亲马上就得充当反面人物的代理人。“评《水浒》,批宋江”的群众运动在我们大队开展以后,由于侯主任的高深学问以及工作职位的对口,被任命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指挥实际工作。立马,他就把我父亲传了去,担任死宋江的活代理,交代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侯主任还仿照小人书里宋江的帽子,给我父亲做了一顶,让他戴上到各队游说。

五年前侯主任与我的辩论继续进行。他把我传到了大队,阴阳怪气地对我说:“现在你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宋江了吧?”

有啥说的?我说:“我一定认真学习和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那好。”他摆出了一副大人物面对小人物居高临下的那类姿态对我说:“你念了很多书,有文化,有知识,这很好嘛!现在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宋江搞投降主义,出卖革命,鼓吹招安,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你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积极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

这是让我评宋江么?这是叫我给他制造和提供评判我父亲的炮弹呢!但是硬性拒绝是不行的,“重在表现”还要“表现”,阶级立场须要鲜明,思想界限还得划清,实际行动一定要积极。我收拢了一大堆报刊材料,克隆出了一篇又一篇的评判稿。那些批判稿其实就是替宋江写的检讨书,当然也得挂上我父亲。但是,我就是不把抄反诗的事往一起掺和,所以,始终也没达到侯主任的满意。

“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第二年,是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后一年,也是阶级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又有令人胆颤的事情发生,但那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

武书杰,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梨树县泉眼岭乡,1964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至今,2010年在《山花》发表文学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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