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中的酒神精神

闫兰娜　李书萍

酒神(即Dionysus,狄奥尼索斯)，原为古希腊的神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酒神狄俄尼索斯象征主观情感的放纵，酒神精神是人类自古有之的大创造，大破坏的精神。”尼采认为酒神精神追求的是解除个性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是一种酩酊大醉的状态。人们在酩酊大醉之后，纵情享乐，寻求情欲和性欲的刺激与满足，放纵原始本能，此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界线都被打破，人性走向自然、原始、自由的状态。酒神崇拜则是人们通过酒来传递对神的崇拜，因为酒和神产生了关系，因此称为酒神文化，其内在的精神，是追求沉醉和热烈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让人感受生命的伟大和力量，以获得一种心理的慰藉——生命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他不断毁灭，不断再生。生活在山林之中的酒神，追求超现实的、安逸的生活意趣，展现一种精神狂热和主观意志的自由，其中充满了幻觉，并在幻觉中祈求着人和神的统一，在沉睡中使精神获得天人感应的生命整体感。

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坐标中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成为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阅读莫言的小说，会使人得到新奇而陌生的审美感受，莫言让人的灵魂在其笔下尽情狂欢，他用独特的语言与意境描写，在其小说中展现出一种雄强酒神精神，他让人物遵循自然生命法则，不受任何法律、道德伦理的束缚。莫言用酒神精神砸碎一切对生命的束缚，其作品充满了生命强力之美，放生命以自由，让人深切感受到“酒神精神”极度的放纵和狂欢，以及对生命原欲的追寻。下面试从几部作品分析莫言小说中所尽情彰显的人生命强力的“酒神精神”。

一、《红高粱家族》

《红高粱家族》的独特价值在于张扬了酒神精神。他用酒神精神砸碎一切对生命的束缚，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之美，为中国文坛贡献了罕见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典范之作。《红高粱家族》讲述了家族祖先蔑视礼法与规范而遵循生命法则的故事，着重表达了他们在情爱与国仇家恨方面所表现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作品中人物身上体现了酒神精神的生命状态，敢爱敢恨，活得潇洒死得痛快，对日军的残酷报复，与共军、国军之间的相互残杀是野蛮的求生本能。他们是“纯种红高粱”般的自然生命，体现了一种雄强的生命本能，任何法律、道德伦理都束缚不了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美、热爱力量。莫言在其中传达一种超常规的伦理道德，即狂欢化的伦理道德。作品中的第一个人物是“我奶奶”，她是一个热情善良、行为果敢、个性鲜活的女主人公。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生命本质与爱情，蔑视人间一切道德规范，追寻一种最为原始粗野又最纯真的性爱，为高密东北乡的天空抹上了一道美丽的酥红；她可以凭着机智勇敢促成余司令和冷支队长的联合抗日；但是，她也可以因为个人的情欲，赶走“我二奶奶”，间接导致“我二奶奶”的惨死和“我爷爷”的被捕；为了猜中花会，她可以采用称死孩子的方式猜花名：但是“我奶奶”却死在抗日中，也就造就了她抗日英雄的英名。莫言在小说中这样安排让人很难用正常的伦理道德来概括。第二个人物是“我爷爷”，用小说里的一句话说就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一个人物。他一生杀人无数，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同时，他又多次参加、组织过抗日，他绑过国民党的票，打死过土匪头，剿杀过“土八路”，袭击过日军。余占鳌身上显示的恰是我们民族久被压抑的勃勃生机，宁折不弯的独立人格和不拘礼法的自由精神。他是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成的一条刚烈硬汉，他以内在的生命冲动为动力的“大逆不道”的果敢举动，更直接、更形象地表现出人性的本能要求，而他那些“残酷”的行为正体现了人勃发的生命力。对于各种盘根错节的束缚，他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让其独立的人格傲然屹立在高密东北乡血红的高粱地里。他彻底摆脱了社会压迫、传统礼教所造就的民族的奴性，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坚决反抗各种压迫，豪放不羁，敢作敢为，享受生命的快乐。

莫言找到了积淀民族祖先生命经验的原型或原始意象“红高粱”和“高粱酒”，在作家笔下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淡化的酒神精神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红高粱”是自然生命的象征，是生命之火，是欲的燃烧；“高粱酒”，是酒神精神的象征，是沉醉、升腾、勃发的生命意志的象征。莫言把故乡民间人物的生命特征与原始意象相结合，使作品具有了现当代其他作品所欠缺的生命力。

《红高粱家族》里关于祖父辈的生命故事是中国民族的酒神精神在当代艺术上的显现。《红高粱家族》带有反道德、反规范的原始主义倾向，是一部充分肯定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欲望，张扬酒神精神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他们遵循着生命的内在呼唤，是任性的，不悖乎健康、力量和美。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生命原欲实现的狂放与迷醉的情态。当然在他们的生命本质里也包含着暴烈与血腥，在他们身上人类的生命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实现，人不再蜷伏在强大的传统规范下作痛苦的挣扎，而是无所羁绊地实现生命意志。莫言肯定了生命力本身，为生命力退化的现代人寻求一种雄强的自由奔放的酒神精神。作者在自然生命中提炼出“生命强力”和“自由精神”，使酒神精神得以升华，酒神精神源于酒神精神的张扬，源于冲决一切道德规范的生命原欲的宣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表现了生命原欲的冲动和释放的美感，张扬了酒神精神，为中国文学注入一种醉境之美，为中国文坛贡献了罕见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典范之作。”

二、《檀香刑》

莫言的中篇小说《檀香刑》是从人的角度阐释生命的意义的，在交杂的话语中，在山东特有的“猫腔”诉说中寻求民间社会中存在的酒神精神，从中揭示出生命存在的意义。《檀香刑》讲的是20世纪初期德国强租胶东半岛，在山东地区修铁路，山东人民为保卫家园参加义和团反抗洋人的一段传奇故事。民妇孙眉娘和县官钱丁相好，她的父亲是唱猫腔的戏子孙丙，在一次与钱丁斗须中失败，而被拔光了胡子被迫改行开起了茶馆。由于德国鬼子欺侮了孙丙的妻子，他一怒之下杀死了洋人，结合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行。孙眉娘的公公刽子手赵甲，奉朝廷的命令设计出“檀香刑”的酷刑来处决孙丙。

《檀香刑》用多种话语道出了清王朝走向末路的那段历史。以檀香刑罚为枢纽，在政治、亲情与性爱交织的网中，各色人物挣扎并狂欢着，寻求与他们心灵相契合的酒神精神。《檀香刑》以高密独特的民风使作品呈现出文化狂欢的倾向。其中风头部的“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与“钱丁恨声”，和豹尾部的“眉娘叙说”、“赵甲道白”、“小甲放歌”以及“知县绝唱”等部分遥相呼应。故事中赵甲行刑时在脸上涂鸡血及檀香刑本身等怪诞的场面，钱丁与孙丙斗须的精彩描写、眉娘同县夫人比脚的场景等都是以民间漫画式的戏谑，揭示出在“严肃”的世界中所充斥的无等级的、大众性的、颠覆性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这正体现了莫言小说中酒神精神沉醉的狂欢世界。正如狂欢节的描述一般，在狂欢节期间，人们戴上面具，穿着奇装异

服，在大街上狂欢游行，纵情欢乐，尽情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而不再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平时的等级差异。作者突出人的原欲，让生命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让生命如花一般自由自在地绽放，给人间留下诱人的馨香。

《檀香刑》充斥着古怪又倾吐着平民心声的猫鼓、猫腔以及喜、怒、奸、忠、情、怨、丑等各种猫脸谱，庄严与诙谐相互交杂，共同演绎了欢快又冷嘲、埋葬又再生、肯定又否定的人间百态。这正是酒神精神让人感受到的生命的伟大和力量——生命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他不断毁灭，不断再生，用此来唤起沉迷的心灵。

三、《四十—炮》

莫言笔下展示的农村多是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四十一炮》中描写的农村却摆脱了这种亘古永恒的状态。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人面对金钱所产生的人性的异化。在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这个以屠宰为专业的村子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它的城市化进程，并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从搞个体屠宰发家，到最后成立规模庞大的肉类加工厂，远离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活。故事以罗小通的视角讲述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体现出的大都是美与丑、崇高与卑下的相互碰撞。使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在一个“身体”中达到完美的统一。

《四十一炮》中整体场面上的狂欢在肉神节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这个狂欢舞台上，一切与屠宰村有关的人物各自上演着自己的故事。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肉神节的狂欢化氛围中。人们只有在此时才是不分等级贵贱，都平等地、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肉神节上食欲无限满足的快乐，忘记现实中的种种烦恼。这是莫言笔下描绘出的一个“理想王国”，人放下面具真实的生活，可是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景象又是多么可怕与可悲。

《四十一炮》可以说是莫言酒神精神的另一种风格，人物照样“豪放不羁”地展现自己的本能需求，可是不难让人对其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留下深深的反思。但作品所展现的狂欢世界是一个被变形、夸张、渲染了的世界，形形色色的、花花绿绿的、五彩缤纷的、姿态各异的语言世界。“这些绚烂的语言使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充满了迷人的审美艺术魅力。只有在这里才能让我们体会莫言语言的癫狂，才能感受莫言语言中所含有的巨大潜力，体现出莫言语言对我们的吸引力。”在罗小通亦真亦幻的叙述中，在历史、传说和现实展开的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一种纯粹的语言狂欢。

对莫言小说酒神精神的透视与反思

莫言的作品可以让人深切地体会到酒神那种迷狂、沉醉，不羁绊于世俗道德规范的束缚，寻求自由自在的生命原欲的特点。其作品的语言新颖独特、活泼传神，他的语言的癫狂是对传统语言的秩序的颠覆，旨在建立一个语言的新思维、新秩序。但也有人对莫言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的语言形态提出批评：“莫言语言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的词语堆砌与重叠”，“莫言小说语言之脏由来已久，积习难改”等意见。但是试想如果莫言也像传统作家一样，遵循固定的框架、规范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又怎能体现出莫言自身的特色，又怎能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认识到“人”真实的想法与状态。莫言用“语言”展现出人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从不同侧面表达人物的感情变化，把我们带入一个“真实”的小说世界。

莫言不像传统作品在词语搭配上注意感情的和谐统一，而是将感情色彩截然相反的语言进行搭配，突破传统的词语搭配模式，用来表现人物的复杂性，对读者产生一种非常规的思维撞击。莫言正是运用反常规的词语搭配实现对传统词语搭配的反叛，相比莫言作品中表现出的生命强力与艺术魅力，严格拘泥于传统语法进行创作的作品就显得刻板、呆滞，没有灵气。不能像莫言的作品那样表现出人出于本性的自然倾诉，又怎能书写出人的活生生的灵魂和独特的思想感情?在小说中，莫言使语言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对语言行使了足够的使用权，使语言本身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莫言使语言达到了狂欢的极致，实现了他对语言的理想，从中传达出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对传统的语言方式给了；颠覆。只有这些自由挥洒的语言描写，才能表现出“人”的本真，达到一种真实而准确的叙述，才能创造出属于莫言的语言狂欢的王国。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H]，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何寅泰，中国当代作家论【H】，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

【3】邝邦洪主编，中国当代名家名作解读[H]，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4]邓芳，从生命意识到酒神精神——论<红高粱家族>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作者简介：

闫兰娜(1974—)，女，河北博野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李书萍(1975—)，女，河北安国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