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传统精神的现代表现

几十年来，张爱玲作品的另类特性与她本人极富传奇的一生吸引了海内外爱好中国文学的几代华人的目光，深得海内外华人的喜爱与推崇，自然，这中间也有不少批评和争议。几十年来，张爱玲及其作品所经历的风雨冷热，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褒贬誉损的不同评价这种张爱玲现象的形成，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可谓硕果累累，与她深厚的传统文学的积淀密不可分，悠久灿烂、卷帙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学为她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张爱玲作品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悲剧性主题，以及将文学的传统特色与现代派手法进行有机而巧妙的融合而使用的新颖的创作方法，又使她的作品在审美层次上符合市民读者的多种审美需求。本文就张爱玲作品中传统精神的现代表现做了相关探索。

一、张爱玲作品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一)被封建文化所主宰的世界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张爱玲作品中那些从封建大家庭中走来的人物，已享有现代的物质文明，脚踩在拥有电话、汽车、公园、饭店、舞厅、股票的现代都市的土地上，但整个精神还留存在旧的时代，他们恪守传统，承袭了传统伦理道德、传统价值观、传统意识及传统生活方式，封闭于传统文化笼罩的世界，并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继续经营着这样一个世界。然而，停滞不前的封建没落文化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并越来越显露出它的衰败和没落，因而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便日益破败、危机四伏、令人窒息、噩梦无边。

(二)新旧时代夹缝中被扭曲的人性及其悲剧命运

这些被旧时代“抛弃”的人们，与飞扬的都市之子相对，是些“软弱的凡人”，“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无法摆脱的物欲、情欲的倾轧F压抑、扭曲、变异，露出人性深处孤独、阴暗、自私、虚伪、冷漠、甚至丑陋、残忍的一面，从而无可挽回地走进他们的悲剧宿命。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那些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已为旧的时代所抛弃，无论怎样挣扎，他们与生俱来的、在古老腐朽文化体系上建立起来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放弃传统甚至革旧时代的命，以全新的精神状态顺应正在打破旧有的许多东西、逐渐建立新秩序而显得动荡不安的“现社会”，即使“天资很高的人”也拗不过历史发展的规律，只能变“坏”或“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在时代的夹缝里呻吟、扭曲、变形，无可挽回地“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二、古典小说的写作技巧的现代表现

(一)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表现

张爱玲作品在叙述体式、人物白描、细节描写、伏笔与照应、讽刺手法等方面明显承袭了古典小说的写作技巧，运用自如而有所创新。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产生与宋元说话的“讲史”有直接关系，因而留下了说话艺术的痕迹，张爱玲模仿了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沉香屑第一炉香》：“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采用这种形式，之后的其他小说虽然开头第一人称隐去，但给人感觉还是在讲故事，读来分外亲切，使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因而也有人称张爱玲的作品为“新鸳蝴体”或“新洋场小说”。

白描绘形，略貌取神，是我国古典小说写实主义的传统技巧，起源于绘画艺术，成熟于小说创作，就是用凝练、形象的语言对人物富于个性的形貌进行勾画，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张爱玲在人物白描上深得其妙，还是以其代表作《金锁记》为例，看曹七巧的出场：“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掉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一个动作，几句话，精明、泼辣、难缠、刁钻的曹七巧便跃然纸上。

细节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也是雕塑、表现整体形象的重要手段，传统小说家很注重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以《西游记》为例评说唐僧四人的艺术形象之所以鲜明、丰满，读者“试摘取其一言一事”，便可“知其出自何人”，就在于作者通过细节写活了人物的“各一性情，各一动止”。张爱玲也非常擅长细节描写，如《倾城之恋》：“白流苏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条斯理绣着一只拖鞋，方才三爷四爷一递一声说话，仿佛是没有她发言的余地，这时她便淡淡地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头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过去。”白流苏虽然表面上“慢条斯理”、“若无其事”，但“手指头上直冒冷汗”的细节，流露出了自流苏内心的惶恐和担忧。

三、洋场叙事和传奇书写的整合

一种文学传统和一种文学精神，是很难涵盖一个作家创作的全貌的。有的作家在不同创作时期的心境变化是比较大的，从而与现时的文学主流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以鲁迅为例，《新青年》时期的鲁迅坚持启蒙的“呐喊”。但若干年后，鲁迅又谈及自己的心境，已经没有了彼时的乐观了，“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与鲁迅这样与文学主流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张爱玲从一开始似乎就没有进入到文学潮流之中。

张爱玲出身封建大家族，又生活在洋场上海。传统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融合杂糅，构成了张爱玲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这构成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一个优势所在。正是这双重的生活经验“助成了她对于洋场生活本质的某种把握，她把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之间的相互吸引、纠缠，彼此推拒、碰撞，构成自己部分作品的情节基础，由这一方面，显示出自己作为现代作家的历史感，——尽管是不那么自觉的历史感。”在张爱玲那里，历史感或者说历史的进步性，并不是判断文学好坏的一个标准。历史性的“宏大叙事”正是张

爱玲所要排斥和偏离之所在。

传奇，在张爱玲那里似乎就没有“传奇”的意思。人生就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鲜有天翻地覆的变动，也不大会有突如其来的“翻转”。而张爱玲对于个人生命的理解，又带有着明显的悲剧性。在滚滚的社会大潮中，个体的存在不仅是渺小的，而且也是悲剧性的。在动荡的中国，张爱玲感到的就是“破坏”。这种带有末世情结的破坏性，潜在地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在《传奇》中浸透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深刻的没落感。

四、传统与现代杂糅中的悲剧性主题表现

张爱玲的作品所具有的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悲剧性主题。张爱玲的作品整体上里悲剧性，这已经是公认的了。但她小说的悲剧性有自己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中呈现出杂糅的状态。传统文学中对张爱玲影响最深的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的悲剧意识，尤其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继承的最大最突出的古典文学传统。进一步深究，张爱玲继承的是《红楼梦》情——空的悲剧意识模型。张爱玲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言情的传统，她“伸发了《红楼梦》情的要义——爱情，她专写两性情态的变态之情：夫妻情(老中青各种年龄层次)、恋人情(青年男女与少男少女之恋、婚外恋、父女恋等)，这里情的主角是污浊丑恶的。张爱玲作品里的人物其实心底里也渴求着《红楼梦》式的真情，但现实却逼使他们变质，人之真情也渐趋模糊而终于蜕化了。张爱玲通过扭曲变形的两性之情展现了人性之丑、人间无爱的惨烈而真切的现实”。这是一个对人性悲剧的清醒认识。所以，《红楼梦》与张爱玲的作品在对人性的终极审视上都是指向一个“空”字。在此意义上说，张爱玲作品的悲剧意识继承并契合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但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毕竟与《红楼梦》的作者有很大不同，当她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用现代思想来观照现代人生的时候，她的悲剧意识里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现代色彩。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识，并将这种悲剧意识弥漫挥洒在她的作品中，她写软弱的凡人的悲剧，而且都是些不彻底的悲剧。以西方的悲剧价值观来衡量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显然不符合“经典悲剧”的标准。但张爱玲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冷漠无爱、自私倾轧，人对前景的灰心失望与现代主义作家对人、对社会的看法很相似。另外，张爱玲的作品往往以情欲、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认为悲剧根植于人性。人性是难以改变的，因而悲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解释悲剧的角度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学宿命论的色彩，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对人性的看法、对悲剧的认识很相似。因此，张爱玲的悲剧意识里既可见传统悲剧的影响又可见现代主义悲剧的特征。二者呈杂糅的状态。

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雅俗共赏的风格，主要还是她在对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上具有她独特的风格，张爱玲将现代主义的一些技巧融化到传统的创作手法之中，使她的作品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除了上述手法，其他诸如心理分析手法、象征手法、小说的结构方面等均可见张爱玲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的巧妙。这些技术方面的巧妙运用使张爱玲的作品多姿多彩，也是现代读者不仅能够接受而且比较欣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论

张爱玲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化腐朽为神奇。她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绎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恋爱与婚姻，是她的中心题材。张爱玲的作品是彻头彻尾的小市民文学，是鲜活生动的真正世俗文化，仿佛二三十年代上海老城隍庙精致可口的海棠糕，或如旧时重庆的担担面，难入大雅，却食之味浓，口香二日不绝。大俗之间，端的没见大雅吗?这和被政治窒息了创造力的主流文学的那种毫无个性，鲜讲技巧的作品相比，却更贴近民众，契合人心。看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受到隐伏在后面的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平淡的叙述往往有力透纸背的悲凉，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与心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语言的精当，感觉的准确和细腻，结构的天衣无缝，意境的凄迷哀婉，使后继者难以步其后尘，而细致聪明的叙述和阅尽人生凄凉的情怀的糅合，创造了过目难忘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阮晶金，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张爱玲与白先勇短篇小说艺术特色比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05

【2】顾梅珑，“传统”与“现代”之间永恒的苍凉风景——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解读，名作欣赏，2007，04

[3】公秀梅，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张爱玲的家园意识【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4]李建秋，倾慕现代，抑或呼唤传统——论张爱玲小说的中国文化精神【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03

作者简介：

白宝善(1964—)，男，陕西延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应用写作：工作单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